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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晏子的“富民安众”之策及其启示

2013-07-09 15:21:59 | 来源：中国法院网  作者：谭文革

　　　实现“中国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伟大战略构想，也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期盼。“人民生活富裕，百姓安居乐业”是“中国梦”的重要内涵和必然选择。“民富国强，众安道泰。”那么如何实现“富民安众”呢？我国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晏子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富民安众”之策，对今天仍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晏子名叫晏婴，春秋时期齐国国相、上大夫，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晏子爱国忧民，敢于直谏，廉洁从政，生活节俭，成功辅佐齐国三代国君长达五十余年。

　　史书记载：“景公问晏子曰：‘富民安众难乎？’对曰：‘易。节欲则民富，中听则民安，行此两者而已矣。’”这里晏子向齐景公提出了二条重要策略。

　　一是“富民”之策。晏子说：“节欲则民富。”“节欲”就是统治者及其官吏要节制欲望，行为俭朴，不图享受。《传》云：“俭，德之洪；侈，恶之大。”《政要论》曰：“故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皆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可见“节欲”是多么重要。那么“节欲”和“民富”又有何关系呢？笔者用数学加减法来简单阐述。一个国家，无论其大小、贫富，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如果统治者及其官吏对欲望、挥霍只用“加法”，不断增加搜刮，自身毫不节俭，那么税赋总额就会恶性膨胀，其所占社会财富的百分比就会增大。而老百姓劳动所得即收入就会减少，或者难以增加，其所占社会财富的百分比就会减小，这就体现为“减法”。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啬。”“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统治者及官吏不仅个人要节俭、清廉，国家机器也应节约、简朴，应保持适度的税赋比例，反对横征暴敛。司马迁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社会财富应由全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也应惠及全体人民，不能由任何人独享或多享，更不能由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掌控。这对我们的启示有三点：一是当前我国税赋比例总体还偏高，应适当降低，保持合理比例，保持适当增长，真正藏富于民。二是全国上下应按照中央“八项规定”，认真搞好作风建设，坚决反对贪污腐败，坚决遏制“三公消费”，严禁“裸官”向国外转移资产。三是国家应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注重分配公平，实现共同富裕。

　　二是“安众”之策。晏子说：“中听则民安。”“中听”就是全面收集证据，客观认定案情，公正判决案件。这样才能实现“民安”。“中听”其实就是“司法公正”，可见晏子已将“司法公正”提到了“治国方略”的高度。然而，公平公正思想在我国早已有之。如《道德经》提出的“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孔子提倡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等，均蕴含了公平公正的思想。又如孔子所讲的“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周易•丰》所说的“君子以折狱致刑”，以及“天下为公”、“平得于公”、“中立而不倚”、“允执厥中”、“君子而时中”等，均提倡判决案件必须公平公正，不偏不倚。《蜀志》记载，诸葛亮对“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释巧饰者，虽轻必戮”。可见诸葛亮判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做到“公平公正”，该罚的“必罚”，该释的“必释”，该戮的“必戮”。因此史书高度评价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先贤们提倡统治者及其官吏应做遵纪守法的榜样。如文子曰：“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为检戒，故禁胜于身，即令行于民矣。”如果统治者不带头遵守法律，不断突破法律底线，就会破坏国家法制。申鉴曰：“法坏则世倾，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国家法制破坏，就如“没有规矩”，也就“不成方圆”。这对我们的启示有四点：一是全党应严格遵守《中国共产党章程》即党内“宪法”，“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习近平总书记亦多次强调。我们应严格遵守党章和宪法，而“不能越雷池一步”。二是应切实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真正落实人民法院宪法地位。党委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集体领导，而不是领导个人对具体个案的指手画脚、定性下判。人大监督也应是集体监督，这样才能避免人大个别领导、少数人大代表以监督为名为案件当事人向法院施加影响。政府对法院工作的支持是法律所规定，不能视为施舍，不能凭借“人、财、物”等权力而对案件审判予以干扰。对此，习总书记亦作强调，我们应坚决执行落实。三是人民法院应坚持依法审判，确保司法公正。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唯上，不唯权，只唯法，从而对案件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史记》曰：“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通过“重管理，强素质，树形象”，树立司法公信，实现司法公正。四是应落实人民法院宪法地位，适当提高法院机构级别。我国宪法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依法监督“一府二院”。可见人民法院的宪法地位与同级人大机关、政府机关平列。但其机构设置却按同级党委政府的部门对待，这显然不妥。虽然法院院长实行高配，但因机构级别过低，法院院长在领导排名时相对靠后，所以，法院抗干扰、影响的能力很有限。其“司法公信、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就大打折扣，执行难问题就愈难解决。因此笔者建议，应尽快将人民法院机构级别落实为同级党委政府副级，在领导排位时，法院院长应排党委常委之后，列人大、政府、政协的副职之前。

　　当然，从“景公问晏子”这一经典事故，我们还可读到三点：一是齐景公谦心学习，不耻下问，集思广益。二是晏子的深谋远略，真知灼见，献计献策，忠心耿耿。三是“富民”是前提、基础，“安众”是结果、目的。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