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都有奸臣，不仅有一般的奸臣，还有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奸臣。但是综观历史数千年，恐怕没有哪一个朝代出过宋代那么多奸臣。可以说，宋朝就是一个盛产奸臣的时代。从宋徽宗赵佶君临天下到南宋末年这100多年间，可以说奸臣比比皆是，比较有名的大奸臣除蔡京为首的“北宋六贼”外，其他还有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秦桧、万俟卨、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陈宜中、留梦炎等10多人，这些大奸臣不仅祸乱朝纲，陷害忠良，荼毒百姓，大部分还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堕落成了可耻的汉奸。
    两宋时期，何以前奸后继、奸臣辈出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寻的历史现象。思之再三，认为造成这一奇异的历史景观大约有下面一些原因。
    一、皇帝昏庸无能，导致朝政大权旁落。
    在很多朝代，人们都能数出一些比较有作为的君王，尤其在汉唐盛世，如汉朝的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光武帝，唐朝的太宗李世民、一代女皇武则天、年轻时期的玄宗李隆基，即便到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依然有康熙、雍正、乾隆这样较有作为的皇帝。在这样的皇帝手下，奸臣很难有生存的空间。当然，不能说一个奸臣没有，只要有皇帝，就会有奸臣出现。但是，这些皇帝当政的时代不会出现像宋朝那样奸臣比比皆的奇异景观。
    尤其在宋徽宗以后，当政的皇帝更是一个不如一个，要么于政治一窍不通，要么刚愎自用，要么沉迷玩乐，要么年幼无知。在这样一群昏庸皇帝的治下，那些权欲利欲表现欲欲欲上心的奸臣自然方便欺下瞒上，独揽朝纲，为所欲为。主昏必定臣奸，这无疑是千古不变之理。
    二、只管发展经济，罔顾社会公平正义。
    在与各朝各代的比较中，宋朝算得上是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这种繁荣的极好艺术再现。但是，经济发展并没有给百姓带来实惠，黎民众庶从来就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表面繁荣的背后是豪强不断兼并土地，造成大量农民破产，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以宰相为代表的大地主利益集团完全占有了经济发展成果，官僚成为全社会最富有的阶层。而宰相就是这种经济模式的最高组织者，最大受惠者。
    经济畸形发展，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而朝廷却没有制定相应有效的措施来抑制豪强的扩张。因此，从宋初开始，阶级矛盾不断加剧，各地农民起义时有爆发，在这个过程中，宰相又成了维稳的总指挥。宋朝，尤其在南宋的许多宰相同时又兼枢密使，即宋代最高军事长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以致权力完全不受制约，极端的权力自然会导致极端的腐败。要想保住既得利益，要想呼风唤雨瞒天过海一手遮天，宰相当然得费尽心机使出浑身解数，只要有需要，什么尔虞我诈、欺上瞒下、结党营私、打击报复、栽赃构陷等一切阴谋手段都可以使出来，一代代大奸臣就是这么炼成的。
    三、外患频仍，奸臣有了更大的表演舞台。
    两宋采取的都是韬光养晦的基本国策。在外敌虎视眈眈的环境里，宋朝统治者不要说没有“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就是对咄咄紧逼的入侵者奋起一击的勇气都没有，他们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议和”，即“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大宋的所谓“议和”就是实行“送去主义”，不断给外敌送钱送物，以求一时苟安。宋真宗时的“澶渊之盟”就是整个宋代议和的缩影。一个貌似强大的国家，因为惧怕辽的威胁，以至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每年要孝敬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北宋末到南宋与金、元的“议和”除了输送钱物之外，还不断送去土地，最后将大好河山全部送完。
    在宋朝，宰相主持内政外交，因此他们在“议和”的舞台上有足够的表演空间，也最有可能堕落为卖国求荣的大奸臣，秦桧、史弥远等多个宰相都亲自担任过议和使臣，其屈膝辱人之状，直叫人作呕。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保全自家的利益，可以任意出卖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秦桧和金国内外勾结出卖大宋王朝的斑斑奸臣劣迹尽人皆知，这里不再赘述。这里举南宋恭帝时宰相留梦炎为例。德佑元年，即公元1275年，留梦炎担任同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并拜为右丞相，不久升任左丞相兼枢密使，总督诸路军马。
    可就是这个宰相兼三军统帅，一面临阵退宿，称病不出，一面却和元军暗通款曲，密相往来，第二年竟公开降元。大宋王朝灭亡了，留梦炎不仅让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毫发无损，还从新朝的礼部尚书窜升至丞相，继续享受一人之下的威风。最可鄙的是，他变节后居然还毫无廉耻地去劝抗战名臣文天祥投降。留梦炎的经历最能解释许多身居高位的大奸臣数典忘祖屈身事敌的终极原因了。
    四、颓靡的思想文化，成为诞生奸臣的沃土。
    有人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朝代。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宋代在文学、艺术、科技诸领域的确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出现了许多大家;另一方面宋朝的主流文化其实是享乐文化、消闲文化。宋代统治者由于恐惧“陈桥兵变”一幕再度上演，制定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得汉唐以来的尚武精神丧失殆尽。思想上，统治者通过比以往更严格更精细的科举考试和必须与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导向逐步加深对人的钳制，于是宋儒理学应运而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读书只为求官，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不复存在，秦桧、留梦炎等众多宰相都是进士出身甚至状元及第，最终却沦落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奸臣、卖国贼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国家不幸诗家幸，如范仲淹、苏轼、王安石、李清照、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少数读书人，他们还保有着传统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创作出了许多光照千秋的篇章。但是，在以皇帝为代表的颓靡文化指引下，更多的读书人不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沉迷在各种流行娱乐文化中，茶文化、酒文化、玉文化、狎妓文化等在宋代都发展到了顶峰，在知识精英那里追求流行文化就是时尚，就是品位。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半壁江山沦陷，偏安一隅，而南宋官僚臣子仍然糜烂如斯。即便是程朱理学的标志性人物朱熹，一面宣扬“存天理，灭人欲”，一面却在家里养着三妻四妾，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知识分子不再关心国家民族而是醉生梦死享乐至上，当然有利于统治者维持稳定。但也正是从颓靡思想文化的土壤里选拔出来的官员绝大多数没有理想，也没有廉耻，玩弄权术，贪污腐败，甚至卖国投敌在他们看来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身居高位的大奸臣便是其中的登峰造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