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领衔出使欧美的时候，龙旗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仪礼道具：“未初，邮船高揭龙旗及头等钦差大臣旗，展轮驶出吴淞口。炮台暨中西各兵舰，亦共鸣炮送行。一缕轮烟，遂指香港海程进发。”首站到了圣彼得堡，“火车甫停，中国驻俄使馆中诸随员，共祗迎于道左。俄京尹则先就车站高悬国旗，并派乐工及兵士恭待”。可是，李鸿章不住公务旅馆，却住进了一个名叫巴劳辅的富商家。这位富商在他家楼额上，高高挂起一幅李鸿章像，“入其堂，则四壁高悬中国黄龙旗，窗门屏障间皆悬中华文字，又皆吉祥颂祷语。”(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且不论李鸿章此行有什么结果，至少说明，至迟到19世纪末期，无论公私场合，龙旗已经被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并使用。
　　龙旗商用：招徕生意的商业幌子
　　三角黄龙旗色彩鲜艳、形制特别，很易于辨识。商人大概是最早敏锐地意识到龙旗“无形资产”的一个群体。早在大清国官员自己还没意识到龙旗的象征意义时，一些贩卖中国产品的商人已经开始借用龙旗进行广告宣传了。张德彝第一次随使出访西方列国时发现，有些商人为了标识货品产地，往往悬挂龙旗，以作招徕。同治五年五月十八日(1866年6月30日)，张德彝等人到荷兰动物园参观，“园主约饮午酌，忽见一楼上插大清龙旗，即往观之。楼中多中土暨东洋诸岛土产，万货云集，无美不备。”(张德彝：《航海述奇》)
　　本来只是大清水师官用的三角龙旗，放在国外的语境中，被商人这么一借用，马上发生了结构性的功能转换，摇身一变为标识产地、区分国别的符号。
　　1868年，张德彝再次随使出访西方列国，在波士顿，有本地官员来迎，先在城内周游，“一路皆插花旗，间有竖中国黄旗者。有举中国伞者，有摇中土绣花绸缎者，凡有些须华物，无不炫之。沿途人多，竟有骑墙跨脊、攀树登梯者”。七月初七(8月24日)至坎布里奇，当地官员来迎，“车过时男子免冠，女子摇巾，群呼庆贺。更有女子掷花车内者，花上系笺书‘庆贺中华’四字。缓行数十里至会堂，堂前挂大清龙旗，高悬匾额，文曰‘慰望庆贺’。”(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
　　1888年，驻美公使张荫桓在接到关于确认四方龙旗作为国旗的咨文后，上了一折《奏请定国旗形式片》。从张的奏章中可以看出，美洲地区的华商很早就开始悬挂龙旗。虽然这种做法不被大清官方认可，但这些华商显然很能处理关系，每逢节庆，辄高悬龙旗，很给大清国和大清使臣面子。张荫桓说，既然现在有了四方龙旗，那就干脆把三角龙旗给那些商人用好了。这一奏折大概起到作用，很快得以实行。其实对于商人来说，关键是得有一面方便经商使用和身份认同的旗帜，三角或者四方，对他们并不重要。后来的历史证明，海外华商直到今天还在许多仪式场合使用三角龙旗。
　　中国商人也只有在天高皇帝远的异国他乡才敢挂挂龙旗，回到国内是断不敢如此冒失的。因为龙旗本是皇权标志，一般商民不能僭越使用。许多华商进行海外贸易都只能在其他国家注册，悬挂别人的国旗。1901年，丘逢甲尚在诗中叹道：“我工我商皆可怜，强弱岂非随国势。不然十丈黄龙旗，何尝我国无公使。彼来待以至优礼，我往竟成反比例。华商半悬他国旗，报关但用横行字。”
　　个别商家若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赐，“恩准”悬挂龙旗从事商贸活动，在当时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据王照记载，义和团运动之后第三年，北京城开始有商民使用龙旗，但也是因为与慈禧扯上了点关系。“李家为京北一带镖行头领，富而侠，迎请(太后及皇上)驻跸其家，任粮草捍卫。壬寅(1902年)余遇其保镖之武士于汤山店中，言皇上至李家时，尚身着蓝布衫，亦奇观也。李家镖车高插黄龙旗，云是太后所赏，是时国内商民尚无插国旗之例，以为异数。”(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从1909年《图画日报》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类广告龙旗。
