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著名物理学家、“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先生曾经说过：“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其实回答这个问题也难也不难。只需看看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在后来的遭遇，就不难回答了。
北师大元气大伤
1950年代初，笔者曾经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经过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之后，由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组成的新师大，可谓人才济济，名教授比北大、清华还多：一级教授六人(陈垣、黎锦熙、傅种孙、钟敬文、黄药眠、武兆发)，二级教授十六人，三级教授四十三人。其中不乏“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
对新政权来说，“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可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白捡来的，只须好好使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即可。在大师们的带领和精心培育下，新中国培养出自己的大师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不幸的是，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已使教师们成为惊弓之鸟，而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更使北师大元气大伤。学校引以为荣的六位一级教授中，傅种孙(副校长)、钟敬文、黄药眠、武兆发均中箭落马。
傅种孙从教一生，门前桃李馥郁成行。钱学森早在师大附中就曾经受教于他的门下。钱学森说：“傅种孙教授是我当年的几何老师，他使我爱上了几何。”
傅先生1949年后处处受到重用和信任，心情舒畅，平日里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努力做好分内的工作，与党员副校长彼此尊重，相处融洽。从个人的角度，他不可能有什么不满情绪。如他自己所说：“我个人侥幸在两次运动(肃反和三反)中不仅不是受害者，而还是受照顾的，没有什么旧冤”，更谈不上什么政治上的诉求。作为校领导，先生在整风期间完全可以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偏偏他生性耿直，且古道热肠。想当初四九血案中先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起草宣言，传为佳话。他自己也总以为这是1949年后颇受优待的原因。眼下众人想借重他，先生便挺身而出，应人民日报之约，口授一篇文章，拟交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原师大地下党负责人刘仁得知上面方针有变、不能再“放”了，心急如焚，火速赶到师大给傅先生做工作，极力劝阻。傅先生还蒙在鼓里，坚持要发。
这篇始终没有见报的文章说道：“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会心惊胆跳。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遭这么大的祸殃……知识分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远大计划，现有人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
哪知从此闯下大祸，上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承诺音犹在耳，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便将傅先生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免去一切行政及学术职务，由一级教授降为三级，赶下讲台。这位堪称国宝级的北师大一级教授，只能去当个资料员。1962年1月14日下午，傅先生的得意门生赵慈庚和闵嗣鹤登门拜访。师徒相见，分外亲切，傅先生说：“我这个罪人不该多说话，就拿教改来说，好处在哪里？”指的是1958年开始的所谓教育革命。弟子开始说到那些极其荒唐的事情，傅先生听了不禁怒火中烧，遂满腔悲愤地说：“我想有些人就是要千夫之诺诺，不要一士之谔谔……”
说着，傅先生突然指着两边太阳穴，身子歪斜，这是脑溢血急性发作。次日凌晨，急送阜外医院抢救，三天之后，我们的老校长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64岁。
生物系系主任、一级教授武兆发的命运更为悲惨。他在六名一级教授中年岁最小，1929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动物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系国内享有盛名的切片专家、组织胚胎和细胞生物学权威。不过是因肃反无端挨斗在整风中提了些意见，就被划为右派，并受到残酷批斗。且不说纯系无辜受害，即便有罪，也罪不至死，他的自尽本属偶然的不幸事件，当事者本应低调处理，并引以为戒。校方却反其道而行之，在死者尸骨未寒、家人无比悲痛的时刻，迫不及待地在礼堂召开“声讨右派分子武兆发自绝于人民大会”，无异于当众鞭尸。
