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斗争年”。继1951-1952年在政治思想上批判知识分子后，毛要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推向一个新阶段，进一步在学术领域中制服他们。他计划用1955年一年时间，“在科学、艺术、文学整个基本方向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1955年的批判梁思成运动，实际上是毛这一年展开的大规模学术批判项目中的一小部分。
    1954年11月，中宣部就已在中南海庆云堂开会，部署从经济和学术两方面批判梁思成。同在11月，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召集中央设计院、北京市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系等单位从事建筑设计和教学的共产党员，“给了系统的指示，对建筑方面的反人民的、反动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即资产阶级思想，作了严厉的批评。”
    2月18日，彭真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首次会议上，就“建筑形式问题”，未点名批评了梁思成，指责他在1953-1954年间主持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图纸审批时，要求很多送审方案修改设计、加盖坡屋顶的作法。
    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以类似赫鲁晓夫报告的口吻指出造成浪费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某些建筑师中间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全国各大报纸都纷纷揭露近几年基本建设中的浪费情况和导致严重浪费的建筑设计。很多文章都特别提到这类设计是深受梁思成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影响。
    可以想象，梁思成当时是多么惊愕。梁经过1949-1952年的思想改造，不惜将自己于1930-1949年间发展出的对现代主义的热情一概否定，遵从“一边倒”国策，响应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原则，在相当程度上回归他在1940年代开始摒弃的布杂体系，为在中国设计折衷主义的“民族形式”提供理论支持（1953年的“建筑可译论”）和形式演示（1954年的想象中的高楼和街景图），影响了一些中国建筑师在1953-1954年间设计出一批“大屋顶”建筑。梁思成如此彻底地改造自己，为的就是在新政权统治下，将自己对中国古建筑的热爱和学识，重新放置到两个他自认为无比坚实的政治基础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民族形式”的倡导和斯大林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方针。可突然间，到了1955年初，这两个基础都不复存在。
    一方面，显然，斯大林的建筑方针已被赫鲁晓夫否定。另一方面，更具悲剧性的是，梁思成将毛泽东对“民族文化”的倡导，作为自己探求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政治基础，这到1955年初，被证明完全是梁一厢情愿的解读。毛对中国当代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民族性探讨极为关注，但他对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却从未发表过任何系统见解，很可能他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在他仅有的一些零星的建筑言论中，深谙中国古典历史、哲学、文学的他，流露出的只有对中国传统建筑和当代“民族形式”探索的鄙视。1955年，他说“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与龟壳子”“既费钱也不好看”。1958年，他说古城北京和开封的房子让他“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而在另一方面，富于讽刺意味的是，毛这个一生与帝国主义列强作战的民族主义战士，却对殖民城市的遗产———青岛、长春的建筑很有好感。
    实际上，1955年这场批梁运动正是毛本人发起，由中宣部传达给北京市委展开的。自新中国成立后，毛对梁的不满日益积聚，除了不喜欢梁对“大屋顶”的倡导外，还有另外几重因素叠加在一起：一是针对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的选址，从1949年底到1950年中，梁思成和陈占祥极力反对苏联专家在北京旧城中心设置的提案，力主在整体上保护旧城，在西郊另建新市中心区。而毛本人也想将中央政府设在旧城中，要将北京旧城全面改造为社会主义新城。梁、陈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实际上也在抵触毛本人的想法，这显然使毛不快。据披露，毛曾埋怨：“中南海皇帝住得，我为什么住不得”，“有的教授要把我们赶出北京城”。还有，针对北京旧城改造，梁思成自1950年起反复呼吁要保留北京古城墙、城门和牌楼等城市遗产，这又与北京市政府和中央激进改造北京的想法频频形成冲突。”
    1955年的“反复古、反形式主义”运动，将梁树为中心批判对象，无疑有多方面不公：全国范围的建筑浪费原因有很多，不能全归于“大屋顶”的设计；而梁本人只提出一些宽泛的“民族形式”理论指导和形式示范，对全国各地大量在设计上跟风、水平参差不齐的“大屋顶”设计无法负全责等等。梁思成在1955年初口头认错，同时也感到委屈：“……但也自以为我对民族传统的运用的理论，并不是苏联那样硬搬古典遗产的复古主义，而是设计人员不懂中国建筑、乃至一般建筑设计的原则。”
    批梁办公室
    批梁运动在经过一系列揭发、检讨后，按陆定一给彭真的指示，进入“理论讨论”阶段。彭真5月27日在北京批判梁思成的座谈会上，决定专门成立一个批判梁思成办公室，组织一批文章。
办公室连续工作两个月，到7月30日写出十几篇批判文章，再加上其他各方文章，共九十六篇，总结出梁的七大错误。
    彭真约梁到他家，先批评梁的“党对建筑是外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言论，然后说：“几十篇批评你的文章已经给你看了，现在决定不登报了。因为现在正在批判胡适、胡风和梁漱溟，如果再批判你，就成批判二胡、二梁了，那就把你一棍子打死了。你的错误与他们的错误性质不同。你是学术上的问题，他们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梁当时既害怕又委屈，同时对彭真的决定“感激涕零”。
    众多的批梁文章中，除了单一的政治攻击外，涉及学术讨论的可归结为两大类：一是从理论上批驳梁关于建筑艺术的民族形式理论，尤其是他关于中国传统建筑的“文法论”和新中国建筑创作的“可译论”；二是从史学上抨击梁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可以想象，1955年被批判的梁思成，其内心痛苦是多重的：首先，所有批判者，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迫于政治压力，他们的批评话语背后仰仗的是官方独断的威权和意识形态，梁即使对批评有不同意见，也无法与之争辩；其次，抛开独断意识形态僭越学术争论的所有不公，一些批判者，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也确实揭示出梁在建筑理论和历史研究上的不完善之处，这也一定对梁的情感和思想形成深刻冲击；还有，更深刻的悲剧还体现在梁的建筑思想追求与新中国政治之间的纠结关系上。
   “一步也不再离开党”
    1955年的批判，摧毁了梁思成的学术自信心。他在1956年初给刘小石的信中回忆道：“1955年下半年是思想矛盾最大的一个时期，一个人住在颐和园，孤独，极端地忧郁，情绪极不安定，思想不能集中。”为赶上时代步伐，梁加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阅读每天的报纸，不放过任何一篇社论。他时时都在剖析自己，发掘自己犯错的根源。”在清华大学内外的各种会议上，人们常常能听到他虔诚的自我检查的声音。“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成了他的口头禅。他在入党申请书中称自己为“再生的青年”，但他的学术生命已经接近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