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钱鬼子”出身，算盘打得最精，总要把敌我双方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称了又称，只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过敌人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表示态度；不然，他照例是八面玲珑，决不贸然得罪人的……”

阎锡山的炮兵司令周玳在解放后回忆：“我们跟随阎锡山较久的人，都摸透了他的脾气。他是‘钱鬼子’出身，算盘打得最精，总要把敌我双方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称了又称，只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过敌人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表示态度；不然，他照例是八面玲珑，决不贸然得罪人的……”

阎的这种骑墙作风由来已久。据他表侄张瑞生回忆：1911年10月29日，山西起义军加入反满复汉的辛亥革命，杀了山西巡抚陆钟琦及其子陆光熙。阎锡山在这一仗中带着亲信躲在树丛中观望——“如果起义成功，他跟进的部队可以参与邀功；如果失败，造反的责任可推到别人身上。”

民国人士孟默闻回忆说：少年时代，同学间对脚踏两只船的人常用“你这阎锡山”戏称。

不肯轻易亮底牌的阎锡山为什么北伐时期拥蒋而后来发起反蒋？很简单，蒋介石的北伐在1928年以成功收场，成为取代北洋军阀的“新贵”。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地盘的目标不同，蒋介石更具备肃清异己、统治全国的野心。

1928年底的西山会议，众军阀聚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并排而坐，留下现代史上一张重要的合影。会议最后，蒋介石突然提出“编遣”，即裁军，会场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蒋介石说：战事基本结束，今后进入建设时期，中国的经济无力负担如此庞大的军费，必须精兵简政。各集团军中质量较好的，应当编成若干师，作为中国的国防力量；老弱残兵则当遣散。蒋想趁机削弱各集团军兵力，等待时机各个击破——各军阀心知肚明。

周玳陪着阎锡山参加了南京煦园的编遣会，记下了各派明争暗斗的细节。会议初步商定：总盘是42-44个师，蒋介石独占16-18个；阎锡山分得第3集团军8个师，冯玉祥是最大的输家。

回到太原的1929年2月16日，正是阴历除夕。这个年，阎锡山过得比较纠结。

没有永恒的敌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1929年2月，蒋桂战争爆发，白崇禧败，南方基本平定。围观中，阎锡山充当了偏向蒋方的“和事佬”。

这一年年初到年中，从山西到南京任文职的官员渐多，人们盛传蒋、阎关系日益密切。其实每个大军阀都像八爪鱼一样多头联系，彼此若即若离。两年前的北伐时期，冯玉祥跟蒋介石结拜成换谱弟兄，而此时蒋欲置他于死地。原先依附冯的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先后宣布归顺蒋介石，心腹韩复榘、石友三也离他而去，通电“拥护中央”。冯玉祥不得不通电全国，“洁身引退，以谢国人”。

此时阎锡山承受着蒋介石要他对冯用兵的压力。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蒋是要瓦解地方实力派，各个击破，或让他们互相击破。形势每天都在变。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思前想后，他走了着“与冯共进退”的稳棋，拒绝向西北用兵，表示要跟冯玉祥一同出洋。他摆出准备出国的架式，专程到北平检查身体并购置服装等。

6月21日，冯玉祥应邀赴山西，同时押上了自己的妻女。他受到礼遇极周的款待，但阎锡山就是不跟他共商反蒋大计，笑呵呵道：“不着急，咱慢慢来。”其实他是在挟西北军以自重，向蒋介石施压。“生意”做得顺畅，他坐上了仅次于蒋的第二把交椅：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冯玉祥意识到自己相当于被阎软禁了，大骂阎背信弃义，愤怒地绝食了一阵子。西北军其余将领痛恨阎锡山已久，决定联蒋倒阎。阎锡山迫于利害，不得不调过头来向冯玉祥“诚恳请罪”。

次年3月，阎锡山对冯玉祥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了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讨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倒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我决不还击一弹。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此心耿耿，唯天可表。”当即交给冯现款50万元、花筒手提机枪200挺、面粉2000袋。

