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下旬，郭沫若致信邓演达，表明了反蒋的态度，并申明要公布蒋介石的罪状。3月31日，郭沫若奋笔疾书写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公开宣布了与蒋介石的决裂。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下令缉拿郭沫若，声称：“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请开去党籍，通电严拿归案惩办。”郭沫若随即被开除国民党党籍，成为了一名在逃的“政治犯”。
　　书写中国近当代的革命史、文化史，郭沫若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一个人在多个领域内都有极高的建树，难得。
　　郭沫若在1958年12月公开宣布入党以前，一直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其实，早在1927年8月，他就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所迫，曾长期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以致有人怀疑他已“自动脱党”，所以才在建国后“重新入党”。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后，经中共中央调查取证，才搞清楚历史真相。原来，郭沫若一直是一位“无党无派”的中共秘密党员。
　　“四·一二”政变前发表讨蒋檄文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郭沫若在周恩来、孙炳文等人的推动和推荐下，毅然投笔从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开始以国民党左派人士的身份投身于国民革命。同年10月，经邓演达提议，郭沫若被蒋介石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随即前往南昌主持政治部在总司令部行营和江西方面的工作。
　　当时，郭沫若直接在蒋介石手下工作，蒋介石欣赏郭沫若的才干，希望他可以成为自己信赖、倚重的幕僚。然而，事与愿违，郭沫若并非趋炎附势之人，他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与蒋介石共事，使郭沫若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庐山真面目。1927年3月下旬，郭沫若致信邓演达，表明了反蒋的态度，并申明要公布蒋介石的罪状。3月31日，郭沫若奋笔疾书写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公开宣布了与蒋介石的决裂。
　　郭沫若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残杀民众的大屠场。他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了。”“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十多天，郭沫若的这篇讨蒋檄文犹如一颗巨型政治炸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擦亮了人们的眼睛，揭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大大提高了革命者的警惕性。可以说，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血雨腥风中，郭沫若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蒋的文人。他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毫不畏惧，表现出了十分可贵的革命气节。
　　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下令缉拿郭沫若，声称：“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请开去党籍，通电严拿归案惩办。”郭沫若随即被开除国民党党籍，成为了一名在逃的“政治犯”。
　　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郭沫若公开举起反蒋的旗帜，他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到上海向周恩来汇报了蒋介石在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的严重情况，并劝周恩来迅速离开上海。周恩来联系到宁波、杭州、南京、上海等地发生的类似郭沫若反映的情况，随即会同赵世炎、罗亦农等人起草了致中共中央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但没有被接受，大革命最终归于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发动并领导了南昌起义。郭沫若于8月3日晚到达南昌参加起义，并被委任为新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宣传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主任。随后，在起义部队南下至瑞金途中，郭沫若由周恩来、李一氓作为介绍人，与贺龙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李一氓后来回忆：“在瑞金的时候，周恩来同我商量，要介绍郭沫若入党。究竟是郭沫若提出在先，还是组织上要他入党在先，现在无从说起。我看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当时对郭沫若来讲，入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当时，不管郭沫若是主动还是被动入党，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毅然参加了共产党，这的确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量，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做到的。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利后，郭沫若去了香港，不久又秘密回到上海。由于受到蒋介石的严令通缉，郭沫若在国内已经很难呆下去了。周恩来本拟安排郭沫若全家去苏联，后因郭沫若患了一场大病而误了船期，结果未能去成。后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于1928年2月底去了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流亡生涯。
　　郭沫若在日本千叶县市川市蛰居期间，受到日本警察和宪兵的双重监视，并一度被东京警察厅拘押审讯，但郭沫若始终不忘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表现出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在亡命日本的十年中，郭沫若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并研究甲骨文和殷周青铜器铭文，开拓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新路径，成绩斐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郭沫若忧心如焚，一心寻求时机回国抗日。时至1937年5月18日，长期为郭沫若回国一事奔走的挚友郁达夫，一日之内给郭沫若连发两信，信中写道：“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
　　原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随着国共关系的改善和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国民党内开明人士如陈仪、邵力子、张群、何廉、陈布雷等人不断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允许他回国为抗日贡献力量。经过不懈努力，蒋介石终于答应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郭沫若毅然忍痛抛下心爱的日本妻子安娜和五个孩子，于7月25日在神户秘密登上加拿大公司的“日本皇后号”邮轮离开日本，三天后回到上海。郭沫若表示：“此次别妇抛儿，专程回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
