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一批流散海外多年的竹简入藏清华大学，经专家测定，判断这批竹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05年（前后30年）左右，相当於战国中期偏晚。2009年3月，这批总数为2388枚竹简的释读工作启动。2009年4月7日便有了重大发现——《周文王遗嘱》见天日。
    《周文王遗嘱》名称为《保训》，是周文王的临终时终时对他的儿子姬发（即周武王）的遗言，讲到了上古时期关於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还有许多珍贵的内容，比如人们常说“四书五经”，实际上应为《四书六经》，其中《乐经》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彻底失传。这批竹简上还发现了类似《乐经》的周武王乐诗。简上记载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还饮酒赋诗。
    当然，笔者关注的是关于上甲微的篇章。《史记?殷本纪》:“振卒,子微立。”《索隐》皇甫谧云:“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记载的都过于笼统。文王遗嘱所述上甲微的事迹是具体的:微借“中”（“中”字在这里有法律，执中的意思）河伯，简文简称“河”,以“覆有易”(《尔雅?释诂》:“覆,审也。”),即藉河伯审查有易之罪,有易服其罪,上甲微才将“中”归还给河伯。这种描述未见于以往文献。此“中”指与诉讼相关的文书,史籍所见通常是最终的判决书,由于它是经过反复审议与衡量形成的,被认为是公正的,所以称做“中”,如《周礼?乡士》:“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刑杀,肆之三日。”注:“受中,谓受狱讼之成也。
    看来，上甲微之所以得到河伯的相助惩罚有易，是做了一番工夫的，是在事实和律讼方面都得到认可后才进行的。
    以往的记载与遗嘱所云虽为同时事,却似乎有较大差别,如史载上甲微从河伯借来并返还的是军队而不是司法判决之类。而看这篇《保训》，上甲微还给河伯的，是一批认定有易的法律文书。可以理解那个“中”，是上甲微佩戴着的对有易的执法行为,故简文不仅有“有易服厥罪”字样,尚有“微无害”的说明,二者皆为诉讼用语,其同时见于一事件中,显然是为了表明诉讼之公正性。服罪是针对被判决者而言,指服从判决;无害是针对判决者而言,指公正无所枉害。李学勤研究中认识到，上甲微是有理有利有法的讨伐有易部落志，使有易部落服气，看来传说和甲骨文记载的是真实的历史。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岁在甲子，子夜，木星（岁星）正上中天，地平线高达78度，所以用肉眼看起来格外明亮。
   （时间的选取见《夏商周断代工程组公告》2001年2月16日，《人民日报》）
聚集在牧野的周军和诸侯部队，在周武王一声令下之后杀奔商都朝歌，武王以精锐部队“虎贲三千人，戎车三百辆”在前，冲向商都朝歌。殷纣王指挥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迎战，双方在空旷的牧野厮杀起来，战斗进行的十分激烈，竟至“血流漂杵”，本来厮杀的难分难解，殷商部队中的一部分工匠突然阵前倒戈，纣王阵脚大乱，兵败回城，见大势已去，穿戴整齐，配珠宝玉器，纵身火中自焚而死。
    周武王举大军入城。
    原殷商王公大臣纷纷迎降，其中著名的有微子、箕子等，还有纣王的儿子禄父也投降了。
    可是，却有一百个被后人视为奴隶身份的工匠的人还在恶战，誓死不降。应该包括纣王妃子之一的妇燕，以及占卜的贞人“燕贞”。
    据《逸周书》《王会篇》记载，这一百人，是来自“燕地”商朝“北土”的方国——燕国的。他们各怀技艺，有的善于烧制陶器，而且能够挂釉，有的能够制造当时极为少见的漆器，当然最多的是会铸造铜器，会在铜器上铸出精美的“燕鸟”，在当时被称为“玄鸟”。
    这一百以“燕”为名的臣僚由于寡不敌众，战败被逮捕后，没有屈服，周武王是很想招降他们的，但是他们誓死不屈，最后被全都被法办处死了。（事迹见《逸周书》《王会篇》首图藏本，释义曾经请教过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获得认同。）
    他们是燕地燕族派往朝廷代表自己民族和酋邦封国利益的人，是万里选一的人才。他们虽然被周武王称为“恶人”，但他们是当时上百个邦国住在商都里的匠人中唯一誓死不屈的一群，或者说一国，他们的不屈精神，就是后世所说的燕文化。燕文化的第一道闪光是王亥；这就是燕文化的第二道闪光。
    千里之外，燕国得到了消息。