冯玉祥慨然表示：既往不咎，从此一德一心，反蒋到底。

1500元败给了2000万

国内的反蒋浪潮已持续一年，阎锡山患得患失、出尔反尔，使蒋介石赢得了各个击破的空间，可以说，阎锡山帮助蒋介石渡过了数次危机。

但蒋介石“削藩”的决心一点没有动摇，他对阎锡山的钳制开始加力：一是宣布在中央任职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意思是要把三军副总司令跟他的大本营山西隔断；二是在经济上压制。“铁算盘”大为恼火。

中原大战前，阎蒋二人展开了一场持续两个月的电报大战。阎锡山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家财政的困难、各派争战不停的责任归之于蒋，态度强硬地要求他下台；蒋介石则要求阎践行通电辞职、陪冯玉祥出洋的先诺。

阎锡山请出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选出了阎、冯、汪、李（宗仁）、张（学良）、唐（绍仪）、谢（持）7位国府委员，撇开南京成立政府，起草约法；按照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分工，推阎为中央政府主席。

1929年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锡山在北平就职。如果他做成了，这一连串的9（帝王之数）会送他登上民国头把交椅。

扩大会议兴师动众，但新政府的组织工作很快转入拖拉粘滞，“毫无开国气象”。

阎锡山又着手争取张学良，但效果不理想，关键是他砸钱不如蒋介石阔绰。蒋的代表吴铁城以高价购买沈阳兵工厂武器、发行公债、拨给出兵费等名义送给张学良大约2000万元；通过请客送礼等手段收买少帅身边的幕僚、秘书、副官及卫士。一次，他设宴招待东北军政要员，饭后麻将开了十几桌，每人抽屉里放了2万元，不论输赢都归坐下的人。所以他何时想见少帅都会受到接待。

而阎锡山的两位代表，一位带了1000元，另一位揣着500元就上了门。头一次会面后，二人再想见少帅均被挡驾。

军费的筹办对每个军阀都是要事，受盘剥的永远是百姓。筹办机关叫兵站，查封是主要手段。每到一地，将所需粮仓、房舍、运输工具贴上一两张纸条——“某某师查封”，派几个兵把守就是了。如果这些东西的主人是大官僚、大军阀或豪绅，可以通过政府从别地筹集军队所要的东西；如果物主是大商人，可以出一笔钱请军队到别地征购物资——这样层层转嫁，最后是中小地主、富农、贫农来负担。1930年前后，在山西北部，这类负担重到高出正税的225倍，名列全国之首。如果某地的官、绅、商拒绝这类负担，部队的办法是“饥兵闹事”，或者长官让部下“自由行动3天”。

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前10年搜刮的钱财大多用在军队和兵工厂上，到1930年时，他手中的现款还没有辛亥革命前多。他对部下实行三联单的办法控制缺额（以防多领兵饷）。上午开缺一个士兵下午就得报告；作战前夕动员，每个师也只发2500元，包括了战前的侦探费和向老百姓收买情报的费用。所以，多年追随他的高级将领生活相当清苦。

也有例外。山西所购战斗机是阎的外甥经手的，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淘汰的旧货，没有战斗效能，花了大价钱，却始终不敢在作战时使用。外甥从中得到一大笔佣金，阎大为光火，将他降级，但钱是回不来了。

张学良的奉军成了中原大战的关节之一。大战之初张少帅“采取了善意的中立”，9月突然倒向蒋介石，在关键时刻出兵关内，导致阎、冯联军先胜后败。

另一关节在于冯、阎、李诸派都想保存实力，虽然凑集兵力很多，战略上缺乏统一指挥，有利时争先，无利时退缩。何况当时山西的士兵普遍吸食海洛因，作战能力很差，人称“高射炮部队”。

《时代》报道中原大战的文章说：“中国的战争以3种形式进行：1.大量的金钱贿赂，常常达到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交易；2.铺天盖地的通电、公告、宣言，任何一方军队都要面对它们；3.人力，成千上万的穷人和无知的人，今天为这一派打仗，明天又为另一派打仗，视他们的长官得到的贿赂而定。所有这些方式一直在运行着，早已形成一种体系、一种惯例，中国人——不管他伟大也好，善良也好——都必须让它们发挥作用。”

