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城，客家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当数高田镇岩岭管理区的堂下古村了。 
                                                               
           这是一个貌似平常却曾经藏龙卧虎的小山村。几棵巨枫在翠竹中泛着异彩散落村头，一条溪水蜿蜒淌过阡陌人家，名字雅雅的“川至桥”从溪上横跨，将古驿道延伸往宁石交界的大山深处，五幢宋明时期的祠堂流放着千年古风，矗立于溪边山脚……今天的堂下村，虽说不上风景如画，然而，却让人透过仲冬的寒流冷风，非常容易感觉到氤氲在村落四处的文化古韵。直到我们完全走进堂下村的峥嵘历史，方才明白这氤氲的文化古韵并不是空穴来风，历史曾将辉煌的一页予以了它，北宋时期这里诞生了赣南最早的教育家、图书收藏家——一代大儒温革！ 
                                                      
         堂下村乃石城温氏祖地，开山祖乃温同保，一介教书先生，传说其五世祖曾为唐宁都县令。同保公在往宁化去的古道上择中了一块风水宝地，此地古柏参天，野芋丛生，溪流潺潺，更为难得的是溪流边有一巨石形状如龟，寓意甚好，令同保公喜悦不已。于是，公元909年，同保公举家从石城丰义迁居柏林野芋窝。

时光走过近一百年，1006年的一个吉祥之日，野芋窝里传来一声尖锐的婴儿啼哭，令这块土地千年来享不尽荣耀的温革（字廷斌）出生了。温革生性宽厚仁义，正直厚道，聪明过人，极喜读书，饱读典籍，至少年时，其善读的名声已响遍乡里四邻。然而，似乎天公并不作美于他，乡试成绩优异的他，在京城开封的考试却屡屡未中。1036年，就在温革第七次京试失败后，冷静思考后的他做出了人生重大选择：“不在吾身，宜在吾子孙。”遂立志办学。他投以巨资，将当时“国子监所藏之书市上有售者尽购以归”，并在野芋窝的柏林丛中建藏书楼“青钱馆”及“柏林讲学堂”，另有洗砚池、膳食房等附属建筑。青钱馆的名字有些来历，传说当年温革在柏林掘地建藏书楼时，意外获得五万铢钱币，温革认为这是祥瑞之兆，是上天在帮助他成就这番事业，乃取藏书楼名为“青钱馆”。自然，柏林山上的讲学堂的建立，也使这一带的地名发生了改变，原来粗俗的野竽窝从此改名叫做堂下。

一时间，石城境内乃至赣南诸县并衍至闽粤四方学子接踵而来，纷纷投身于温革门下，一个荒僻之地兀然成为声震北宋朝野的学院圣地。由于温革的青钱馆藏书量富过国子监，北宋时期享有“江南名楼”之称。许多官宦及读书人不畏山高水长，纷至沓来堂下村，一睹山村书院风采，也借机与温革交流学问，并到他的青钱馆里饱览群书。这其中，最著名的两个人物是北宋名儒、人称盱江先生的南城李观（字泰伯）和李观的高足、后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他们二人为温革的精神所感动，交往之中遂成密友，并各自为堂下留下了墨宝。李观为青钱馆撰联：照榻有嫦娥齐问天香消息；登楼无俗客共谈花样文章。曾巩则有感于柏林讲学堂鸿儒往来的情景，赠堂名为“雅儒馆”，并高度赞扬温革“自此遂开首办图书馆讲学堂之先河”。于是，这一方山水，在温革的教化下，文风昌盛，气象日新，有人颂之：“使简陋消于醇雅，鄙俚化于诗书，风化肃然，其业绩流惠四方化及乡党……”朝庭闻讯，甚感欢慰，遂敕封温革为大儒祀乡贤。至今，在温氏家庙和温氏宗祠里，“大儒”、“乡贤”、“雅儒堂”等昭示着那段辉煌的匾牌仍高悬着，彰显着温革的不朽和岁月的久远。

1076年温革逝于柏林，葬于湖坑（今巨墓犹存）。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使他的弟子遍及朝野，他本人也因此被《宋史》、《大明统一志》、《江西通志》、《赣州府志》、《石城县志》记载，成为千古流芳的一代名人。而且因为受温革办学堂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石城的文化教育之风日渐昌盛，他之后共出了24名进士（他之前仅两名进士），便是今天，小小的石城县，每年高考录取率仍高居全市前列。文化风气，世代相传。一代乡贤温革，不仅是七万石城温氏后代之荣耀，也是整个石城乃至赣南之荣耀。

温革当是赣南客家人的骄傲，称其为赣南教育第一人丝毫不为过。与他同时代的理学师祖周敦颐，也是赣南教育的重要开基人与传播者，但与温革比较，显然周稍后一点。1045年周敦颐由分宁主簿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后的第二年才与程颢、程颐有了师生关系，1062年任虔州通判时才与赵清献在水东玉虚观开办清溪书院（后为莲溪书院），开始正式办学堂。而温革在1036年便创建了柏林讲学堂与青钱馆了。

可惜，南宋灭亡的钟声竟波及这大山深处，金兵的铁蹄将柏林这片文学胜地践踏成平地，从此，雅儒堂不再雅儒，青钱馆不再藏书，书香飘渺，柏林被焚……只有一流溪水依旧淙淙，两口唐朝古井一饮一用的功能划分未改，还有关于温同保宁化虎形墓中金棺悬葬、温革柏林办学及湖坑自觅“乌鸦落塅”的传说依旧…… （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