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洞大槐树大规模的官方移民是有其政治、经济的社会原因及历史背景的。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后把其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1271年忽必列建立元朝，它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蒙汉等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由于“只识弯弓射大雕”，阶级压迫、民族压迫、政治腐败及落后的生产方式，到了中后期，突出地表现在土地占有关系上的严重贫富不均，广大农民丧失土地论为“流民”，曾经担任陕西行省行政长官的张养浩在一首《哀流民操》的长诗中描述：“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无褐衫，妇女无完裙。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得其根。哀哉流民!昼夜绝烟火，夜宿依星辰。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儿钱数文。”这些诗句，充满了劳动人民的血泪，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元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据杜永明主编的《流民史》统计：在元代，流民人数高达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元朝政权是在军事暴力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最野蛮、最黑暗的朝代。

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元末引起连年不断的战乱，加之水、旱、蝗、瘟疫等灾害连续不断，使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陕西等原黄河、两淮流域地区，民不聊生，“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了，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据蔡美彪《中国通史·元代农民起义年表》统计，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到至正十年(1350)全国各地发生农民起义百余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是从至正十一年(1381)颍州红巾军的起义开始的，起义的发动者是白莲教的领袖韩山童、刘福通。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今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省的交界地带。元顺帝时是黄河决口，水旱连年，灾害极重的地区，也是贾鲁征发民夫治河的地区，韩山童组织农民和治河民工进行起义，彭莹玉、徐寿辉、邹普胜也进行起义，号称红巾军。攻克了唐、邓、南阳、嵩、汝、河南府等地。至正十二年(1352)定远郭子兴起义攻占濠州。至正十三年(1353)泰州白驹场人张士诚率盐徒起义。前后十余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大宋农民军，攻克卞梁，占领了河南省大部，西路进军攻下兴元，与元军察罕贴木儿、李思齐部决战于秦陇，中路进军攻下元上都，东路进军攻下山东大部设益都等处行中书省，农民军与元军决战于两准、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地，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率元军镇压义军，“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贴木儿率元军与农民军“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贴木儿传》)元政府无力镇压农民军，一些地主武装配合元军与农民军作战，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安徽、陕西之百姓“户口凋残，十室九空”。后来，朱元璋灭张士诚，平浙东、福建，平方国珍、陈友凉。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灭东吴后，以徐达、常遇春统率主力军北上攻取中原，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结束了元末16年的战乱。

元朝末年除战乱连年外，水、旱、蝗、疫灾害也接连不断，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地区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记载：元朝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的水旱灾，山东20次，河南18次，河北16次，两准地区10次。(《元史·顺帝本纪》)致使中原地区“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据郑肇经《中国水利史》记载：“元朝为黄河的第五次大徙。”元至iEz．年(1342)以来，黄河开始在归德府淮阳县一带泛滥。河北大名路、河间路、广平路、彰德路、山西大同路、冀宁路等地区大旱，发生严重的饥荒，至于人相食。至正三年(1343)，河南等处饥荒，次年正月，黄河在曹州决口，五月间大雨，黄河又暴涨，平地水深2丈，冲决白茅堤和金堤。曹、濮、济、兖等州都遭到水灾。八月间，山东又大雨，民间遭灾乏食，以至人相食。至正五年(1345)七月，黄河又在济阴决口，十月间再次泛滥。至正六年(1346)、至正八年(1348)黄河继续决口。中兴路松谥县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60余里，死者1500人。济宁路因而迁移到济州。至正七年(1347)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发大水。至正十二(1352)年，中兴路又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至正十四年(1354)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水、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300余人。秋天，蓟州发大水。至正十六年(1356)黄河在郑州河阴县决口，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次年夏季，漳河溢，广平邑水灾。秋季，蓟州四县皆发大水。至正十八年(1358)秋，京师及蓟州皆发大水。次年九月，黄河在济州任城县决口。至正二十三年(1363)，孟州济源、温县发大水。七月份，黄河决口，东平、寿张县圯城墙，漂屋庐，人溺死者甚众。次年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发大水，七月益都路寿光县、胶州高密县发大水。至正二十五年(1365)，蓟州发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黄河在小流口决口，达清河，坏民居，伤禾稼。至正二十六年(1366)二月，黄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受灾害。六月份河南府大霖雨，深四丈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八月份，棣州大清河决口，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河发大水，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70余里也遭同样的灾害。(《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对于大水灾的记载每年都有，特别是山东、河南两省。北方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为患较多。《元史·五行志》记载，从1341年到1365年，大蝗灾达19次。1352年6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达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黄河流域、两淮流域从元统三年至至元末年，大饥荒达16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四年(1354)，大河南北连年荒旱，沿岸饥民多达五百万人，卖妻鬻子者相踵于道。至正十七年(1357)，河南大饥荒。次年京师，彰清大饥荒。至正十九年(1359)，河北、山东、河南大饥荒，通州民刘五杀其子而食亡。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的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在灾荒之年，瘟疫病又多次流行于豫、冀、鲁、陕等地区。(《元史-五行志》)

早在宋室南渡，北方农民就大量随宋室南逃。到了元代，因为北方的自耕农在战乱中被掠为“驱口”，又有大量农户论为权豪的部曲，蒙古贵族在城市近郊和军营驻所，强占大片民田作牧场，也迫使大量自耕农户流离失所，幸存的自耕农和地主一起被列为“农户”，要负担繁重的丁税、地税和多种差役，因而往往被迫流亡。元至元二十年(1283)，崔或奏报，自北方中原地区流移江南的农民已有十五万户，以后这种人口南流的趋势一直不曾停止。