　　一则北京的清代传说也提到，天义酱园因为得到皇帝的赏识，“运送酱菜的小车上，准插一面黄龙旗，可以随意出入紫禁城，不管内城外城，不论三更五更，京师的城门要随时开门放行”。可见普通老百姓对于龙旗的崇高地位还是很清楚的。
　　庆典仪式中开始悬挂龙旗
　　义和团运动之后，大清皇权被大大削弱。沿海港口城市与国际接轨得早一些，商人使用龙旗也比北京早一两年。1901年，醇亲王载沣为清兵枪杀德国公使克林德一事，赴德交涉，途经上海，“沪商会以此举有含垢忍辱之意，遂一致悬旗欢送，以表爱国之诚，而形式亦改为黄地长方矣。商店用国旗，实自此始”。(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中国百姓骨子里一直都有皇权崇拜的情结，平时觊觎龙旗而不敢僭挂，得一机会，商家遂相约以爱国之名，高挂龙旗欢送皇亲。面对如此热情的民众，醇亲王除了默许，还能怎么办？不过，龙旗自此一挂，商家再也不愿把它从门口取下来了。上海商人仿照日本人的插旗方式，将两面龙旗呈V字形斜插于商店门首，颇有些装饰效果。这种插法很快成为一种商业时尚，风行上海。
　　各地商会组织为了和谐官商关系，往往积极悬挂龙旗，主动示好于朝廷。大清驻外使馆，较早形成了皇帝生日(万寿节)升龙旗的惯例，至迟在1888年，美国华商也开始循例升旗示庆。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1899年8月4日)是光绪皇帝“三十万寿之庆典”，康有为率领美洲华侨华商在维多利亚等地燃灯升旗：“龙牌在上，龙旗在顶，乡人无商工贵贱老幼，长袍短褐，咸拳跪起伏，九叩首，行汉宫威仪。”(康有为：《美洲祝圣寿记》)
　　每逢官员出访，悬挂龙旗也是海外华人欢迎仪式中的必备仪礼。1907年，主张改革的广东道台林辂存前往南洋各岛视察学务商务。“该处铺户学堂，均悬挂龙旗。和兰政府派高等官会同各商董，到车站迎接。林氏服西装，乘双驾马车。经过各街，人山人海，拥列道旁，呼万岁声，络绎不绝。中华会馆、商务总会，均特开欢迎会，请林氏到会演说”。(《林辂存之受欢迎》，《台湾日日新报》1907年5月15日第1版)
　　进入20世纪之后，内地官僚和商会也开始在皇帝或太后生日悬挂龙旗。1906年，阴历六月廿六日(8月15日)为光绪帝“万寿令节”，“厦门商会拟于是日举行迎会，以为祝碬。提道宪亦表同情，均出为提倡鼓舞，美其名曰‘普天同庆会’。且欲热闹三天，从廿五日起，至廿七日止。此外仍须各户悬挂龙旗，衙署铺设，以壮观瞻”。(《普天同庆会续闻》，《台湾日日新报》1906年7月17日第4版)
　　虽说大清王朝顽固保守，可也不是铁板一块，当他们醒悟到龙旗对于凝聚民心的作用时，也开始有意识地提倡各工商机构及学校等，在国事庆典中悬挂龙旗。只是这种醒悟来得太晚。1910年，为庆祝资政院开院大典，“见警察遍传内外城各铺户住户，于九月初一日，一律悬挂龙旗”。命令一下，京城百姓纷纷置备龙旗，可是都有百姓生活中哪有龙旗呢？于是小商小贩趁机发财，有木版印刷龙旗的，有临时代画龙旗的。“最可笑者，如东城之花儿市，打磨厂一带，设摊于地，亦云发卖龙旗，每对铜元四枚。余俯视之，乃于黄纸一幅上，涂一似蛇非蛇似龙非龙之怪物。过而见之者，以其价廉，竟争购之，倾刻而尽。”
　　龙旗飘落：对待龙旗的不同态度
　　有清一代，民间年画多绘升平气象，可龙旗的出现的频率却非常低，因为老百姓的生活中几乎不会出现龙旗。倒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浮世绘中，屡屡出现大清龙旗，因为日本军队常与大清龙旗打交道。不过，大清龙旗在日本画家笔下并不表现为正面形象，而是作为腐败、无能、贪生怕死的大清官兵的战败符号而出现的。
　　大凡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无不深受龙旗屈辱史的刺激。民族主义革命家们对这面龙旗尤为深恶痛绝，正如邹容在《革命军》中所说：“中国黄龙旗之下，有一种若国民非国民，若奴隶非奴隶，杂糅不一以组织成一大种。”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从来不是偶然个别的历史现象。商人对于政治，总是既远离，又利用，他们更多考虑如何从政治变局中获取自身的商业利益，而不是符号的政治意味。悬挂龙旗的最大受益者是商人，最热衷于悬挂龙旗的也是商人，上海商户尤其喜欢“门口高扯两面龙旗，临风招展，仿佛导人进观”。