　　几天后，国民党政府登报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此后，郭沫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抗战时期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蒋介石决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第三党的黄琪翔任副部长，并请郭沫若出任负责战时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
　　对此，郭沫若却“不想干”，因为他觉得：“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让我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周恩来听后劝道：“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林伯渠也从旁劝道：“这是政权开放的第一次，门虽然还开得很小，我们应该用力去把它挤大些。”最终，郭沫若同意和大家“一道去挤”，就任第三厅厅长。
　　在郭沫若的领导下，第三厅利用一切可能条件，采取多种有效方法，努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动员民众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使其成为了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郭沫若本人更是利用手中的笔，猛烈抨击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呼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从而“鼓动起民族解放的怒潮”，“唤醒全民趋向最后的决斗！”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对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进行钳制，政治部部长陈诚一再宣称政治部是国民党的军事机关，不是国民党员不得在此机构任职，“要抗日必须加入国民党，否则即作离厅论”。对此，郭沫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向全体三厅同事表示：“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我们虔诚信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但是，信佛不一定非做和尚不可；那些做了和尚的，我看并不都信佛。”这一生动的比喻，无疑是对陈诚之流的辛辣讽刺。
　　1940年9月，国民党政府假借政治部改组，撤消了第三厅，调任郭沫若为政治部部务委员，实际等于变相免去了郭沫若的厅长职务。结果引起了三厅全体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他们集体提出辞职，要与郭沫若共进退。周恩来亦趁机向国民党施压道：“这批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文化人。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
　　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只好同意另组文化工作委员会，仍隶属于政治部，由郭沫若任主任。但国民党政府明文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不过，郭沫若可以将已辞去三厅职务的那些朋友重新安排到文工会共事，使这样一支文化队伍最终没有被国民党打散，从而得以继续发挥战斗作用。
　　在国民党陪都重庆，郭沫若的寓所成为了进步文艺工作者经常聚会的场所。因为处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只有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和郭沫若的家里，进步文化人士才能畅所欲言，呼吸到新鲜自由的空气。郭沫若在重庆为朋友们撑起了一小片自由的天空，所以大家都把郭沫若的寓所称为“重庆的小延安”、“国统区里的解放区”。
　　建国后重新入党和历史真相的澄清
　　195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一条报道：“中央国家机关党组织增添新力量，三百余名优秀分子光荣入党――郭沫若、李四光、李德全、钱学森等同志开始过党的生活。”不了解郭沫若历史的人一定认为，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入党，因为此前他一直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身份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后，他的夫人于立群向党中央提出，希望在悼词中确认郭沫若的真正入党时间，并解释说：“大革命失败后，郭老去了日本，不少人认为郭老自动脱党；1958年报上发表郭老重新入党的消息，举国皆知，误认为这时郭老才是共产党员。事实不是这样的。郭老去日本以前，周恩来同志代表党曾经和郭老谈话，告诉他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派他去日本，党籍保留。郭老不是自动脱党。郭老不计较个人的事，所以多少年来，一直不提。我希望党考虑这个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当然无法与党组织保持正常联系，因此有人认为他实际上已经“脱党”。例如，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一书中曾提到：“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却使我感到过迷惑。大人们朦朦胧胧的言谈中，总使我感到异样。比如他在1928年到日本去的事情，虽然正式的说法是由周恩来安排的，但是有人并不完全那么认为，他们说那实际上是脱党，是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对革命失去信心的表现。”建国后，郭沫若在1958年重新入党的事实，更使许多人坚信他确实已在1928年“脱党”，否则怎么会再次“入党”？
　　为了搞清楚历史的真相，中共中央立即责成专人对郭沫若的入党时间进行了查证，并很快在档案资料中找到了郭沫若于1927年南昌起义后加入党组织的证明。然而，对于郭沫若在1937年从日本回国后是否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等情况，由于年深日久一时找不到可供参考的文字证明。当时，与郭沫若在一起工作的周恩来等党内老同志，绝大多数已经去世。幸好，另一位了解郭沫若抗战期间活动的老同志邓颖超仍然健在，并很快对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后是否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等情况，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据邓颖超回忆，1938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时期，曾经和郭沫若一起参加过党的小组会议。当时，郭沫若和于立群刚来武汉不久，即在周恩来领导的党组织中恢复了组织生活。不过，郭沫若的党籍虽然恢复了，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所迫，周恩来建议郭沫若继续保持秘密党员的特殊身份。出于对党的最高利益的考虑，郭沫若忠诚地执行了党组织的决议，直到全国解放后，他才正式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公开其在党内的真实身份，而且还是以所谓“重新入党”的方式实现的。
　　此外，邓颖超还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据：1938年秋天，于立群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入党介绍人就是邓颖超和郭沫若，这一重要材料很快就从于立群的档案中找到了。如果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以后没有恢复党籍，当然就没有资格介绍于立群入党。
　　这样，郭沫若在1937年从日本回国后，就成为了实为中共秘密党员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而且这一“秘密”一直保守了20多年，直到1958年“重新入党”。事实真相调查清楚后，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郭沫若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中指出，郭沫若“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终于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