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文化，陈云和毛泽东一样都主张采取“古为今用”的方针，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列宁曾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又说：“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不必领会共产主义本身借以产生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足够了，那是错误的。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①
    毛泽东和列宁的观点基本一致。他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方针。他多次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遗产。”②“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③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十分喜爱并大量阅读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他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熟悉程度在党内是无人能及的④。他曾说过：“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⑤在阅读这些文化典籍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获得了很高的文学素养，而且从中吸取了很多臧否人物、认识社会、分析问题，乃至治国安邦的成功经验和丰富教训。比如他对《红楼梦》的评价就堪称“红学”一家言①。
    在文艺的发展方针上，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他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陈云对此十分赞同，1959年11月，他在浙江杭州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通过发动艺人搞创新和整旧工作，可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通过创新和整旧，可以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满足广大听众的需要；二是促进艺人的思想改造；三是提高书目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他强调：“这一艺术形式要发展，必须更深入工农群众。评弹艺术如能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掌握，他们可以用这种形式来教育自己，也可以参加创作，丰富评弹的演出书目。”②
    毛泽东主张对传统的文艺形式，要坚持“推陈出新”的方针③，特别是要着重内容的更新。他曾说过，我们先从内容着手，形式目前不忙改。等到将来夺取大城市后，再对旧戏进行大的改造。就个人的兴趣爱好而言，毛泽东似乎对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的较为成熟的艺术形式更为欣赏。以诗歌为例，毛泽东本人一向对新诗不敢恭维，他曾说过，我反正不看新诗，除非给我100大洋④。他本人的诗作，除了少数几首名气不大的新体诗外，写得好的几乎都是旧体诗词作品。并且一直不赞成发表自己的诗词作品，怕因此“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但是，毛泽东却历来主张，诗歌创作应“以新体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⑤1958年，在“大跃进”的火热岁月里，他在成都会议上，要求各地效法孔子编《诗经》的做法，广泛收集民间歌谣。他说，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几张纸，写写民歌。这个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民歌。在4月武汉会议上的一次插话中又说，各省搞民歌，发动学生们写，军队从士兵中间搜集。经过毛泽东的倡导，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搜集民歌运动。最后经专业工作者加工编辑成《红旗歌谣》，共收了300首民歌。尽管毛泽东对这次尝试并不满意，但他想通过倡导新民歌的这一新的艺术形式，以尽快普及和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艺术水平的目的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毛泽东还十分喜欢听（看）京剧。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还是在激情彭湃的建设时期，紧张工作之余，只要有可能，他总会抽空听听京剧或观看京剧的演出，高兴时还会哼上那么一两嗓子。《打渔杀家》、《白蛇传》等是他常看（听）不厌的曲目。
    毛泽东历来认为，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在起着满足人民群众娱乐需要的同时，也同时承担着教育人民的责任。因此，艺术作品歌颂什么、反对什么，以什么内容为主要题材，就决不是小事情。在新的艺术形式一时还难以为大多数群众所接受的时候，就要考虑到通过利用传统的艺术形式，增加新的时代内容等方式，这样做就可以一方面满足人民群众的娱乐需求，一方面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1937年8月，毛泽东在同丁玲谈话时说：“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①考虑到普通群众的接受程度和欣赏习惯，毛泽东主张，要在旧戏中加上抗敌或民族英雄的故事，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延安时期，当毛泽东看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后，当即产生强烈的思想共鸣①。因为该剧将他在青少年时代就认识到的被历代统治者和文人墨客有意无意给弄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②。在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他写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有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③此后，延安平剧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矛盾论》中对《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故事的分析，创作了《三大祝家庄》剧本。在具体写作中，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剧本要写好这样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该剧上演后，毛泽东当即写信庆贺：“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④
    但是，对一个相对稳定、成熟的剧种的改革，并不可能很快就能收到立杆见影的效果。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召开了一个庆祝晚会。会上演出了秦腔《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等传统戏剧曲目，当地老百姓扶老携幼，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将整个剧场包围得水泄不通。在文化娱乐活动非常少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但毛泽东见到此情此景后，还是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他认为，尽管晚会上演出的剧目，内容太陈旧，但是由于老百姓喜欢秦腔这种艺术形式，所以我们还是应当去搞。同时要利用另一种很受劳动人民喜爱的传统艺术形式——秧歌。后来，他又明确指出：“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秧歌队总数中占90%的旧秧歌队。”①在毛泽东的提倡下，到1943年春节期间便出现了大规模的、为陕北人民喜闻乐见的“秧歌运动”。首先是鲁艺的秧歌队扭遍整个延安城，并演出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等，得到延安人民的欢迎。此后，秧歌运动在延安普遍展开，由鲁艺而各剧团、各机关学校；又由延安而陕甘宁边区，由陕甘宁边区而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