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是具有700多年历史的津门古镇。它曾是天津古代的商埠重地，也是天津近代教育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从这里，曾经走出了徐肃静、温世霖、严修、张伯苓、温瀛士等一批著名教育家。其中尤以张伯苓最为光彩夺目，名赫国内外。而张伯苓走上教育救国之路，形成其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又与宜兴埠温氏教育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

一、张伯苓曾在宜兴埠温氏家塾接受启蒙教育

张伯苓先世祖籍山东，清代初年迁至天津，靠在运河上驶楠木船，往来南北，以贩运粮油、杂货为生。海河上游的北运河，曾是历史上漕粮海运与河运的必经之路。从三岔河口至北仓一带为漕运口岸，元明清代600多年间，都是漕粮中转枢纽、皇仓重地。

位于运河口岸东侧的宜兴埠，曾东、西、北三面环水，南面紧衔津城，水陆通达，车樯如织，清代已是天津五大集市之一。张家即落户宜兴埠，居贩市胡同北头二条，与同族张二爷家为邻，并开了一家店铺，取名“协兴号”，家道日渐兴旺。

张伯苓的父亲张久庵（名云藻）是独生子，博学多才，爱好广泛，尤擅琵琶，人称“琵琶张”。张久庵终日着迷于吹打弹拉，不问生计，家道中落，后受聘于宜兴埠温氏家塾从教。张久庵年轻时曾娶妻胡氏，但早年病故，所生子女也都夭折。后续娶宜兴埠杨氏，于1876年4月5日生张伯苓。张伯苓幼年受父亲开蒙，后随父在宜兴埠温氏家塾就读。

宜兴埠温氏祖籍山西洪洞，世代尚武。明永乐年间移居津北刘快庄，后迁宜兴埠。传至第五世，温长溥、温长湘、温长湧兄弟分别中武进士、武举人、武状元，闻名全国。温长溥之子温联琇则淡泊名利，弃武从文，与夫人徐振肃（名肃静）创办“温氏家塾”，先行家教。

温氏家塾以勤劳真实为本，继忠勇刚勤风尚，重视传统文化，教授国学国粹，培养学生心系天下安危，从小立下报国之志。一些大家子弟、名门之后也慕名到温家求学。严修、张伯苓曾先后在温家接受启蒙教育，并与温联琇之子温世霖相识。严修长温世霖10岁、长张伯苓16岁，三人虽有年龄差异，但志趣相投，受温氏教育影响，结为终生挚交，后来共同携手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

二、张伯苓与温世霖共同走上教育救国之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的年代。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人为刀俎，我为鱼肉。”1884年的中法战争，以割让安南、台湾给法国和日本为结局，使温母引为奇耻大辱。她主张“废科举，走实业救国之路”，命其子世霖、世珍弃举子业，入北洋水师学堂，世铭入北洋机器厂，以备他日学成致用。温世霖于15岁（1885）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张伯苓在温家影响下，于13岁（1889）也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决心以身报国。

温世霖虽成绩优秀，却因腿部略有残疾而被迫退学，奔走于淞沪粤桂，自谋生计。20岁任道抚督署及东征大臣电报文案等差。中日甲午海战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温世霖感愤填膺。受西方思想启蒙，他开始宣传维新变法，组织立宪请愿，追随孙中山，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在日本，他看到教育为社会带来的巨大发展，决心以教兴国，提出“备私塾、废科举、倡新学”。温母全力支持温世霖办学，特别是主张创办女学。她认为，“强国必先造就人才，而自古人才多因有贤母方有贤子”。1900年，温氏母子用自家3间居室作为校舍，创办“佩贞女子学堂”，成为我国北方第一所女子学校。年近花甲的徐振肃亲任校长，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位女校长，被严修誉为“女学之先河”。

温母倡导妇女解放，追求男女平等。在学校里禁止女生缠足，并组织“天足会”和妇女救国演说团到市中心演讲，在社会上取得极大反响，被清政府视为大逆。直隶总督袁世凯曾两次下禁令迫使普育学堂停办。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认定“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规定“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但温氏母子毫无畏惧，顶住封建势力高压，继续扩大女学影响，于1905年同立宪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北仓人孙洪伊，在老城里二道街荣家胡同创办“私立普育女子学堂”。 1906年，经严修等社会名流多方捐资，又在火神庙旧址扩建新校舍，使普育名声大振，生员增加到50余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妹妹梅贻环、梅贻玲也曾在此就读。

