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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和而不同”

周简叔

   中华优秀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但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等原因，中国古代的一些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以及他们的著作，被后世冷落了，淡忘了。例如我国春秋（公元前770-476年）后期，齐国的宰相，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外交家晏婴（公元前？-500年），及其传世之作《晏子春秋》，除了历代不多的注家，及《二桃杀三勇士》等几个脍炙人口的晏婴故事，还有所流传外，就很少有人再提及晏婴及他的《晏子春秋》了，更没有人谈及他的“和而不同”理论了。晏婴和而不同的理论，就像一块璞玉，埋没在了深山老林中，已长达2000多年，现在应是把它挖掘出来，经良工雕琢，使其成为传世之宝的时候了。宝是什么？宝就是可使民富国强，国泰民安的“和而不同的”理论！

什么是“和而不同”？

   《晏子春秋》和《左传》中，都有关于晏婴与齐景公‘和同之辩’的记载。公元前522年，齐景公打猎回到，距齐国故城临淄西南不远处的遄(chuan)台，正在与晏婴辩论“和而不同”的问题，景公的近臣梁丘据，竟敢违‘礼’驾6匹马拉的车，飞奔来到遄台，向齐景公献殷勤。景公指着梁丘据，问晏婴：“只有梁丘据与我‘和’吗？”晏婴回答说：“他是与你‘同’，哪里是与你‘和’啊！”景公问：“和与同不一样吗?晏婴回答说：“是，不一样！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晏婴继续解释说；“‘和’，就如羹，是由厨师用水、醋、肉酱、咸盐、梅子等佐料，在灶火上，像烹制鱼肉那样调制其味，使其咸淡可口，酸甜适中，使君子吃了，心平气和。所以，羹又称和羹”。景公对晏婴将‘和’比作“和羹”还不甚了了。晏婴继续解释说：“君臣关系，也如制作和羹那样，国君认为‘可’的言行中，就是国君认为正确的言行中，必有‘否’的成分，’否’就是缺点或错误，为臣的就要批评其‘否’，使国君改正缺点或错误，成全国君的‘可’；国君认为‘否’的言行中，就是国君认为错误的言行中，会有‘可’的成分，就是会有合理的内核，为臣的就要摒弃其‘否’，吸收发扬其合理的内核。以上所说，就是君臣‘和’的内涵”。晏婴总结说：“‘和’就如厨师，调酸、甜、苦、辣、咸五味，为美味的羹，乐师调工、商、角、证、羽（即简谱中的1、2、3、5、6）五声，为美妙的音乐”那样，建立和而不同的君臣关系。景公又问晏婴：“那么你说的与君‘同’又是何意？晏婴回答说：“国君说‘可’，梁丘据也跟着说‘可’，国君说‘否’，梁丘据又跟着说‘否’，就是不论国君说什么，也不论国君说的对与错，梁丘据都唯唯诺诺，举手赞同。这就是与君‘同’。‘同’就如同用水调剂水，用一根弦演奏音乐，是调济不出好喝的水，好听的乐章来的”。梁丘据是什么人？他是投国君所好，奉迎在前，阿谀在后，君前说人坏话的小人，晏婴称他为谗佞。晏婴说谗佞是藏在土地祠里的老鼠，就是在国君呵护下人人喊打的谗佞。晏婴说，谗佞是治国的大患，他曾多次犯颜直谏齐景公，要坚决地铲除梁丘据。

     直谏、纳谏是“和而不同”的灵魂

   “和而不同”的灵魂是，忠臣能犯颜直谏，国君能纳谏如流。晏婴就是一位能终身犯颜直谏，能纠正国君的过失，与君和则留，不和则去，绝不与君同邪的大臣；齐景公则是终生纳谏如流，能知错改错的国君。由于晏婴犯颜直谏，齐景公纳谏，才使已面临危机的齐国，实现了中兴，成了春秋晚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使齐景公成了少见的、能善始善终的国君。历史上一时一事能犯颜直谏的大臣也有不少，但如晏婴那样终生犯颜直谏的大臣，在私天下的封建王朝中，是罕见的；能一时一事纳谏的国君也有不少，但如齐景公那样终生纳谏如流的国君，不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国君兼听纳谏，能知过改过，是中国古代圣君的为君之道，是圣君所以成为圣君的根本所在；大臣直言直说，犯颜直谏，能纠正国君的过失，是为臣首要的任务，是忠臣所以成为忠臣的根本所在。晏婴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兴亡，最为关键的是要有一位什么样的国君。我国黄帝、唐尧、虞舜时期，是公天下，实行的是选贤与能的制度，帝王都是优中选优推选出来的，所以都是明君。夏、商、周三代时期，是私天下，实行的是父传子的帝位世袭制，从而君王就有了贤与不肖的区别。遇到明君在位，则国家兴起，国泰民安；遇到昏君在位，则内忧外患，国无宁日，亡身亡国。怎样避免国家的危亡呢？晏婴的“和而不同”的事君哲学，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由此，我们可以界定出何为明君，何为忠臣了：明君就是能纳谏，能知过改过的国君；忠臣就是能犯颜直谏，能纠正国君过失的大臣。

