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贺的生平，主要见于《汉书》的《武五子传》。他的父亲刘髆，是深受汉武帝刘彻宠爱的李夫人所生。刘贺继承父位，被立为昌邑王。这次在南昌海昏侯墓葬中出土的“昌邑九年造”漆器，即应制作于其初立九年之际（据报道，另有一件带有“昌邑十一年”铭文的漆器）。刘贺被册立为昌邑王十三年后，赶上昭帝去世。在霍光的主持下，朝臣迎立刘贺，继承大汉王朝的帝位。但仅仅即位二十七天之后，就以“行淫乱”的罪名，废除其帝位，赐归故国。至宣帝元康三年四月，宣帝下诏，降封为海昏侯，移居豫章郡。四年后的神爵三年，又“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后”。逮元帝即位之后，始在初元三年，复封贺子代宗为海昏侯，传子至孙，直至东汉时期。
    刘贺被霍光统领群臣拥立，登上帝位，本来是出于霍光操纵朝政的需要。汉武帝去世之后，霍光通过种种阴谋手段，逐个清除了本来一同顾命朝政的桑弘羊、上官桀等人，独揽权柄。但傀儡皇帝汉昭帝年仅二十二岁就离世而去，却给他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昭帝没有子嗣继承皇位，新皇帝就应该从他的兄弟当中甄选。当时“武帝六男独有广陵王胥在，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但广陵王刘胥早已长大成人，霍光对他颇为忌惮，于是，他改而选择了昌邑王刘贺。根据相关情况推测，霍光改用昌邑王刘贺，大概是基于如下几点考虑：第一，刘贺是武帝的孙子，辈分比刘胥低，更便于利用外孙女上官太后的名义来加以弹压。第二，刘贺当年还不到二十岁，政治经验很浅，比较容易控制。第三，从《汉书》记述的一系列行为举止来看，刘贺的神智肯定不够十分健全，至少不是很有韬略，霍光当然觉得像这样的人会更好掌控一些。
    可是，在刘贺登上皇帝御座仅仅二十七天之后，霍光却举述他一系列失于检点的生活琐事，冠以“行昏乱、危社稷”的罪状，动用上官皇太后的名义，将其废归故国。假如昌邑王的行为，确实已经危及社稷，霍光宣布这一决定时，人们自宜平静接受。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群臣皆惊愕失色”，其间必有隐情。清人方濬颐曾就此质疑说：“昌邑受玺才二十七日，而连名奏书所陈罪状累累，信乎否乎？”
    其实这一事件的真相，并不难揭示。在独揽朝政多年之后，霍光遣人迎立昌邑王的意图，当时冷眼旁观者都一清二楚。在昌邑王入京时，其王府中尉王吉即特地上书，恺切陈情，非常明确地告诫昌邑王，他的身份，只是霍光选择的傀儡，故即位后只能像昭帝一样“垂拱南面”而“慎毋有所发”，绝不能触动霍光的权柄。
    孰知昌邑王刘贺并未能依言行事，竟然头脑发热，真的做起皇帝来了。在废黜皇位时，霍光数算其罪过，云昌邑王“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特别是刘贺已经着手调整宫廷禁卫兵马，诏命“王相安乐迁长乐卫尉”，亦即掌管太后寝宫长乐宫的戍卫，这是控制上官太后言行举止乃至生命安危的紧要职位，霍光对此当然已经忍无可忍，废黜其位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霍光发动政变赶走昌邑王之后，依然需要扶持一位刘姓皇帝，因“广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诛，其子不在议中。近亲唯有卫太子孙号皇曾孙在民间，咸称述焉”，于是选定了皇曾孙病已，这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
    然而，霍光及其家人党羽，都大大低估了宣帝的能力。汉宣帝自幼饱经磨难，能够更为理智地审时度势，妥善处理好和霍光及其党羽的关系。宣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早有思想准备，十分清楚面对这种局面，轻举妄动，只能重蹈昌邑王覆辙。他需要做的事情，只是耐心等待时机，故史称“时大将军霍光辅政，上共（恭）己正南面，非宗庙之祀不出”。
    在痛苦的忍耐中又度过六年之后，直到所谓地节二年（实际上当时行用的年号是本始六年）三月，汉宣帝终于熬到了出头的日子：这时霍光死掉了。从这一年五月起，宣帝开始“亲政”亦即直接处理朝廷日常政务了。接下来，汉宣帝用老辣的手腕，在以隆重的礼节厚葬霍光的同时，寻找时机，一举彻底清除了霍家的势力。
    被废除帝位之后返归故国的刘贺，位置颇有些微妙。《汉书》本传记载霍光以上官皇后的名义，“赐汤沐邑二千户（《汉书·诸侯王表》说是‘三千户’，未详孰是），故王家财物皆与贺。……国初，为山阳郡”。汉宣帝登基后，派遣山阳太守张敞去察看昌邑王的动向，张敞汇报情况时也称刘贺为“故昌邑王”，而且是“居故宫”，后来赐封为海昏侯时也称“其封故昌邑王”云云。区区两千户汤沐邑尚不及后来所封海昏侯之“食邑四千户”，加之“故昌邑王”等说法，都表明刘贺在被废除帝位之后，一直没有其他爵位，只是故王和废帝而已。
    明确这一点可以知道，汉宣帝在元康三年将刘贺赐封为海昏侯，实际上是要给这段历史一个了结，而刘贺到豫章后之所以还会有这么厚重的陪葬，显然与刘贺初被废黜帝位时仍能继续保留有“故王家财物”具有直接关系，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那件“昌邑九年造”漆器，就是其中之一。
   （编注：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文章原题《由海昏侯墓谈到刘贺的生平》，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