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一个人主要有三个因素:地域文化、家族文化、释道文化,其中尤以家族文化影响剧烈。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以道德传家为最,耕读次之,诗书再次之,最后才是富贵,富贵传家富不过三代。
正是基于此,中国人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家训文化。家训是指用以对子孙后代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一种教诲。运用家训教诫家人、子弟,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端蒙养、重家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家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从先秦到明清,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家训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广为人知的有:周公《诫伯禽书》、司马谈《命子迁》、诸葛亮《诫子书》、颜之推《颜氏家训》、唐太宗《诫皇属》、包拯家训、欧阳修《诲学说》、《袁氏世范》、《朱子家训》、等。家训,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标示着家世显赫,以鼓励后代子孙；一类则是寄托着一种理想和精神的追求。但不管是哪一类,它透露出的都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情怀和追求。家训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出的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追求,堪称是中国人的“精神门楣”。
    陕西省韩城市素称“文史之乡”。历朝历代、名人辈出:汉太史司马迁、宋代诗人张昪、明朝丞相薛国观、户部尚书张士佩、宣化巡抚刘永祚、清代状元王杰、刑部尚书张廷枢、贵州巡抚刘荫枢等。宋、元、明、清四代,韩城有进士115人,状元2人,明、清两代是韩城历史上文化教育发展的鼎盛之时,科举取仕者达800余众,其中进士90多人,解元11人,举人544人,故有“士风醇茂”、“解状盛区”之誉。民间更是流传着:“下了司马坡,秀才比驴多”的说法。古时有“一门三进士”、“祖孙父子三代翰林”、“父子御史”等佳话,即使今天依然有“一门四子三清华”。足见,韩城文脉鼎盛。
    在韩城,你随处可见门楼木刻或砖雕的“登科”、“科第”、“世科第”、“明经第”、“进士第”、“司马第”、“中宪第”、“国宾第”、“思隐第”、“外翰地”、“父子御史”、“十马高轩”等字样。一般大门为中门者,是官宦世家,门额多为“诗书第”、“诗书生香”、“二经传家”等。即使是那些最穷的人家也不忘要在门楼上题上“耕读第”、“耕读传家”等。以韩城党家村为例。整个党家村共计有四合院100多座,几乎家家门楹之上都高挂着木制或石制的匾额,匾额之上的内容也是不尽相同,有的刻着“和致祥”、有的则是“慎和谦”、有的是“孝弟慈”、有的是“耕读”、有的是“笃静”等等。除此之外还有“读书第”、“耕读第”、“外翰第”、“耕读传家”、“居仁由义”、“忠厚”、“庆有余”、“登科”、“安详恭敬”、“光裕第”等内容。
    不仅如此,整个党家村还用他们一致推崇和认可的共同家训,其内容共七条,分别如下:1、事能知足心长惬,人到无求品自高；2、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3、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4、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顺有存；5、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鲜；6、富时不俭贫时悔,见时不学用时悔,醉后失言醒时悔,健不保养病时悔；7、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人勿见,无益之书勿读,无益之话勿说。对这些内容细细探究,我们可以看出党家村的这些个四合院门楹上的文字并非随意选择,而是与各自家族的价值追求以及精神期许有关,是家风传承的一种突出表现。
    在“传承好家训,建设好家风”的今天,这些绵延数千年,精深宏富的家训文化,依然有它积极的现实意义,其价值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