为保证教学质量，普育聘请了一批具有先进理念的优秀女教师。张伯苓的妹妹张祝春、天津最早的女教师陆阐哉和陶淑修及温世霖的妻子安桐君等，都曾在普育教学。安桐君终日埋头于校务之中，世人称其为“有校无家”。时任学部侍郎的严修赞誉她为“北方大教育家”。温世霖的长子温祖荫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普育作教务主任，与西学相结合，设师范部、小学部、蒙养院，增添保姆、织布、编织等学科,开办妇女补习班，培训缝纫、织巾、绣花等家政课程，培养妇女能够在经济上独立的本领，成为早期的职业教育学校。1919年徐振肃去世，孙中山为彰显她创办女学的特殊功绩，题匾赐予她“民国贤母”称号。

温世霖为扩大办学规模，招收男生，于1906年在宜兴埠创办蒙忠学堂，后改为天津县民立第五小学，成为普育系列学校。温世霖同时担任“佩贞”、“普育”和“民五”三个学校的董事长，把“勤劳、真实、进德、修业”集为一种教育理念，把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智慧作为追求目标，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温瀛士就是民五小学首届毕业的优秀人才之一。温瀛士和温世霖同是宜兴埠人，但并非近族，是教育事业把他两人联系到了一起。

温瀛士，字閬仙，生于1895年。祖父温啟元、父亲温桂森均以务农为生，家境贫寒。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是具有700多年历史的津门古镇。它曾是天津古代的商埠重地，也是天津近代教育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从这里，曾经走出了徐肃静、温世霖、严修、张伯苓、温瀛士等一批著名教育家。其中尤以张伯苓最为光彩夺目，名赫国内外。而张伯苓走上教育救国之路，形成其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又与宜兴埠温氏教育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



一、张伯苓曾在宜兴埠温氏家塾接受启蒙教育

张伯苓先世祖籍山东，清代初年迁至天津，靠在运河上驶楠木船，往来南北，以贩运粮油、杂货为生。海河上游的北运河，曾是历史上漕粮海运与河运的必经之路。从三岔河口至北仓一带为漕运口岸，元明清代600多年间，都是漕粮中转枢纽、皇仓重地。

位于运河口岸东侧的宜兴埠，曾东、西、北三面环水，南面紧衔津城，水陆通达，车樯如织，清代已是天津五大集市之一。张家即落户宜兴埠，居贩市胡同北头二条，与同族张二爷家为邻，并开了一家店铺，取名“协兴号”，家道日渐兴旺。

张伯苓的父亲张久庵（名云藻）是独生子，博学多才，爱好广泛，尤擅琵琶，人称“琵琶张”。张久庵终日着迷于吹打弹拉，不问生计，家道中落，后受聘于宜兴埠温氏家塾从教。张久庵年轻时曾娶妻胡氏，但早年病故，所生子女也都夭折。后续娶宜兴埠杨氏，于1876年4月5日生张伯苓。张伯苓幼年受父亲开蒙，后随父在宜兴埠温氏家塾就读。

宜兴埠温氏祖籍山西洪洞，世代尚武。明永乐年间移居津北刘快庄，后迁宜兴埠。传至第五世，温长溥、温长湘、温长湧兄弟分别中武进士、武举人、武状元，闻名全国。温长溥之子温联琇则淡泊名利，弃武从文，与夫人徐振肃（名肃静）创办“温氏家塾”，先行家教。

温氏家塾以勤劳真实为本，继忠勇刚勤风尚，重视传统文化，教授国学国粹，培养学生心系天下安危，从小立下报国之志。一些大家子弟、名门之后也慕名到温家求学。严修、张伯苓曾先后在温家接受启蒙教育，并与温联琇之子温世霖相识。严修长温世霖10岁、长张伯苓16岁，三人虽有年龄差异，但志趣相投，受温氏教育影响，结为终生挚交，后来共同携手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

二、张伯苓与温世霖共同走上教育救国之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的年代。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人为刀俎，我为鱼肉。”1884年的中法战争，以割让安南、台湾给法国和日本为结局，使温母引为奇耻大辱。她主张“废科举，走实业救国之路”，命其子世霖、世珍弃举子业，入北洋水师学堂，世铭入北洋机器厂，以备他日学成致用。温世霖于15岁（1885）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张伯苓在温家影响下，于13岁（1889）也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决心以身报国。

