1942年春，延安和边区革命根据地遭受日伪反动派层层包围和经济封锁，我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对艰苦的生活条件缺乏思想准备，加上思想意志没有得到长期的磨练，极端民主化的政治幻想和绝对平均主义的物质要求导致了一些错误思想在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中蔓延。1942年整风之前，在延安一些刊物上出现一系列的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作品。其中以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 和《野百合花》的影响最大，波及最广，发展的结局最曲折，引出的教训最深刻。
    署名实味的以《野百合花》为总题的杂文，在副刊连载两期，共四篇相对独立的杂文。
    王实味从极端民主、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用夸大事实、以偏概全、冷潮热讽的语言把某些机关节日组织的文娱晚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与“当前现实”“不太合谐”，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为三色，食分五等”，说成有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把偶然发生的事情说成是“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他还把政治家和艺术家对立起来，说什么艺术家的主要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王实味的这些错误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不少同情，引起了思想混乱。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的发表，时值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之际。在报纸改版前夕，毛主席及本报社长博古召开了一个延安各部门党内外负责同志及作家的座谈会，搜集对本报改版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将结束时，毛主席不点名地批判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毛主席说，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以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说到批评态度时，毛主席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毛主席这番讲话，全面鲜明地指出了王实味错误的性质和要害，对于《野百合花》观点的批评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
    王实味，河南潢川人，父亲是前清举人，在家办乡学，生活十分清苦。王实味是家中第三个儿子，本名叔翰，1930年开始用“实味”的名字投稿，还用过诗薇、石 巍等笔名。1923年中学毕业，考上河南留美预备学校，一年后该校停办。为了升学，他在邮局工作一年。1926年后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他入了党，陈清晨是他的介绍人，后来陈成了托派，被开除出党。1926年秋，他认识了李芬烈士和后来成为发妻的刘莹。起先，王实味追求李芬，李芬对王实味评价不错，但她从18岁起嫁给表兄，二人感情甚笃，后因丈夫中暑离世，又遭公婆当作“克夫星”相待，她立志终生不再结婚。面对王实味的苦苦追求，李芬求助于自己的同乡支部书记段纯，段纯对王实味的工作过于粗糙，在支部大会严厉批评，并声言要开除他的党籍，王实味为此离开了党组织(编者按：王实味1937年在开封重新入党)。1930年与刘莹结婚，婚后他在上海靠翻译为生。1937年10月王实味来到延安，开始在鲁艺任教，不久调到马列学院编译室。1941年7月，马列 学院改组成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调到该院中国文艺研究室，他被任命为特别研究员。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全院整风动员大会。王实味认为整风就是要整领导人，“要割大尾巴”，主张院整风和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都应民主产生，反对院务会议关于各研究室主任为当然委员的决定，还写了《我对罗迈(李维汉)同志在整风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二则》等短文，贴在中央研究院为整风创办的墙报《矢与的》头两期上。他提出“绝对民主”，鼓动大家“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要检查自己“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还提出“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这在中央研究院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有很多青年研究人员表示同情。
    中央研究院从1942年5月27日起召开全院座谈会，主题是“党的民主与纪律”，目的是纠正极端民主化偏向，把整风引向正轨，座谈会到6月11日结束，一共开了16天，其间开了14次大会。
    整风开始，康生担任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央直属机关总学习委员会主任。在当时的形势下，座谈会很快就变成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6月8日的座谈会，延安地区70个机关1000多人参加。会上陈伯达的批判定性最高，言辞最激烈。他说：“王实味的思想是包含一个反民众的、反民族的、反革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替统治阶级服务的、替日本帝国主义和国际法西斯服务的托洛茨基主义。”“所有人类最肮脏的东西的成分，在他那里都可以找到各种某些不同的表现。”6月11日，在最后一天的座谈会上，罗迈发言中对王实味还是留有余地的。他说：“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
    生并没有就此罢手。在反对王实味的斗争会结束后，他要“继续扩大战果”，“使斗争深入”。七八月间，他用“打迂回”的办法，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发动了一场斗争，追查成全(陈传纲)和王里(王汝琪)夫妇和王实味的关系。成全是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王里在妇委工作，他们一起到中央研究室来看望过潘芳和宗铮夫妇(王里和宗铮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王实味住在潘芳和宗铮隔壁的窑洞，他们又一起看望过王实味(王里曾与王实味在河南相识)。此后，他们有过几次来往，在一起吃过饭。经过七斗八斗，就把他们五人的关系说成“托派关系”，把他们之间的接触和来往说成“托派组织活动”，最后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
    中共中央研究室党委会在1942年10月23日作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第二天，王实味到中组部哭诉自己没有参加过托派，要求不要开除他的党籍。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视“托匪和敌特、日特为一体”，至1942年底，康生下令将他逮捕。在关押期间，用“逼供信”的办法继续审讯，到 1946年再次强行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中央机关人员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