    无疑，这一百工匠的死对燕地这个方国来说是重大损失。留在燕地的人有些迷茫，有的准备要和这个称为“周”的新霸主抗衡，也有的惶恐不安，不知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而关于他们后来的命运却史无明文，只知道后来是周召公封在了燕地，占领了他们的方国，世代相传，一直 到灭亡。此时，在燕地形成的燕文化已经是以忠贞和宁死不屈为基础，内容庞杂丰富的被后人称为“姬燕”的燕文化了。代表人物是燕王哙、燕昭王、苏秦、乐毅、秦开、太子丹、荆轲、高渐离乃至卫满等了。 但是，其根本精神没有改变。
    到了燕并蓟和迁都下都之后，燕的消息逐渐从历史中降解，一直到辽国时期，原来燕都上面建立了辽的城邦，燕都便寂寂无闻了，上千年来，人们找不到它的下落了。
    也就是说，人们对于姬姓的，由周召公始封的燕国，有很多记忆，包括战国以来的记载，但是，对于古燕国，在近代以前，还知之甚少。对于燕文化的形成，还基本没有研究。对于周召公到没到过封地燕国？怎样到达的燕国？当时燕国的状态如何，一切还都不知悉。
      曲折的发现历史
《地名知识》杂志1984年第4期，登载《燕山得名的历史渊源》，署名为笔者之一的王德恒。
    文章虽然发表于1984年，文章的写作却是在1981年。当时，位于北京房山县的“北京石化总厂”要改名为“燕山石化总公司”。可是，有人提出“燕山”位于京稍北东侧，一直到达渤海海滨，而房山在北京的西南，其境内的大房山是太行山的北脉，叫“燕山石化”不合适，叫“太行石化总公司”还说得过去。这使上司们很为难。
    那时候，王德恒为了探讨金皇陵之谜，刚刚调入房山（燕山）组建文物管理所。听说了这件事之后，经过考证后认为：石化总厂所背倚的连泉顶大房山古代是称为“燕山”的，后来，随着燕国迁都，燕山这个名字才东进、北移。然后写成了上面所说的文章，递交给了石化公司的领导，又递交给了有关部门，最后，北京燕山石化总公司这个名字确定了，一直叫到现在。1983年，又要将原燕山石化办事处升格为“燕山区”，这篇文章便被送到了国务院地名办公室，燕山区这个名称也得以批准，文章也被《地名知识》发表，并在封面进行了提示。
    在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里，记载了商朝的北方有一称为“晏”(亦作匽、偃、晏、郾、燕)的方国。
   “匽来，……佳方囚”。(《甲骨续存》一、五二九)。
   “乙巳卜贞，帚妟……”(《殷墟书契前编》六、四四六)。（后来又发现了十几条）
    而且有称为“晏”的贞人在商代武丁、祖庚、祖甲时代是很活跃的，多次主持重大的占卜，决定国家大事。
    这两条卜辞记载的“妟”不但和商朝有来往，而且还有和亲关系。著名的“玄鸟妇壶”就是燕族这个方国嫁女到商王朝的媵器，也就是“妇妟”陪嫁的物品。“妇好”的墓中也出土了类似陪嫁物品。
    帚，就是现在的妇字。妇妟（yan），按甲骨文的读法就是姓妟的妇人，当时只有以国为姓的妇人才能记录于甲骨文。那么，这个晏国确切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晏”，包括偃、晏、郾字，王国维等诸大家，解释为是在屋顶筑巢的燕子在巢里探头的形象，在甲骨文中有五种写法（加图）。除了象形，王德恒进一步解释，也有会意的意思，象征着安居、有房，有燕筑巢了，有家了。在商朝初期，也包含有部落安居的意思。在商汤以前，或者至少在武王克商之前，燕地有一个称为“圣聚”的地方，还有一个称为“燕亳”的地方，就是崇拜燕子以燕为图腾的聚落，也称为方国，（或者按照现在的说法为土著燕国，古燕国）。
    这个聚落和商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要解决燕国、燕文化，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寻找到这处古遗址。
    孙维昌等在所著《中华文明的历史足迹》（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一版）描述：“琉璃河是北京市西南约50公里的一个小地方。它最先是由业余考古学家吴良才发现的。吴良才是中国考古学先驱之一吴金鼎的胞弟，曾经在北京和兰州的中国银行工作。抗战胜利后，琉璃河水泥厂因恢复生产而向中国银行贷款，经办此事的吴良才在琉璃河收集了一大包陶片，返回后送到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苏秉琦处。苏秉琦也觉得这是一处很有价值的遗址，但是限于当时的时局动荡，无力组织发掘。直到1962年，在组织学生实习时，已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主任的苏秉琦提出去琉璃河遗址复察和试掘的想法，后来在刘李店和董家林等地的试掘证明，这里有年代相当于西周的文化地层。但是当时对于这片遗址的重要性究竟如何并不是很清楚，而关于召公始封地的猜测多认为最初的燕国都城应当在今天的北京城西南，因此学者们并没有把琉璃河与燕国联系在一起考虑。”