温世霖虽成绩优秀，却因腿部略有残疾而被迫退学，奔走于淞沪粤桂，自谋生计。20岁任道抚督署及东征大臣电报文案等差。中日甲午海战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温世霖感愤填膺。受西方思想启蒙，他开始宣传维新变法，组织立宪请愿，追随孙中山，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在日本，他看到教育为社会带来的巨大发展，决心以教兴国，提出“备私塾、废科举、倡新学”。温母全力支持温世霖办学，特别是主张创办女学。她认为，“强国必先造就人才，而自古人才多因有贤母方有贤子”。1900年，温氏母子用自家3间居室作为校舍，创办“佩贞女子学堂”，成为我国北方第一所女子学校。年近花甲的徐振肃亲任校长，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位女校长，被严修誉为“女学之先河”。

温母倡导妇女解放，追求男女平等。在学校里禁止女生缠足，并组织“天足会”和妇女救国演说团到市中心演讲，在社会上取得极大反响，被清政府视为大逆。直隶总督袁世凯曾两次下禁令迫使普育学堂停办。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认定“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规定“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但温氏母子毫无畏惧，顶住封建势力高压，继续扩大女学影响，于1905年同立宪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北仓人孙洪伊，在老城里二道街荣家胡同创办“私立普育女子学堂”。 1906年，经严修等社会名流多方捐资，又在火神庙旧址扩建新校舍，使普育名声大振，生员增加到50余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妹妹梅贻环、梅贻玲也曾在此就读。

为保证教学质量，普育聘请了一批具有先进理念的优秀女教师。张伯苓的妹妹张祝春、天津最早的女教师陆阐哉和陶淑修及温世霖的妻子安桐君等，都曾在普育教学。安桐君终日埋头于校务之中，世人称其为“有校无家”。时任学部侍郎的严修赞誉她为“北方大教育家”。温世霖的长子温祖荫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普育作教务主任，与西学相结合，设师范部、小学部、蒙养院，增添保姆、织布、编织等学科,开办妇女补习班，培训缝纫、织巾、绣花等家政课程，培养妇女能够在经济上独立的本领，成为早期的职业教育学校。1919年徐振肃去世，孙中山为彰显她创办女学的特殊功绩，题匾赐予她“民国贤母”称号。

温世霖为扩大办学规模，招收男生，于1906年在宜兴埠创办蒙忠学堂，后改为天津县民立第五小学，成为普育系列学校。温世霖同时担任“佩贞”、“普育”和“民五”三个学校的董事长，把“勤劳、真实、进德、修业”集为一种教育理念，把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智慧作为追求目标，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温瀛士就是民五小学首届毕业的优秀人才之一。温瀛士和温世霖同是宜兴埠人，但并非近族，是教育事业把他两人联系到了一起。

温瀛士，字閬仙，生于1895年。祖父温啟元、父亲温桂森均以务农为生，家境贫寒。温瀛士从小随父务农，担水、拾柴、种地。12岁入宜兴埠民五小学，后入天津府中等农业学堂。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对温世霖的敬佩，18岁回到民五小学当教师，24岁任民五小学校长。1929年，正当民主革命受到挫折，温世霖的政治活动和女学教育转入低潮时，温瀛士毅然辞去民五小学校长职务，在宜兴埠筹建第二个普育女学堂。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弟弟、弟媳从德国留学回来，分别担任宜兴埠普育的校董和教师。温瀛士的8个子女中，有7人投身于教育事业。

温氏教育对张伯苓的影响则更为显著。1894年，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学堂驾驶班课业学习期满，时值中日战争北洋海军战败，无舰供毕业生实习，张伯苓只好回家等候派遣。不久，由父母做主，与宜兴埠安氏结婚，和温世霖结成姻亲。安氏身患痨疾，本想靠“冲喜”治病，但婚后5日便病逝。翌年春，张伯苓又与天津世家王淑贞结婚。

1898年，张伯苓受严修礼聘，在宜兴埠严氏家馆教授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1901年，张伯苓受津绅王奎章之请，兼授西学。严、王两家相距不算远，张伯苓则每日奔波于两馆之间。1902年，严修受温氏办女学的影响，在宜兴埠家宅设女学馆，招收女子学习英文。张伯苓之妹张祝春（冠时）和陆文郁之姐陆阐哉曾在严家就学。

1903年，严修和张伯苓赴日本参观学校教育，购买理化仪器多种。1904年，严、张二人共建南开学校。1923年，张伯苓创办南开女子中学。

三、张伯苓与温世霖的相互影响

张伯苓与温世霖即是同窗好友，又是姻亲，相互影响，相互配合，在思想上形成共识，在行动上步调相随,关系非同寻常。他们先后进北洋水师学堂，先后赴日本考察，同样投身教育事业，同样接受民主进步思想，走在时代前列。温世霖投身于社会变革，参政议政,作为领导全国学生请愿运动的领袖，被清廷以“扰乱地方秩序”罪发配新疆伊犁。随后，张伯苓被推举为全国学生请愿同志会临时会长。为了营救温世霖，张伯苓挺身而出，四处奔波。温世霖被发配路经西安时，还给张伯苓写信问候。