‘和’则国兴，‘同’则国衰

   晏婴熟知中国古代，特别是夏商周三代的兴亡历史。他总结了三代明君与贤辅“和”，则国家兴起，国泰民安，就会出现君爱民，民拥君的所谓盛世，如禹帝与皋陶‘和’则夏代兴；商汤与伊尹‘和’则商代兴；周武王与姜太公、周公旦‘和’，则周代兴。晏婴也看到了暴君与谗佞“同”，则国乱不止，君有隐行，民有讳言，民不聊生，国家衰亡的所谓乱世，如夏桀王、殷纣王、周幽王，他们远贤良，不纳谏，与谗佞沆瀣一气，荒淫无道，最后导致亡身亡国的惨剧。

                         晏子、孔子，是谁最早提出了“和而不同”？

   晏婴（晏子）与孔子，同是春秋末期人。晏婴出生年月不详，死于公元前500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晏子春秋》记载，公元前556年，晏婴的父亲、卿大夫晏弱病逝，晏婴接替其父，开始事齐灵公为卿大夫。用晏婴开始出仕的公元前556年，与孔子诞生于公元前551年比较，可知晏婴出仕5年后，孔子才出生，所以晏婴长于孔子，是历史事实，是铁板钉钉。如果公元前556年，晏婴开始事齐灵公为卿大夫时，为20岁（这是个合理的变量），那么晏婴长于孔子约25岁。

   “和而不同”是晏婴的事君哲学。晏婴公元前556年开始，就以他的“和而不同”的事君哲学——犯颜直谏，纠君之过，和则留，不和则去——为导向，先后事齐灵公2年，事齐庄公3年，事齐景公时间最长，约51年。也就是说，孔子还未出生，晏婴就开始实践他的“和而不同”的事君哲学了。例如公元前556年，晏婴曾犯颜直谏齐灵公，提倡宫女着男装，却反对都城内女子着男装，是挂牛头卖马肉，违背了禁止百姓做的事，国君首先不做，国君要处处事事为民表率的原则。灵公接受了晏婴的诤谏，首先禁止了宫女着男装，不久都城内女子也就不再效仿宫女着男装了。又例如齐庄公崇尚武勇，轻道义，晏婴犯颜直谏齐庄公：要遵道义，守礼法，否则就是禽兽，因为只有禽兽才以力大者为王。齐庄公拒绝了晏婴的诤谏，拒不改弦更张，晏婴遂辞庄公而去，不久齐庄公就被崔杼所杀，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臣弑君’的典型案例。齐景公是位明君，因为他基本做到了纳谏如流，知过改过，甚至有晏婴一日三次诤谏，齐景公一日三次纳谏的故事。但齐景公对晏婴犯颜直谏，也有一时想不通，拒谏的时候。但当晏婴辞而别后，景公很快就幡悔悟了，认识到晏婴是对的，是自己错了的时候，立即又亲自把已远去的晏婴追了回来，当面向晏婴承认错误，做自我批评。

    自汉代开始，世人只读《论语》，不读《晏子春秋》，只知《论语》中有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知《晏子春秋》中有晏婴与齐景公的“和而不同”之辩，甚之不知晏婴长于孔子约25岁的事实。更使人迷惑不解的是，孔子对“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未做本文以外的任何解释，不知孔子是在何时，针对何事、何人而发；对何谓君子，何谓小人，何谓“和”，何谓“同”也未做任何解释，至使后世的《论语》注家，各执所云，唯宋代大哲学家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解释最为经典，最具代表性，但他也只对‘君子’‘小人’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意思是说，君子是在言语行为方面不别扭的人，小人是有结党营私意念的人。显然朱熹是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看成一个修身养性的、纯伦理学的范畴了。可以说：“和而不同”是晏婴从公元前556年，或者说在孔子出生前，就开始实践的事君哲学，是一个尖锐的政治议题。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大概是孔子到了30岁（公元前556年），访问齐国时，听到了晏婴与齐景公和同之辩后，把晏婴的“和而不同”，抽象概括成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将本来是一个尖锐的政治议题，抽象和概括成了一个内涵不确定的纯伦理学议题了，他用君子代替了晏婴的‘忠臣‘，用小人代了替晏婴的‘谗佞’2009年2月21日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