“一般而言，要到冬天下雪之后，或者出现特别有效的金钱交易，中国的战争才会暂停。”1930年5月19日的《时代》报道。不幸言中。10月底，败局已定，冯玉祥通电下野；11月，阎锡山宣布辞职，部队听候蒋介石编遣。但蒋不给他喘息机会，“坚不允许”阎某人滞留山西，派侦察机在太原上空盘旋示威。阎锡山只得避居大连，一面摇控山西，一面研究“理论”。

他在日记里写道：“一个人从高山上掉到万丈深沟里，身体摔得粉碎，此时还有什么？还想什么？”

想起17岁那年的炎凉么？那年父亲阎书堂开的钱铺破产倒闭，欠下一屁股债，只好上了门板回乡躲债。乡里也呆不成了，父子俩只能沿着滹沱河绕小路去太原，行前阎锡山还偷偷拿了继母的一副银镯子。

那时他还叫万喜子，曾到亲戚家借钱，被赶出来；曾提着盒子走街串巷，遇人小声问：“买饼子吗？”日后发达，有人编排了俏皮话：万喜子卖饼子——不敢吆喝。

想起自己是个小老百姓时所受的苦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和光绪逃经山西，清兵的粮秣供给由当地百姓承担。万喜子曾去担水切草、喂马遛马，挨打受骂，吃了不少苦头。

不过，比起眼前大厦的崩塌，这些小窘迫实在算不得什么。

以治国之策治理山西

10多年来，阎锡山在山西建立起了一个自己的小朝廷。1930年的《时代》记述：“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阎锡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兰森（5个子女皆其所出），实在是因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阎锡山是独子，迫于压力才续娶。

据《山西史纲》记载，从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委任阎锡山为山西督军兼省长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经济上自成一体，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筑起军事堡垒，不许外省军队入晋；对内推行“自存自固”。面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局面，他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的同时采取“中立”态度，“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他专注于保卫地方治安，提出“三事”（种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同时兴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埋头经济建没，扩充本省实力。在民国成立后的头20年里，确实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

阎锡山造的铁路自成一体，全是窄轨。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曾对人说：“不知阎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坚决不肯让同蒲和正太两条路与全国铁路成为同样的轨道，以便衔接，我屡次向他建议，他就是不理。”无论如何，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

山西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阎锡山很早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在《人民须知·民智篇》中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也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这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其他也得到相应发展，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

阎锡山对农村的民治试验特别有热情，从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编村”、“村治”。在他看来，实行民主和人们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

《督军兼省长阎告语各县街村长副闾邻长及人民举办村民会议文》中说：有人说同治主义不能实行，是人民程度不够的缘故，我问他甚么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识是程度。我又问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识抑或是知道条文法理是真知识？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远者何贵乎？

阎锡山在家乡搞过《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它的村级自治组织设计非常符合中国北方农村的实际，其权力制衡也落实到村监察委员会——学者谢泳感慨：中国农民的宪政水平80多年前已经很高了，自治规则也订得相当有水准，可见不是文化水平问题，而是有没有诚心搞的问题。

还有一些事颇能说明阎锡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中说：当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公开事实、尽量透明；当时内务部派了个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赴山西，阎立刻授以医务全权；同时，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会力量，如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他以开放的胸怀和当机立断的决策，两天之后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阎锡山“独立王国”的形成与1920年前后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风潮有关。他在山西的统治与“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目标同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他与众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为1920、1930年代中国相对平安、繁荣、稳定、日子好过的地方。

其实，阎锡山是在用一套治国之策治理山西。他有政治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有一支20-30万人的晋绥军；有培养人才的各类学校和训练机关；有严密的安全机构（政卫组和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有较强的经济实体和各类“公营”事业——19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种产业：银号、钱庄、汽车公司、五金行、粮店……

他同时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总资产达到2亿银元。

1930年代中，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登过一幅阎锡山的漫画：他身着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一边拨拉算盘一边念叨：今天又进多少钱。其公众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会算计。