有论者认为，如果说1952年的院系调整彻底摧毁了清至民国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运行机制，那么1957年的“反右”就是把成就大师的胚胎连根拔除。诚如北京大学物理系高材生宋林所言：1950年新政伊始，“国家百废待兴，极需知识分子领军和参与各个领域的建设，却把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活跃最具创造能力的那部分人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人数超过了知识分子总数的十分之一。50年代前期每年都多有海外学人归国参加建设，1957年‘反右斗争’后一个也不回来了，不愿回来送死了。”
“大师中的大师”也难逃劫难
民国时期培养出来的大师级人物遭遇厄运，岂止是北京师范大学。
叶企孙乃中国近代物理科学的宗师，清华大学首任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叶企孙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并培养出五十多位院士。叶企孙总是把自己的高足安排在物理学之外的领域，让他们用深厚的物理学基础和物理方法在一些重要的新科技领域做开拓性工作，占领世界科技的多个制高点。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叶企孙的战略思想和实践是极其成功的。“两弹一星”功臣中的13位与叶企孙有师承关系，这决非偶然。
叶企孙着意培养的第一个大弟子就是王淦昌。1930年，他推荐王淦昌赴德留学，师从柏林大学麦特勒教授。王淦昌从此与原子核物理结缘，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欧美报刊称之为“中国的奥本海默”(奥本海默系美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说，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那一刻，“我不能不想起我的师长叶企孙教授”。
第二位是赵九章。1934年，叶企孙指引赵九章转入高空气象学领域。赵九章1935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研习动力气象学、高空气象学和海洋学。1938年秋，赵九章取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立即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成为我国地球物理和大气物理的奠基人和开拓者。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赵九章立即指出“这是空间探测的里程碑”，并向领导积极建议筹组这项巨大的科研项目，1958年1月，一个名为“518”的科研集体在中科院诞生，组长钱学森，常务副组长赵九章。1964年，赵九章看到我国火箭技术已具备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又第一个写信给周恩来，正式建议开展我国的人造卫星研制和空间物理探索，并领导筹建了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孰料赵九章本人在“文革”期间惨遭迫害致死。1999年，国家追授赵九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获奖功勋科学家的名单，排在第三位的是钱学森，钱学森是火箭技术和空气动力学的世界一流专家，为保证卫星上天不可或缺的人物。他本是学习一般铁道机械工程的，也是在叶企孙的引导和安排下才转到新科技的前沿领域，在这个学科方向上，成为冯·卡门的博士生。
1945年，教育部给西南联大六个名额，选数理化尖子去美国读博士。吴大猷负责挑物理学方面的人，只推荐了物理学助教朱光亚一人。叶企孙知道后，就同他商量可否考虑李政道。吴大猷说李政道虽系非凡之才，可在学历上仅仅读完二年级，不符合读博士的资格。叶企孙说：“我们不能为学历所限。”李政道就在叶、吴二位的推荐下去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七年后，李政道与杨振宁在美国摘取了诺贝尔奖物理学奖的桂冠。李政道著文说：“叶企孙老师在西南联大给我的教诲和厚爱，对我后来在物理学研究方面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6年冬，时任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的熊庆来在《科学》杂志上读到华罗庚的论文，惊叹不已。但当时华罗庚不过是一所中学的庶务主任，也就是杂工。熊庆来和担任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商量，能否设一个助理员职位，让华罗庚来清华工作。叶企孙表示同意。1936年，华罗庚当助教才一年多，叶企孙又说服清华领导层，送华罗庚去剑桥大学进修。华罗庚临终前致信叶企孙的侄女叶铭瑛：“道及叶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
叶企孙这样一位大功臣，“文革”中却因为莫须有的罪名搞得九死一生。反复的揪斗、关押、抄家、停发工资并送往“黑帮劳改队”，暴风骤雨般的折磨与批判，使他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一度精神错乱，出现幻听，还曾送到北京卫戍区监狱，戴上手铐，关押了17个月。昔日神采奕奕、风度翩翩的名教授，腰已弯到90度，病情非常严重，小便失禁，双腿肿胀如小桶，脚肿得穿不上鞋袜。1977年1月13日含冤去世，终年79岁。弥留之际，偶尔醒来，口中喃喃“回清华，回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