   “两年后，琉璃河黄土坡的农民上缴了两件从地下挖出来的铜器，其中铜鼎上有‘叔乍宝尊彝’铭文，而铜爵上有‘父癸’铭文，其实铭文亦无特殊之处，但是在北京出土的带铭文的铜器绝不多见，其本身就有重要意义。正是这两片铭文将考古学家再次吸引到琉璃河，从1972年开始，一个专门组织的考古队在琉璃河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材料明白无误地证明，琉璃河就是召公的始封地，而琉璃河的黄土坡就是燕侯家族墓地，召公的领地终于被考古学家找到了!”
    据孙维昌等人介绍，墓葬区主要分布在琉璃河遗址中部的黄土坡一带。由于1964年当地农民在菜窖中发现了两件铭文铜器，70年代的墓葬发掘有意识地选在铜器出土地点的附近。1974—1975年，黄土坡墓地出土的器物中带有燕侯铭刻的鼎、簋、尊、鬲等就多达11件。在墓葬中发现的一种圆形铜泡，因为周围有漆木痕迹，考古学家推断这是漆盾上的金属装饰。其中52号墓葬中出土的铜泡上有“匽侯”字样，据此推测，这批青铜兵器是专门为燕侯制作的。……
    1995年被认为是北京建都3040年，在房山的韩村河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在会上邹衡回忆（王德恒现场记录整理）：
    根据文献和(战国时期)金文的记载，周朝初年北方地名中就有燕、北燕、燕亳。周武王灭商，开始封召公于北燕。可是周初的北燕在今天哪个地方，这是一个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大体上有蓟县、涞水和北京种种说法。清朝末年，在河北涞水张家洼出土了一批邶国的铜器，王国维曾经以为邶即是燕。据说在北京卢沟桥一带曾经出土了一批燕侯的铜器，其年代可以到西周初期。根据这些线索，从1956年以来我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燕的始封地究竟在什么地方。1958年我曾经到北京广安门和陶然亭一带进行过调查，结果认为广安门和陶然亭一带根本没有可能是西周早期的都城，见到的只是战国时期的陶片。西周燕都始封地一点线索都没有。1962年春天，北京市文物队的苏天钧来北大找我，说在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让我去看看。不久，我带领三名毕业班的学生韩嘉谷、王恺、李东婉，曾经两次到琉璃河刘李店和董家林进行调查，捡到一些陶片，并开始做小规模发掘。这是琉璃河遗址首次发掘，通过掘开的几条探沟，发现一些灰坑和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我们经过详细的整理和研究，最后把结果给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写了文章发表于《考古》1963年3期上，这是关于燕国始封地调查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除此之外，我同韩嘉谷同学曾经初步地调查了董家林的城址。当时这个城址还保存着城墙，高达一米多，从城墙夯土里面找到了不少的辽代的陶片，所以当时断定城墙是辽代的。以后我又带了一名助教张郑国，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调查，从永定河以南开始一直到拒马河，调查了很多遗址，其中重点的有五处。
    根据调查情况来看，丁家洼遗址和拒马河南岸小型遗址，都是西周遗址，但是规模都很小，不太可能是西周的燕都。
    规模最大的是刘李店和董家林遗址，当时初步判断遗址的规模有1000米×500米，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太平寰宇记》中查到：幽州良乡县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属涿郡。这条记载虽然不见于更早的文献，《太平寰宇记》是宋朝的，属很晚的文献，但估计宋朝时可能有其他资料来源。这是一个推测。良乡城距刘李店只有2．5公里，这条记载非常值得注意。因此1972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同意我的建议，又组成发掘队，在刘李店和董家林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这次发掘时间虽只一个多月，但规模却很大，师生共有四十余人，由我负责业务工作。这样大的考古队在全国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有：
    (1)证明第一次试掘的结果是完全可靠的，此处的确是西周时期遗址，年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到东周初期。