在教育理念上，温世霖和张伯苓都推崇西学，开办女学，关心平民子弟，关照贫困学生；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勤劳真实”和“允公允能”分别作为普育和南开的校训；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进行素质教育。普育女学除主科外，经常召开辩论会，严格体育课，让过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姑娘们整齐列队、走步，做徒手操或器械操等。每到周六下午，组织全校学生观看五六年级的大姐姐们表演舞蹈、歌剧、话剧。张伯苓在女子学校广泛开展学术、摄影、演讲、书画、戏剧、歌咏、舞蹈、缝纫、刺绣活动，启发学生的创新思想，培养生产技能，增强女生独立自主的本领。

普育与南开师资交叉，相互支援，校风相同，堪称“兄妹”。普育教师张祝春和南开教师马千里还结为连理，并在普育举行了天津最早的新式婚礼。

温氏教育不仅是开女学教育先河，而且为天津近代教育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将天津教育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张伯苓又把温氏教育理念传承、发扬、光大，将温氏的愿望和目标付诸实现。

温瀛士从小随父务农，担水、拾柴、种地。12岁入宜兴埠民五小学，后入天津府中等农业学堂。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对温世霖的敬佩，18岁回到民五小学当教师，24岁任民五小学校长。1929年，正当民主革命受到挫折，温世霖的政治活动和女学教育转入低潮时，温瀛士毅然辞去民五小学校长职务，在宜兴埠筹建第二个普育女学堂。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弟弟、弟媳从德国留学回来，分别担任宜兴埠普育的校董和教师。温瀛士的8个子女中，有7人投身于教育事业。

温氏教育对张伯苓的影响则更为显著。1894年，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学堂驾驶班课业学习期满，时值中日战争北洋海军战败，无舰供毕业生实习，张伯苓只好回家等候派遣。不久，由父母做主，与宜兴埠安氏结婚，和温世霖结成姻亲。安氏身患痨疾，本想靠“冲喜”治病，但婚后5日便病逝。翌年春，张伯苓又与天津世家王淑贞结婚。

1898年，张伯苓受严修礼聘，在宜兴埠严氏家馆教授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1901年，张伯苓受津绅王奎章之请，兼授西学。严、王两家相距不算远，张伯苓则每日奔波于两馆之间。1902年，严修受温氏办女学的影响，在宜兴埠家宅设女学馆，招收女子学习英文。张伯苓之妹张祝春（冠时）和陆文郁之姐陆阐哉曾在严家就学。

1903年，严修和张伯苓赴日本参观学校教育，购买理化仪器多种。1904年，严、张二人共建南开学校。1923年，张伯苓创办南开女子中学。

三、张伯苓与温世霖的相互影响

张伯苓与温世霖即是同窗好友，又是姻亲，相互影响，相互配合，在思想上形成共识，在行动上步调相随,关系非同寻常。他们先后进北洋水师学堂，先后赴日本考察，同样投身教育事业，同样接受民主进步思想，走在时代前列。温世霖投身于社会变革，参政议政,作为领导全国学生请愿运动的领袖，被清廷以“扰乱地方秩序”罪发配新疆伊犁。随后，张伯苓被推举为全国学生请愿同志会临时会长。为了营救温世霖，张伯苓挺身而出，四处奔波。温世霖被发配路经西安时，还给张伯苓写信问候。

在教育理念上，温世霖和张伯苓都推崇西学，开办女学，关心平民子弟，关照贫困学生；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勤劳真实”和“允公允能”分别作为普育和南开的校训；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进行素质教育。普育女学除主科外，经常召开辩论会，严格体育课，让过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姑娘们整齐列队、走步，做徒手操或器械操等。每到周六下午，组织全校学生观看五六年级的大姐姐们表演舞蹈、歌剧、话剧。张伯苓在女子学校广泛开展学术、摄影、演讲、书画、戏剧、歌咏、舞蹈、缝纫、刺绣活动，启发学生的创新思想，培养生产技能，增强女生独立自主的本领。

普育与南开师资交叉，相互支援，校风相同，堪称“兄妹”。普育教师张祝春和南开教师马千里还结为连理，并在普育举行了天津最早的新式婚礼。

温氏教育不仅是开女学教育先河，而且为天津近代教育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将天津教育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张伯苓又把温氏教育理念传承、发扬、光大，将温氏的愿望和目标付诸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