这位当家人的心细手紧应该是钱庄基因。工程师欧阳曾说：“阎锡山对成本核算，极为精细准确，如修筑桥梁、道路等工程，他的估计与专家的估计，没有多大的出入，谁也休想在这里边找好处。”

族人阎子奉讲过阎锡山生财的一段趣事：1929年间，幕僚梁巨川在北平听清室太监赵德山说，西四牌羊肉胡同7号曾是某王府宅第，埋着很多银子。梁向阎报告，由山西省银行北平分行拨款3万银元买下宅子，派了一个排卫兵看守，由山西省银行经理王子寿负责一切开支费用。

20多名工人从当年8月开始掘洞，只许进人不许出人。地下渗出的水越来越多，只得用抽水机排到街上，弄得满街都是泥水。3个多月过去，地下全部掘通，没见银子。王子寿向阎锡山请示，阎复电说把6号或8号宅子买下继续施工。于是又花3.2万元买下了8号，半年内掘地三尺，还是一场空。王子寿唉声叹气:“这事做得太马虎，也太开玩笑了，银子没有挖到，反花了10来万元!”

不过，阎锡山终究是钱庄出身，长于“打虎”（山西人对投机行为的俗称）。据说从太原退到大连之前，阎从山西省府提走两个600万元，其中一笔是现款，一到大连就以低价买进日币老头票。10个月后老头票大涨，翻了一倍多，他立刻换成中国钞票。阎在大连郊外海滨的黑石礁寓所住了10个月，总共花了300多万元，这一进一出，成全了他的免费“度假”。

另一笔600万，散给了追随他多年的人：文官厅长以上、武官上校以上，分别给1-5万元不等。他嘱托这些人：“咱是有办法的，不要以为就此完结了。”他的处世哲学中有一条：“平时留下余地，临时处置裕如。”

“公道主义”、“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

阎锡山退守大连，很扎实地想了一想，想清楚10年之内，在政治上无法跟蒋介石争雄。从大连回山西后，他提出“十年建设”的口号，想在经济上维持割据。他还向下属广泛征求意见，反省过去。他悟到：兵力再强，无政治理论基础也是不能成功的，孙中山传给蒋介石一个“三民主义”，自己有什么呢？

他对时下流行的主义都存疑，认为各有其短：军国主义扩张侵略，封建主义专制统治，资本主义私有剥削，共产主义“强做圣人”，都不可取，惟他在1920年代提出的“公道主义”才是最好的。他试图让人们相信，公道才是调节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标准，才是救世良药，他要让山西人信它仰它，而不去信共产主义——他要“以主义对主义”。

1932年秋，阎锡山成立了理论研究会，李冠洋是主任委员，洪亦民、朱光一、高仁甫、张子佩是委员。他们可以谈共产主义，可以看马列主义书籍，有的就在家里翻译《资本论》，有的在编政治学的书。当时有两个研究者被指为“托派理论”代言人，阎锡山说得很干脆：“托派的说法，咱也听听。”

据张子佩回忆：“从1931年到1935年，参加研究讨论的人逐步增加。有太原大专学校教书的，有的是各机关部门和团体负责的，也有国内的学者、教授和进步人士来参加的，像侯外庐、张友渔、邢西萍、温健公等都先后到太原。”“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必然到来”，那几年里，不止一个人跟阎锡山这么说，但他始终认定“共产主义是有其理而无其事”。他说：“资本主义不见得是必然崩溃……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人剥削人，应该反对它，推翻它，所以资本主义是该崩溃。”

“共产主义也不见得是必然到来。我们虽不能说它没有可能，但看不见它何时可能。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定成制度，欲人人在劳动上不计多少，在享受上不计好坏。各尽所能，尽能很难；各取所需，取需很险。共产主义是有其理而无其事，若强行之，其祸人类必矣。”

又说：“生产资料是资，生活资料是产。资供生产，应归公有；产供生活，仍应私有。资本主义病在资私有，不病在产私有；共产主义不病在资公有，却病在产公有。按劳分配是资公有、产私有的社会制度，既利生产又利生活，是人类合理的社会制度。”

