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燕昭王？争论了两千多年，如今应该定案了。

    因为在燕王哙的儿子中，有两个人被说成是燕昭王，一个是太子平，一个是公子职。

    一、太子平之说

    由于燕昭王的父亲将王位禅让给子之后，没有很好的和父亲进行交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未能准备好只有一个将领支持的情况下，发动了对子之的进攻。

   “太子因数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以殉。国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燕人恫怨，百姓离意。”

    这里说的是“将军市被”死了，殉国了。没有明确的说太子平死难。《战国策•燕一•燕王哙既立》“二年，燕人立公子平……”。其后许多人认同“太子平为燕昭王”。在史记《燕召公世家》“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史记集解》、《史记索隐》也支持燕昭王为太子平而否定赵国送公子职回国继位的说法。侯坤都认为：从逻辑上看，太子平守着下都，在燕王哙身边，所以，大胆使用人才的套路，与其父亲极为相似，又避免了父亲“禅让”的过激行为。所以说认为太子平既是后来的燕昭王是有所根据的。杨宽先生分析认为“将军市被及”五字为衍文（《战国史》第103页），是《史记‧燕世家》集解、索隐引《六国年表》云：“君哙及太子、相子之皆死。”（诗铭案：今本刊去“太子”二字，误。）是《纪年》、《国策》、《六国年表》皆称太子平已死，其后被立为昭王之公子平，自不得为太子平。《国策》简札讹舛，《史记‧燕世家》照录策文，又有窜改，以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这只是怀疑。

    二  公子职之说

    关于燕昭王为公子职的说法，源出于《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因错简乱章，经后人多次整理，始终没有被认定，曾经大多人认为是伪书，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未经秦火的珍贵史料。所以，“徐广曰：《纪年》云立燕公子职。”（《史记六国年表》集解）。《竹书纪年》则说：“子之杀公子平，不克”。《史记六国年表》：“君哙及太子、相子之皆死”。《赵世家》称武灵王十年，“齐破燕。燕相子之为君，君反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职于韩，立为燕王，使乐池送之。”学者方诗铭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的论述：《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十年，……齐破燕，燕相子之为君，君反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使乐池送之。”集解：“徐广曰：‘《纪年》亦云尔。’”索隐：“《燕系家》无其事，盖是疏也。今此云‘使乐池送之’，必是凭旧史为说，且《纪年》之书，其说又同。”《存真》据此作“‘赵召燕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使乐池送之’”；《辑校》作“赵立燕公子职”。皆列于今王五年。《国策‧燕策一》：“子之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怨。将军市被、太子平谋，将攻子之。……太子因子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已殉国。……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为燕昭王。”《燕策》称所立者为“公子平”，称“公子”而不称“太子”，其误当在“平”字，《燕世家》则改“公子”为“太子”，益滋混乱。（《战国策》鲍彪、吴师道校注本更据《燕世家》之文改“公子”为“太子”，误。）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40云：“《燕策》立太子平句，本是立公子职之误，《燕世家》又承其讹也。”

    尽管记载的相较于太子平多了几句参照，但是，也不能说服人。

    三  谁是燕昭王，要看新证据

    怎么评判谁是谁非，那就看地下出土文物的记载如何了。

    在1929年，对燕下都的发掘就开始了并且很有成效。出土燕国兵器铜戈及宝剑，有“郾（燕）王职”的铭文。但是，在古物南迁之后，这部分出土文物研究者见不到，台湾的研究者因为不了解大陆情况，没有兴趣研究，负值高阁了。据笔者了解，有关燕昭王的青铜剑,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中收录一件,但是时过50多年,已经不知下落。幸亏，在大陆还屡有发现，为我们解读燕昭王究竟是谁，提供了“物质保障”。

    首先是“燕王职戈”的发现。

    1967年在辽宁省北票县东官营子发现一件铜戈,今藏辽宁省博物馆。全长27、高13、援长18、内长9厘米。形体较大,中脊略隆起,两旁有沟;胡刃有弧曲三,阑内三穿,直内一穿,内隅一穿,内上有虎形纹;铭文在胡上:“郾王职作御司马。”