北方中原地区的人口南流，兵乱水旱蝗疫的连年盛行，致使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时已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经过二十年长期战争的破坏，人口减少，田地荒芜，是明朝初年的普遍现象。例如唐宋以来的南北交通要道、繁华胜地的扬州，为青军(又名一片瓦、长枪军)元帅张明鉴所据，军队搞不到粮食。龙风三年朱元璋部将缪大亨攻克扬州，张明鉴投降，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新任知府以旧城虚旷难守，只好截西南一隅筑而守之。(《明太祖实录》卷五)如颍州，从元末韩林儿在此起义以后，长期战乱，民多逃亡，城野空虚。(《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三)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开垦荒地)洪武元年闰七月，大将军徐达率师发汴梁，徇取河北州县，“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洪武三年，济南府知府陈修和司农官报告，“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四年二月，大同卫指挥耿忠报告：“大同地边沙漠，元季勃罗贴木儿、扩廓贴木儿等乱兵杀掠，城郭空虚，土地荒残，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一)到洪武十五年，晋府长史致仕桂彦良还说：“中原为天下腹心．号膏腴之地，因人力下至，久致荒芜”。二十一年河北诸处，还是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名城开封，以户粮数少，由上府降为下府。明初之时由于“户口旧有者仅三分之一”，更是把许多州、府降格。洪武十年(1377)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到了洪武十七年又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经过元末农民起义，打击了元代的大地主阶级，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也教训了新的明朝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统治的经济基础，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明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面对中原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一)的荒凉情形。朱元璋也说：“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郑州知府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建议。为了巩固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在全国范围内移民屯田奖励开垦的战略决策，这就掀开了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序幕。

明初洪武年间的大量移民屯田，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但是明王朝内部又发生了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战乱，又加剧了北方地区的荒凉局面。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传位于其孙朱允文为建文帝，建文帝继位后，采纳了齐泰和黄子澄的建议，推行“削藩”政策，致使燕王朱棣公开反叛，以“清君侧”的名义从北京率军南下进取南京，号称“靖难”之师，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南军拉锯作战。这次内战，前后持续了四年，这就是中原地区民间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红虫吃人”。民间传说燕王扫碑，是要扫祭南京的祖先碑，扫祭南京的“功德碑”。据记载，燕军在战争中，十分野蛮，抢掠屠杀甚为严重，“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仗，“(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明史·太宗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反对战乱，自动帮助南军抗击燕军，这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燕军胜利后，朱棣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残酷报复，河北、河南、山东的一些地方志、家谱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在冀豫交界处，燕兵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抵抗，燕王把这一带的人杀的只剩下狐、刘两家。临清县《李氏族谱》在光绪二十年的序中写道：“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当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三千里，几为丘墟焉。”刘金忠先生在《千里寻根到洪洞》中也写道：德州是扼南、北两京孔道的古战场，建文帝元年，朝廷的五十万大军在曹国公李景隆的统帅下，驰至德州，燕兵乘胜攻德州，李景隆退守济南，德州陷于燕军，稍后南军又收复德州，此后三年，南军和北军像拉据一样，投入兵力数以百万计，在德州反复厮杀，反复如是者十数次。现在德州近郊长庄乡境内有十二连营(城)是南北两军反复争夺的主战场之一。康熙年间德州学者田雯有古风《十二连城歌》记录了当年战争的惨烈：“连城城北十二城，村墟草木皆甲兵；旧鬼磨灭三百载，天阴雨湿青磷生；当时靖难戎马作，旌旗斜卷安陵郭；五十万师自南来，方山之野扫秋籍!”，战争造成了华北地区人烟减少，造成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朱棣进入南京后，大肆杀戳，齐泰、黄子澄、方孝孺、铁铉被杀害、灭族，株连处死者达数万人，称之为“瓜蔓抄”，方孝孺甚至被灭“十族”。这样，“靖难之役”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无人烟的局面，所以继洪武移民后，又有永乐移民。

山西省位于太行山与黄河中游的峡谷之间，北面是内蒙，西邻陕西，东是河北，南与河南接壤。“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由于“山川形便”地势的原因，“每当分裂或战乱时期，山西往往成为北部中国的战略要地或政治中心，因而既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也成为大批难民的庇护所，从而出现一个经济相当繁荣的阶段。”(葛剑雄《家山何止大槐树》)山西境内，大的战乱很少波及，自然灾害方面黄河在山西河床低，灌概用水不方便，但不能遭成水灾。山西最大的河流汾河纵贯省内中部，流经太原、临汾盆地，至河津入黄河，流域面积三万九千四百七十一平方公里，是主要的农业地带，但地势两边高，河床低，也不能造成大的水灾。所以历代山西没有大的水灾，更没有象邻省那样因大的战乱及大的水灾而有逃荒之人。自唐宋以降，河南、河北、山东就有灾民逃荒者纷纷逃往山西，灾年过后，部分灾民又返回原籍，但大部分却落户山西，这个反复迁徙的趋势直到建国初年一直没有停止。元朝末年，中原地区战乱、水旱蝗疫连年不断，而邻省的战事很少波及山西，山西的大部分地区不但没有水灾蝗灾，却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早在宋朝时《宋史·社记》记载：“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弃，即因土地匮乏而实行火葬。”说明山西地狭人众。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说明山西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邻省的难民纷纷流入山西，使山西人口暴增。《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载：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一百八十九万一千人，河北人口一百八十九万三千人，山西人口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四人，是河北、河南两省人口的总和。山西人口稠密，平阳府居首位，而洪洞县是平阳府人口大县。洪洞县地处晋南南北东西交通要道，而城北官道有贾村驿，明政府便把移民局设在洪洞县城北贾村驿旁的广济寺，在这儿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发放川资。广济寺大门前的汉植大槐树，就成了各地移民荟萃，开拔外迁的集散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