在为父亲庐墓守制期间，阎锡山在河边村召集过一个扩大的理论研究会，将社会的两大病根定为“资私有”和“金代值”，并确定了资公有、产私有的按劳分配理论。他说：“按劳分配就是大同社会。”

他借用马克思主义中他愿意接受的部分，反对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主张发行物产证券，收多少货发多少证券；反对资产私有、生息，主张资由公给，按劳分配。1932年，在整顿金融业过程中他实践了他的“物产证券”。

山西省银行原是他控制的，但因滥发纸币造成市场混乱。于是又设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行、盐业银号3家，说这3家银行分别有同蒲铁路、绥西屯垦、山西盐产做担保，不会骗人。这些银行号所发货币，就是他当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本。

以往银行发行纸币均以现金为准备。这4家银行号别开生面，采用实物准备：设立“山西省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实物十足准备库”，拿以上4家银行号发的货币收买物资，收多少物发多少券，物和券永远一一对应。这相当于凭空发行纸币用以聚拢物资，实在是个创造性的法子。用阎锡山的话说叫“口吹大洋”。

实物准备库利用当时市面呆滞、周转不灵，到各县大量收购粮食、棉花、烟叶、皮毛等大宗农副产品，仅一年多，库里的物资及不动产价值就超过1000万元。正是这个库使得阎能继续大量发行纸币——1932年以前，山西省银行发行的纸币是120万元，而到1936年，4家银行号发行纸币增加到3300万元；1937年日军入侵山西时，已达4500万元，其对山西民众的剥削显而易见。时人戏称：同蒲铁路叫“纸糊的铁路”，垦业银号叫“坑人的银号”，实物准备库则叫“赤脚穿套裤”（套在裤子外面的套裤，只有两腿，没有裤裆）。

抗战爆发前的5年里，山西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5年里累积的资本比1932年前15年的总量还多；粮食和农副产品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人将这段时期的经济成就归功于阎锡山。这当然是事情的一面，如果没有他的决策、头脑和手段，山西不会写就这段历史。但事情还有另一些面向，如果没有山西人被压榨出的血汗——4家银行号发行的各种建设券、借款券、公债是1100多万人每人掏6元多认购的；工人被延长工作时间而减少工资，农民被发放高利贷、增加赋税，因建铁路被低价征用土地——这“十年建设计划案”是无法兑现的。

1935年前后，与山西一河之隔的陕西红军不断发展壮大，令阎锡山不安。此时他大力主张的“公道主义”实际上已经直接针对共产主义了。

1936年他发表了一篇《防共应先知共》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另印行一本《共产主义的错误》小册子。在编写会议上，他说：“我是现代政治上的一个负责人，跟100多年以前的一个学者没有什么争辩的必要。只是为了人类命运，不得不说一说。”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真如在显微镜下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看得是明明白白，分析得清清楚楚，说的是百分之九十九对啦。只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剩余、经济恐慌，认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造成的分配病。其实这是个交易病，不是分配病。马克思把交易病认成分配病，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必然到来。”
说好的不采纳，说对的采纳

阎锡山受的是旧式教育，10年私塾形成了他的知识结构，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了他一生。成为政要后，他的大量讲话中随处可见四书五经的句子。他反复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儒家的修身、自省在他的生活轨迹中历历可寻。

在他的幕府里，年长他17岁的赵戴文（字次陇）是民国时山西惟一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人物，曾官至山西省政府主席，也曾任职蒋介石国民政府中枢——国府委员、内政部长、监察院长。然而不论他身在何处、官居几品，始终是阎锡山的首席辅弼。赵对人说：“我与伯川君臣名分已定。”阎则说：“次陇与吾相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饱经波涛，虽有危及身家之虑，亦未尝忧形于色。”

