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一下子从神变成了鬼﹐他的历史受到彻底清算﹐来了个大翻个儿。

阎仲川在“九一三”之前对中央领导集团内部已经出现并急剧发展的尖锐矛盾一无所知。中苏关系虽然已经有所缓和﹐但作为分管作战工作的副总长﹐他满脑子装的依然是敌情﹑我情。战备工作无尽无休﹐他也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人跟他“路线交底”﹐也没人给他“透风”。早年在东北战场﹐他是直接为林彪服务的精干指挥班子中的一名工作人员﹐林彪的指挥艺术和工作作风﹐都曾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来到总部工作﹐他认为最高统帅和副统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从未怀疑过林彪在政治上会有什么问题。然而﹐历史却和他开了个大玩笑。

9月13日10时左右﹐阎仲川和同是副总长的彭绍辉﹑王新亭﹑张才千﹑陈继德被周恩来召到人民大会堂。一到那里﹐就感到气氛异常。周恩来面带倦容﹐但表情严肃﹐坐在沙发上。见到阎仲川等人﹐他免除了往常不可少的寒暄﹐对他们一耸肩﹐两手向外一摊﹐突然说了一句﹕“哼﹗副统帅﹐跑了﹗”大家全都愣了。阎仲川脑袋轰的一声﹐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周恩来忽然用灼人的目光望着阎仲川﹐直呼其名﹕“阎仲川﹐林彪逃跑以前你听到点什么风声没有﹖”

问到自己头上﹐阎仲川反而冷静下来。他本能地摇了摇头﹕“没有。”周恩来没有再问下去﹐简要地向大家通报了刚刚发生的严重问题﹐然后就总参谋部的当前工作作了指示﹐着重要求切实掌握主要敌情国家的政治﹑军事动向﹐严格掌握部队﹐保证不出乱子。

阎仲川陷入迷惘之中。

9月24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任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越南访问。阎仲川是早已确定的代表团成员﹐并已通知越方﹐仍随团出访。他原定的任务是秘密赴越南南方考察越南军民抗美救国斗争情况。但到9月28日代表团回国前﹐突然通知他任务有变﹐要他与代表团一起回国。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李德生等到机场迎接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下飞机后没有各自回家﹐却被引导到贵宾室。大家刚刚坐下﹐周恩来便态度严肃地对阎仲川说﹕“阎仲川同志﹐中央已经决定黄永胜离职反省。你是黄永胜的得力助手﹐你要好好揭发他的问题﹐首先是政治方面的﹐还有生活方面的﹗”然后他向叶剑英等人点了点头﹐独自先行离去。

阎仲川思想抵触﹕要我当黄永胜的助手﹐是组织的安排﹐当助手而“得力”﹐有什么错﹖

叶剑英先发话了﹕“你还年轻﹐又有水平﹐只要好好揭发交代﹐还有前途嘛﹗”

李先念接着说了一句﹕“好好揭发交代啰﹗”

主讲是纪登奎和李德生。他俩介绍了半个月来的清查工作情况﹐主要是林彪儿子林立果“小舰队”的一些活动﹐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暗害毛泽东的阴谋计划﹐等等﹐希望阎仲川认清形势﹐与林彪﹑黄永胜等人划清界限﹐积极揭发他们的罪恶活动。