    燕国势力就目前的考古成果看，达到了辽河两岸，在吉林省四平地区就发现了两处相当于燕国战国时期的遗址。辽宁境内就更多了。北票县东官营子的南阳遗址是个典型。形状为一台地，高出地表1米上下，其北坡则高于地表2一3米，包括南阳村“燕国城”和“晾马台”两处大型春秋战国台地文化遗址。这两处遗址，似是南北二城的格局。在这里征集到和清理出有铭文的铜器、陶器及骨器等文物40多件。出土有陶碗一件，器身有“易市”陶文，青铜器有这件“燕王职戈”，还有铜鼎二，铜簋一，铸有“西宫”铭文的铜壶一，铸有“左征”铭文的铜壶盖一，铸有“燕侯载之萃锯”铭文的铜戈三件，燕首刀币三百余枚。另外还采集到铜凿、陶鬲、罐、豆、筒瓦等。陶罐局部也有“易氏”陶文。从上述文物看，“西宫”铜壶的发现，说明这里应为国都宫殿地址所在，铜壶上的“左征”、“右征尹”铭文中的“征”应为燕国内府官署名，左、右为分工司职。“易市”陶文，或与“临易”、“易都”相关。燕侯载，为战国时期的燕成侯（公元前450年一前434年）。这说明，从公元前697年燕桓侯迁都到临易，直至前434年，260多年间，燕国的势力已经延伸到了这里，并且在这里建立了重要城邑。

    过了二百多年后，燕昭王时期，还不断从都城向这里派兵，“执戈”之士。此即我们不是讨论燕国的历史，而是要证明燕昭王是谁？现在可以明确的说了：燕王职是存在的，以戈为证。

    其次是燕王职剑的发现

    公元1981年夏天（一说为1977年），洛川县严家庄的一位农家女子，将取土时发现的一柄锈迹斑剥却锋利无比的断成两截的青铜剑，拿回扔在自家的猪圈棚上。这件兵器便使村里的孩子们，在戏耍时挥舞起来觉得比棍棒威风多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偏偏有个偶尔走进这所小院的考古专家发现了这柄青铜剑。剑身上“郾王职作武业著（鐯）剑”八个字，使专家们确认是以燕昭王的名义监制成，赠给亲信佩带的宝剑。在当时属秦国统治的洛川，发现燕国统治者监制的器具，给文物工作者出了一道新的研究课题。燕王剑那至高至尊的剑身铭文，使宝剑告别了腥臭的猪棚顶，躺在了陕西省博物馆专门为它建造的展柜里猩红的平绒上，高傲地与每个游人对视。

    出土于山东的燕王职剑也值得回味。历史进到199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的古文字学家孙敬明和山东省钱币学会的领导出席淄博钱币学会颁奖仪式,会间见到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的老馆长张龙海研究员,张馆长告诉他临淄淄河沙滩中新近出土一把铜剑,由挖沙农民韩如水挖出,上面有铭文,但是不认识,想请孙敬明帮着辨识。

    没过几天,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朱玉德先生来潍坊接孙敬明专程到临淄鉴定这把铜剑。当孙敬明把剑在手细查文字,当即释“郾王职作武某旅剑”八个铭文。

    该剑长59厘米,宽4.2厘米,重1000克,剑脊上铸有燕(“郾”通“燕”)王剑字样,该剑挺拔庄重,茎为扁圆形,在茎的两面各有一凸起的棱深入剑身,剑的刃部留下了砍刻的缺口,但至今仍锐利如初。

    在实际的研究中，人们忽略了一件关于燕昭王的重宝，近年新出土的《燕王职壶》。这件宝物藏上海博物馆。通高20.4、口径12厘米，重2公斤。直口长颈，宽肩，腹下部内收，圈足。颈、肩、腹分别饰镶嵌绿松石及红铜丝的几何纹，腹部有三道宽凹纹，上饰两条弦纹。圈足上竟然镌刻了铭文28字！

    铭文释文一：唯郾（燕）王职□（践）阼□（承）祀，氒□（厥几）卅，东戗□□（贯国）。□（命）日任（壬）午，□□（克）邦□（堕）城，烕水□（灭齐）之□（杀）。

    释文二：“唯郾王职，践祚承祀，厇几三十，东会盟国，命日壬午，克邦毁城，灭郊之获。”

    至此，燕昭王为公子职便成定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