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对中华民族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巨大创伤，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破坏全面而且彻底，尤其对法律的破坏，导致中国社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
　　1966年5月16日是一个永远被历史铭记的日子。
　　这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票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这是一份指导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起点，它已经被永远记录在案。
　　4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民族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巨大创伤，它被称为“十年浩劫”——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破坏全面而且彻底，尤其对法律的破坏，导致中国社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
　　历史从一个剧本开始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以批判《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
　　早在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一出有“海瑞”角色的清官戏，他要求有关部门找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写点文章。会后，胡乔木回北京找吴晗写了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周扬则在上海请周信芳编演《海瑞上疏》。后经马连良要求，吴晗写出了剧本《海瑞罢官》。
　　“海瑞戏”的上演确有一定政治考量：历经1957年反右之后，许多人噤若寒蝉，不再敢开口说话，演“海瑞”只是鼓励大家继续“说真话”，表现他不畏强暴、为民请命的精神，完全没有后来所批判的“为彭德怀翻案”意图。安排这项工作时，“庐山会议”尚未召开，彭德怀事件根本没有发生，在批判《海瑞罢官》时所说的“单干风”“翻案风”更是发生在1961年，这些历史学家、艺术家们哪有未卜先知为彭德怀翻案的本领和胆量呢？
　　1964年7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机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和吴冷西组成，彭真为组长。
　　1965年2月，江青在上海与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密谋，由时为上海解放日报社编委姚文元执笔，撰写批判性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前后写了七八个月，多次通过秘密渠道进京修改，据说毛泽东亲自改了三稿。但毛泽东在1967年2月的一次谈话中并不承认出自他的授意。
　　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成通过之后，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了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和《海瑞罢官》剧本的作者吴晗，文章指责《海瑞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一株毒草”。
　　各地报刊对姚文元这篇不明就里、突如其来的批判文章没有多大反响，除华东地区报刊外，其他地方均未予以转发，尤其是北京市委，因文章直接批判了副市长吴晗，而姚文元此时只是一家地方报社的编委，也没有中央报纸必须要迅速全文转载地方报纸所刊登的一篇“学术批判文章”的惯例。姚文元的文章没有得到北京市委“高度重视”。况且此时，不仅北京市委，即便中共中央也没有什么人知道这篇文章有着多么深奥的意味、多么玄妙的背景。
　　北京市委的态度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不满，他指责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压力之下，包括《人民日报》这些地处北京的报刊才于11月30日全文转载，转载时依然认为这是一篇“学术批判”的文章。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表扬了这篇文章，但他同时认为没有打中要害，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引发了激烈争论，在此情况下，文革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制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它被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本意是约束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以防发展为政治斗争。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尖锐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使斗争倏然激烈起来。
　　1966年4月9日、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判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成立了“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他们的任务是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1966年4月10日，林彪、江青主持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纪要》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新账老账一起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标志文革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就是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产物。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讨论如何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会议召开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大会主要事项则由康生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合计在76人到80人之间。但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都没有参加。会议有两个主要议程，一是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反党错误”；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会议共发了七个文件。下面就按会议进程对主要事件进行介绍。
　　虽然会议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又是以“座谈会”形式开始的，首先由康生进行“情况介绍”。
　　康生在5月5日下午和6日上午用了约8个小时“介绍情况”，主要是传达毛泽东1962年9月以来特别是1965年11月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包括对彭真、陆定一的批判，解散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号召地方向中央进攻的内容。康生还介绍了即将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起草经过。康生特别提到，《通知》不仅关系到文化革命的问题，还关系到粉碎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人物的篡党夺权问题，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
　　康生的“介绍”结束后，5月6日下午由张春桥讲话，他讲话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姚文元文章在北京受到阻挠发表的问题。7日上午由陈伯达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要使用“新账老账一起算”的办法“揭露”彭真的“历史问题”。
　　很显然，康生、张春桥和陈伯达的讲话是经过精心准备的，绝大多数与会者对此深感震惊，却又茫然不知所措，当时对毛泽东的崇拜已深入人心，无人对上述三人的讲话提出任何异议。“座谈会”是大会的第一项议程。
　　向“资产阶级”开火
　　1966年5月16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票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一份指导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正式出台。