从此﹐阎仲川开始了隔离审查的生活。他在总参谋部工作2年零4个月﹐隔离审查的时间则是7年零6个月。最初的3个月仍在机关驻地﹐从1972年1月之后﹐便移交北京卫戍区3师﹐由1个武装班单独严密看管。审查期间不得与外界包括亲属有任何联系﹐连住处的玻璃窗都用黑纸糊得严严实实。阎仲川认为自己和林彪﹑黄永胜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他没有发现林﹑黄有什么异常活动﹐因而没有什么可揭发的﹐更无所谓交代。审查者与被审查者经常出现“顶牛”。总参机关开过几次处以上干部参加的批斗大会﹐想打打阎仲川的“态度”。揭发批判者都是奉命发言﹐却又拿不出真材实料﹐连会议的组织者也觉得尴尬。于是不再开大会﹐只由项目组和他保持小范围的接触。项目组认为阎仲川不肯主动交代﹐便提出许多认为可疑的问题﹐要他逐个回答。他全凭记忆﹐笔写口答﹐居然对每个问题的来龙去脉都能说得清清楚楚。时间并不很长﹐项目组已经感到没啥可问的了。1973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对阎仲川的问题作了指示﹐要总参谋部党委研究一下﹕是否过去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如果不是紧接着张春桥来到总参谋部“放火烧荒”﹐说总参谋部“批林”不力﹐“包庇林彪死党”﹐也许阎仲川早就可以“解放”了。

阎仲川的绝大多数问题陆续都排除了﹐但在“一号号令”问题上却长期过不了关。阎仲川认为﹐林彪发布紧急战备指示﹐是否别有用心﹐他不得而知﹐那是林彪的事﹔他负责向全军传达林彪指示﹐完全是奉命行事﹐在组织上符合原则﹑程序﹐在政治上他不可能怀疑﹐因为是军委办事组5名领导成员集体向他下达任务﹐即使按照后来的说法﹐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是林彪集团成员﹐李德生总不是吧﹖但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前﹐李德生也从来没有对林彪指示有任何怀疑。如果说自己在承办此事过程中有错误﹐那末﹐第一是编号可以不从头另编﹐以免引起误会﹐但这只是技术问题﹑业务问题﹔第二是在传达指示时没有提醒下面注意保密﹐但这属于考虑不周﹐是在时间紧迫情况下的疏忽﹔第三是没有向周恩来报告﹐这确是重大失误﹐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以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成员要负责任﹐因为按工作程序﹐理应由他们向周恩来报告或交代军委前指报告﹐他们却马虎了﹐当然﹐倘若自己想得周到一些﹐能主动提出建议﹐也会减少一些纰漏。

阎仲川的上述认识被认为是回避要害﹑实质。1971年底﹐负责对阎审查工作的副总长张才千﹑陈继德同他谈话时﹐郑重严肃地告诉他﹕“总理已经讲了﹐‘一号号令’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哪﹗你要充份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作深刻的反省交代。”

阎仲川问定性的根据何在﹖

“总理亲自问过主席﹕林彪在发布‘一号号令’之前﹐是否曾向主席作过报告﹖主席说﹐我不知道什么‘一号号令’呀﹗”

“这一点也不奇怪﹐”阎仲川坦然自信地说﹕“主席那里那么多事情﹐怎么会去记一个电话稿的编号﹖再说林彪向主席报告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编号。别说主席不知道什么‘一号号令’﹐就连林彪自己和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开始也不知道有个‘一号号令’。”

对阎仲川的答辩提不出新的论据予以批驳﹐谈话无法继续进行。

此后﹐双方长期处于顶牛状态。再往后﹐项目组人员很长时间都不和阎仲川见一次面。他的问题被吊了起来。

照理﹐既然立案审查的问题大部份已经排除或查清﹐剩下个别问题虽有怀疑但并无充足有力的证据﹐就没有理由继续隔离审查。但是﹐立案容易销案难。“四人帮”横行时更是如此。直到1979年4月﹐即“四人帮”垮台一年半之后﹐阎仲川才被解除监管。但还留了个尾巴﹐说是回家后还要继续审查。又过了3年有余﹐一位副总长才代表组织向阎仲川宣布了对他的审查结论。结论却又根本未提“一号号令”的问题﹐只笼统地讲阎在总部以及此前在广州的“支左”工作中犯有错误﹐有的错误还是“严重的”。这表明对阎仲川进行隔离审查是有理有据的。

阎仲川随即按大军区参谋长待遇离职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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