　　如此一来，大清末年的中国人中，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龙旗观：一是爱国学生对于大清龙旗的深恶痛绝，必欲弃之于地而践踏之；一是商人热衷于在商业场所悬挂大清龙旗，当作招徕生意的商业幌子。
　　1911年春节期间，“澳门一群培基学堂学生到营地大街宝衡银号抗议悬挂清朝的龙旗，和店方面的主事人发生争执。该银号请葡警弹压，澳门的华探目刘康善带警探来到现场，见到所谓肇事的学生很多是当地绅商的子弟，就一面劝学生守秩序，一面劝告该银铺把龙旗取下。学生在这一次抗议中取得了胜利。”
　　即便同为清末爱国文人，对待龙旗的态度也很不一样。一是对这幅象征国家的龙旗充满期待；二是对这幅象征腐败王朝的龙旗百般揶揄；三是如黄遵宪这样的爱国文人，对龙旗爱恨交织，哀旗不幸，怒旗不争。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大清龙旗的历史使命。武昌起义打响之后，大清海军奉命前往镇压。可是到了武昌之后，海军却掉转炮口，随之起义了。“时适日落，阳明即落下龙旗掷于甲板而践踏之，旋弃于江。在此一刹那，海军龙旗，便成历史陈迹。”
　　海军反正之后，“展轮下驶，经过九江、安庆、芜湖等城，望见满城白旗，知皆已起义，惟南京仍悬挂龙旗，传闻何海鸣尚欲顽抗革命军”。这时，是否扯下大清龙旗，已经成了革命或反革命的分野标志。
　　宣统皇帝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第二天，北京城各家报纸就把诏书的全文发表出来，当天把龙旗也收起来了。”宣告中华民国成立的消息迅速传到全国各地，各中小学及公共机构纷纷集会庆祝，把清朝的黄龙旗扯下来，升起新的五色国旗，到处放鞭炮，大家都为之欢呼鼓舞。
　　龙旗余绪：作为仪式符号被传承
　　从1862年大清水师升起三角龙旗，到1912年宣统退位，全国扯下龙旗，正好50年。封建帝制灭亡，龙旗作为官方旗帜的历史宣告结束，可是，普通老百姓的龙旗情结并未就此消散。
　　虽然老百姓悬挂龙旗的时间非常短，可就在这短短数年中，迅速掀起了一阵龙旗热，“沪商竞制龙旗，争奇斗盛，各不相下”，引出上海的一出小闹剧：有一位暴发户为了炫富，特制了一些绸质刺绣的大龙旗，“佳节令旦，必一炫耀焉，盖广告作用也”，可是没多久，大清王朝垮了，龙旗用不上了，只好将它束之高阁。1912年夏天某日，雨过天晴，经理突然想起应该将龙旗拿出来晒晒。店员戏以长杆将龙旗挑起，像往常一样作V字形斜挂于屋顶。结果，驻沪某军舰士兵从望远镜中发现岸上有龙旗隐现，疑为复辟机关，马上电话通知警察局。警察大惊，侦察良久，乃敢“荷戈直入，径趋张旗处，摘以为证，将治以淆乱人心之罪”。老板赶紧请商会出面斡旋，好不容易摆平此事，最后罚款、毁旗了事。(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
　　另一出举世瞩目的闹剧发生在1917年7月初的北京。张勋复辟，拥立溥仪重登龙座，“命令各商户一律悬插龙旗，以志庆贺。内外城商家于上午十钟起，均陆续高竖黄龙旗”。清朝结束已六年，许多人家龙旗早不知扔哪里了，“被要求挂龙旗的民众没有办法，就拿纸糊个三角龙旗插在门前。街道和胡同里一排排的纸旗帜，让人感觉这个国家的人都犯了什么病”。
　　可是，好景好市也只持续了十天，张勋很快就被“讨逆军”击败，于是，沿街商户只好陆续撤下龙旗。据说骡马市有家专售龙旗的商店，积压了不少龙旗，只好在门首贴一“龙旗大减价”的广告，成为笑谈。(张赣盦著，张树勇标点：《复辟详志》)
　　张勋之后，三角龙旗在国内已经很难见到了。但在海外华人商界，许多商会自立会以来就一直使用三角龙旗作为仪式符号，即便在四方龙旗产生之后，他们依然沿用着三角龙旗。三角龙旗已经成为他们相互认同和仪式表演中稳定传承的象征元素。横滨中华街的商人们，直到今天仍在游神活动中广泛地使用着三角龙旗，神像背后，往往装饰性地斜插上几面三角龙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