　　《通知》由三个部分组成。前言部分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这是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采取组织措施；二是列举《二月提纲》10条罪状，逐条批判，提出一套“极左”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三是结语，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五一六通知》措辞十分严厉，开篇直奔主题，没有任何修饰和婉转之处：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在对彭真提出严厉批判之后，《通知》用了约三千六百字的篇幅，对《二月提纲》提出了十条批判意见，咄咄逼人，上纲上线，火力猛烈，彭真以及《二月提纲》所表达的内容完全站在了对立面上。《通知》声称，“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毛泽东对通知做出了多处亲笔修改，为真实展现历史，这里将毛泽东的亲笔照录如下：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一面直接针对彭真提出强烈批判，同时也起到了全面否定当时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工作的作用。但内容上许多地方歪曲事实、强词夺理，如指责彭真“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完全不符合事实。
　　《五一六通知》说明了中国当时的一个基本事实，阶级斗争理论已经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也到了无人能阻止、左右的地步。
　　微薄的抗争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三项议程是林彪5月18日的讲话。林彪的这次讲话非常著名，被称为“五一八讲话”，后来又被称为“政变经”。主要内容有三个部分，第一，他列举大量例子，说明“世界政变成风”；第二，大讲“反复辟”，主要是“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第三，天才论，讲话中提出了一句经典论断“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周恩来在5月21日的发言中高度称赞了林彪的讲话。历史的吊诡在于，林彪的这个讲话成为他后来“政变”的依据之一。
　　会议的第四项议程是彭真、陆定一等人的检查。5月19日上午彭真做了大约5分钟的大会检讨，否认了《五一六通知》中对自己的指控：“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同陆定一有没有反党的联系，请中央审查。”但彭真的辩解被康生断然拒绝，他说：这个话就是反对《五一六通知》。林彪指责彭真是“做梦也没忘掉”。
　　5月20日是陆定一检查。在会议上出现了一个极为荒谬的事情，每个席位上都有一张奇特的影印件，影印件上是林彪关于“叶群是处女”的亲笔说明。林彪指控陆定一与夫人严慰冰相互勾结“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陆定一对这一指控表示拒绝。
　　会议的第五项议程是5月23日通过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处理决定，停止了上述四人的职务，任命陶铸、叶剑英、李雪峰等人的新职务。次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并成立审查委员会对彭罗陆杨进行专案审查。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5月28日根据《通知》提出设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穆欣、姚文元以及四大区各一名成员。但实际控制文革小组的是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爆发不久取代了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工作。
　　山雨欲来
　　为了配合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进行，两报一刊以及《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纸予以了积极配合。首先是《解放军报》在5月4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社论指出，当前的斗争“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又长期的斗争……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5月8日，该报发表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同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文章，两篇文章的矛头都直指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指控他们在过去的文章中“射出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同日的这两份报纸还刊登了林杰摘编并加了按语的长达两万字的《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此间最为重要的文章当数5月10日《解放军报》和《文汇报》同时刊发的姚文元长达两万三千字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新华社不仅当天做了全文转发，并规定第二天全国报纸转发，转载时不得错一个字。
　　5月11日的《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5月14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一时间，这种火药味十分浓烈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地扑面而来。
　　这些具有强烈针对性的文章立刻引发了严重后果，5月18日，人民日报社社长、主编邓拓，分别给北京市委和妻子丁一岚各写了一份遗书后自杀。遗书压在枕头下，当时北京市委派人处理邓拓后事，将遗书取走。他在遗书中写到：“文章含义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我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在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而他写给妻子的遗书，直到13年后的1979年丁一岚才看到丈夫的遗言。
　　五天后的5月23日，毛泽东的前秘书田家英自杀。
　　走向浩劫
　　在连篇累牍的评论强烈煽动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等七人，于5月25日下午在北京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康生的妻子曹轶欧派人要走了大字报底稿，由康生将其密报给在杭州的毛泽东。
　　5月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请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泽东当天即表示同意。31日，陈伯达带领工作组全面接管《人民日报》党委领导权。
　　在陈伯达授意下，《人民日报》于6月1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予以全文刊登，同时还配发由王力、关锋起草，署名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再度发表评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随后，两报一刊开足马力，连续发表各类评论，并通过这些评论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扩散到社会上。
　　文化大革命就此全面爆发。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表示了对红卫兵的支持，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央全会通过修改多达三十一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因文件共十六条，又被简称为《十六条》；刘少奇在党内地位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
　　而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过了整整一年，才于1967年5月17日全文刊发。这份文件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起点，作用十分重要，它已经被永远记录在案。
　　四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民族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巨大创伤，它被称为“十年浩劫”，——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破坏全面而且彻底，尤其对法律的破坏，导致中国社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
　　导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论是全党还是全国，出自对领袖的热爱，对毛泽东的权力完全丧失了制约可能，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发动一场惊天动地、不计后果的运动。
　　不受控制的权力是极端危险的，“文化大革命”是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要防止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把权力关进笼子，不使权力为所欲为，不论掌握多大的权力都要按照法律规定从事自己的工作，这是一个需要迫切完成的任务。解决权力制约问题的唯一出路在于民主与法治，在于建立一个以规约权力为治理方式的现代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