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腐败是一种多发社会现象，危害至深。新建王朝鉴于前代人亡政息的历史教训和本王朝长治久安的需要，与腐败进行斗争，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或遏制，甚至出现短暂的太平盛世。在与腐败做斗争的过程中，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反腐倡廉文化遗产，其中既有一些值得我们认真批判、总结、继承和合理利用的成功经验，也有许多因反腐不力，腐败滋生蔓延，以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古代历史表明腐败导致人亡政息是一条规律
   《周易·既济》爻辞说：“君子以思患而豫（预）防之”，说的是君子总是想着可能要发生的祸害，事先做出有效的防范。从治国安邦的角度看，腐败就是国家之大患，应时常预防和治理。虽然每个王朝灭亡的具体原因很复杂，但都与腐败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表明，腐败导致人亡政息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历史规律。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私有制出现后，腐败就有了产生的条件和土壤。在一定意义上说，腐败是与私有制伴生的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尧、舜、禹时期虽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但大禹对于日益滋长的贪赃腐败感到忧虑，命令狱官长皋陶制定刑法，将贪赃行为定为墨罪，加以惩处。周公是一位有着深刻历史意识的政治家，夏、商亡于政治腐败，周公看得很清楚，反复强调“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在对夏、商因腐败而亡国历史教训总结的基础上，周朝对贪腐进行有效防治，官吏仗势为恶、行贿受贿、接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者都要“阅实其罪”。禹、汤、文王、武王对贪腐防治结合，有效遏制了贪腐，一时官风清明，河清海晏，被后世颂称为名王圣主。孔子对夏、商、周三代英明君王当政的好时代十分向往，感慨地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唐太宗开门纳谏，集思广益，群言畅达，在一定程度上将权力置于阳光下，君明则臣直，腐败的细菌不易滋长，成就了贞观盛世。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若任其蔓延，足以毁灭政权，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予以遏制。他恩威并用，铁腕反腐，查处了空印案、郭桓案等一批贪腐大案、窝案，甚至不惜律外用刑，对贪腐者族诛、凌迟，据说朱元璋对贪腐者实行剥皮实草的酷刑。朱元璋高调反腐，铁腕治贪，虽然有律外用刑和违反人道之举，但对官吏贪腐起到了极大威慑作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元末以来贪污腐败之风，出现了有名的洪武之治。
    与此相反，有些王朝统治者奢靡无度，君昏臣贪，反腐不力，腐败之风蔓延，社会正气不张，以致人亡政息。“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中国古代吏治腐败的形象写照。夏桀“乃大昏淫”，把夏王朝推到历史终点。商纣王荒淫暴虐，“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最终身死国灭。主张“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的南朝萧梁时期太守鱼弘曾大言不惭地说，他做官所到之地要做到“四尽”，即“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庶民尽”。萧梁有这样贪得无厌而又不知羞耻的官吏主政地方，吏治腐败不堪，结果就是王朝易姓，江山易色。
    元朝末期，无名氏作小令《正宫·醉太平》对元朝末年的腐败进行揭露和讽刺，“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正是元末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是非颠倒，世事混浊，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埋葬了腐败的元王朝。
    惩于事后、防于事前、防惩并举的反腐倡廉思路和方法
    反腐与倡廉，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反腐必须倡廉，倡廉的基础是切实的反腐。历代王朝在与腐败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惩于事后、防于事前、防惩并举的反腐思路。在中国古代林林总总反腐倡廉的具体措施中，如下四个方面对于当下反对腐败有较好的启示意义。
    其一，正人先正己，养廉先养心。
    在私有观念还存在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欲求，都有人性的弱点和阴暗面。如果人的欲求得不到有效约束并超过合理的界限，腐败就容易滋生。治腐先治心，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只有扎好心灵篱笆，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才能淡泊名利，抵御诱惑，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提出了许多治腐心、养廉心的思想认识，也摸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儒家把人生目标定位于成仁成圣，主张官吏要正身修己，仁民爱物，这些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学校教育和相关考试制度浸润到人们的心中，起到了很好的防贪拒腐的作用，中国古代一些清官廉吏，如东汉的杨震、明代的海瑞都是儒家文化的忠实信奉者和践行者。宋代吕本中撰写《官箴》，强调“为官之法”，惟有清、慎、勤。包拯以遗训的方式为子孙立下规矩，“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周公把商纣王作为反面教材，规劝周武王、周成王要敬畏天命，要立君王之德，不可贪图安逸，弃德任刑，这些教育内容都保留在《尚书》中的《多士》、《无逸》、《多方》等篇章中。
    其二，表彰廉吏，斥责贪官。
    在中国古代社会潜规则盛行，要做一名清官廉吏确实不容易，压力很大，要抵御金钱美色的诱惑，要排除大大小小权力的干预，要摆脱复杂人情世故的羁绊。为官清正廉洁，就意味着要失去许多物质利益，甚至可能失去权力，失去朋友，失去亲情。从中国古代倡廉的历史实际看，表彰清官廉吏，不让“老实人”吃亏，不失为倡廉行廉的有效办法。
    司马迁《史记》设立《循吏列传》以后，历代正史大多设有《循吏传》《良吏传》，宋代费枢专门撰著《廉吏传》，让“以不贪为宝”的子罕、“一钱太守”刘宠、“二不尚书”范景文等廉吏彪炳史册。历代封建统治者也都注意褒扬“廉吏”、“循吏”，通过增秩、升迁和死后追赠追谥等方式，树立廉吏的形象，通过廉吏的言行表率作用给予社会正能量，弘扬正气，荡涤官场歪风邪气。汉代南阳太守召信臣节俭清廉，为民兴利，人称“召父”。蜀郡太守文翁兴办学校，勤政为民，政声显著。汉哀帝下诏为文翁立祠，又命郡二 千石官员奉祀召信臣坟冢。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后追赠“武穆侯”印绶，谥为“忠武侯”。
    与表彰廉吏相对应的，是对贪官污吏进行无情的谴责和鞭挞。我国历史上早期称贪污为墨罪，也称赃罪，“贪以败官为墨”，贪腐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污黑不净。《诗经》对那些居官行贪，或凭借政治地位和权势攫取各种非法利益的贪人用“败类”予以贬斥，表明人们对于贪腐的憎恨和厌恶。明清时期文学家更是把百姓对贪腐的憎恨融入小说、戏曲、笔记之中，嬉笑怒骂。
    清廉光荣，贪腐可耻，表廉吏，斥贪官，一褒一贬，让清廉者名垂史册，将贪腐者钉上历史耻辱柱，善恶彰显，是非明辨，引导人心向善。
    其三，立制反腐，巡察地方。
    官吏的道德自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腐败，但这种软性约束弹性很大，效率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中国古代政治家们也领悟到，只有依靠较完备的法制，才能保证行政机构的有效运行，有效遏制腐败和处置腐败。所以，无论是皋陶之刑、《禹刑》，还是《秦律》、《唐律》对贪腐都有明确的惩罚规定。在防治腐败的制度中，最有创新意义的，一是察举、考试任官制度，二是刺史巡察郡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