    (2)遗址范围包括立教、黄土坡、庄头，经过详细勘探，遗址的面积超过第一次勘探的1000米×500米，扩大到3000米×1000米，这是一处规模很大的周代遗址。
    (3)1962年见到的董家林辽代城墙遗址已经完全被破坏，地面上已见不到，原来地面上高一米多的城墙只剩下墙根，当时推断其时代可能很早，甚至早到西周初年。
    (4)黄土坡某个社员讲，曾经在他家菜地里挖出过一件铜爵，他把铜爵卖到琉璃厂，当时琉璃厂的人警惕性很高，认为是从墓中盗出的文物，就偷偷地报告了当地派出所，结果此人被公安局扣留了。不过，这件铜爵根本不像有入说的那样有铭文，铜器铭文的出现是以后的事了。根据这一情况，我就派四五个学生在这位农民的菜窖附近开了条20米×0．5米的探沟，寻找铜器墓。几年以后才知道，这条探沟的南头，距后来发现的大片燕国墓地只有几米了。我当时估计所谓清末出土的燕侯铜器很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出自卢沟桥。
    (5)根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当时我曾对学生说，这里的遗址很可能就是燕国的中都。作为燕都的条件有大规模西周遗址的存在、铜器墓的发现和文献的记载。后来随着天气渐冷，我们便停止发掘回来了。
    大概七八个月以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继续在琉璃河发掘，果然发现了有燕侯铭文的铜器，还有太保赠予的情况，完全证明这个遗址的确为燕的中都。
    在1972年的平整土地中，遗址面临被铲平的危险，为此我向北京大学负责人八三四一部队的副政委汇报了情况，他很快向国务院做了汇报。第二天，国务院农林口负责人带领几位部长来琉璃河，当时陪同他们来琉璃河的还有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问到我的意见，我表示对这样重要的遗址应当保存。这位负责人经过考虑后讲：中国这么大，保留这么三百多万平方米的地方不算什么。他命令推土机开出琉璃河，遗址就这么保留下来。“文化大革命”中为此事我受了很大的冲击，北大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我欺骗中央首长，连西周陶片都不认识，把汉代遗址说成是西周遗址。1973年春、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同志们来琉璃河发掘，工作了几个月，没有重要的发现，都纷纷埋怨我，说我夸张了此遗址的重要性，说我把他们坑陷在琉璃河，其实什么重要的东西也没有。该年秋、冬，他们继续发掘，终于发现了重要的墓葬，发现了有“燕侯”铭文的铜器等，此后再也不埋怨我了。于是我与琉璃河就此失去了关系。
（以上是邹衡的发言）
    除以上两说之外，1985年组成了金陵考古队，成员有4人，课题组组长为鲁琪，当时他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二室主任。组员有齐心，当时她的身份是文物研究所的所长。还有就是俞震和王德恒。
    白天勘察金陵地面，晚上无事聊天，俞震向王德恒鲁琪讲述1962年他在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工作和郭仁和张铃等人，来到房山县进行考古调查，在琉璃河镇的刘李店村、董家林村、立教村发现古代遗址。同年10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和北京大学在这一地区进行联合发掘，获得了一些西周时代文物，从而证明刘李店、董家林古代遗址均属西周遗址。
    后来，王德恒和张铃核实了情况，确如俞震所说。
    王德恒据此问过邹衡，邹衡解释，琉璃河遗址应是北京市文物队发现的，但其当时没有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王德恒找了当年的发掘报告看，报告上比较明确的写着是商周遗址。但是，没有认识到重要性也是真实的，因为他们没有拨款没有继续发掘。
    后来邹衡根据调查的情况复查、核实了许多遗址，最后断定琉璃河最重要，于是带了3个学生于1962年开始发掘，这是该遗址首次发掘，北京市文物队没有参加。10年后的1972年，邹衡带领北大40多个学生又在琉璃河黄土坡村进行发掘……
    关于琉璃河遗址最早发现、发掘的情形，以上各说尽管有些不同，但整体脉络还是不难看得出来的。
只不过文物工作队属于日常工作，没有感觉到新发现一个西周的遗址有多么重要，而邹衡作为学术研究，开始就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所以，琉璃河遗址在他们嘴中宣扬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