为父守制期间，阎锡山曾给赵戴文写信，提及为什么要在父亲的墓旁待上百多天：

宅中一切房舍用物几尽为先严生时所住用，触目伤心，离宅居住稍可减少感痛。二十余年从政非特无暇读书，亦且无暇思过，每觉名牵物诱，应事接物常处于被动地位。向思欲成自由、自主、自动的生活，非痛加克伐割断牵诱不可。然快刀利器惟智仁勇，山生来不足，只有求补之之一道。同声相应，同性相辅，补之之法只有借他人之智仁勇，以补自己之不足。山欲于此守制期间，处于凄凉惨淡之境，痛思己过，加以克伐。

阎锡山最愿意与手下文士谈的，是他一生奉行的“中”的哲学——

中在哪里?中就在事物之中。

如何识得这个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便是中。

如何掌握这个中？叩其两端，而用其中。

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中是不是变化的?事物是时变的，万变的，中是不变的，但不能执中，要求时中。唯心偏，唯物也偏，摞了物的心，等于腐物的微菌。摞了心的物，就是毒害人的蛇蝎。咱不唯心，也不唯物，咱是唯中。

1924年5月，到太原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问阎锡山：东方文化是什么？阎答：是中。泰戈尔问什么是中？阎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这个“中”。泰戈尔问：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概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阎锡山说：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们想要找，去乡间还可以找到一点。

跟幕僚开会，对他们的意见，阎总用两句话回答，一句是“你说得好”，一句是“你说得对”。说好的不采纳，说对的采纳。时间长了手下才明白过来：原来，好并不等于对呀。

阎锡山自有说法：对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对在不对的中间，不在不对的反面；不对的反面，还是个不对，不对与不对是相对的……偏与倚，过与不及，都是不对。唯中与对是绝对的。”

“中”渗透此人骨髓，影响到方方面面，比如用人——阎锡山常说：“疑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心目中没有一个好人，他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一有机会就为自己图谋私利，如不预为防范，小则营私舞弊，大则图谋造反。因此他用种种手段使同人互相监视，甚至互相摩擦，由他操纵支配，无论远近亲友，都不例外。

阎锡山的幕府中人基本上符合《阎伯川先生感想录》中的用人之道，他的“知人善任”、“赏罚严明”、“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各种人才。

“聪聪明明的坏人，与糊糊涂涂的好人，皆不可使之任要职。”

阎锡山身上既有传统文化的烙印，有近代文明的影响，也有封建意识的遗传基因。他的讲话叫“训话”，他看过的信批“上阅”，他亲复的信批“上复”，他的手批称“手谕”，冠之以天干地支，这是所谓“申东手谕”、“壬寒手谕”的由来。

他的迷信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内室常设香堂，剪子巷吕祖坛的扶乩生常被找来问福祸。抗战前有一回迎接蒋介石到山西，在哪里迎很费了一番周折：在运城（运成），那可不成，最后选在介休，让老蒋休了才妥。

学延安，蹲窑洞；学土改，村公有

正因为“中”的思想，阎锡山能从中共各方面汲取长处。他看到了旧军的弱点，研究了中共“党指挥枪”的办法与经验，得出结论：“军官能力的军队不如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不如主义能力的军队。”于是他依靠以薄一波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筹建新军“青年搞敌决死队”，并仿照八路军的建军制度，在新军中普遍设立政委制。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山西军、政部门撤至临汾。他仿照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口号，仿照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订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当时延安有个学校叫“抗大”(抗日军政大学)，阎锡山在临汾也成立了一个“民大”（民族革命大学）；一到秋林、克难坡，阎锡山就仿照延安挖了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同时修食堂、盖舞台、建礼堂、兴水电，使得秋林、克难坡的夜景像是个小延安；中共历来鼓励妇女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延安有成群结队的女兵，阎也标榜提高妇女的地位，布置各校招收女生，培养女干部。于是秋林、克难坡街头也不乏身着戎装的“女兵”；延安提倡勤俭朴素、艰苦奋斗，阎也要求禁绝烟赌赃欺，官兵干部待遇以及服装也较国民党中央军简朴；延安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阎也使秋林、克难坡的生活紧张化，机关干部每天8小时工作外，须出席早晨6点由阎主持的“朝会”……

当1935年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从南方苏区向北方蔓延时，阎锡山在“防共会议”上提出“土地村公有”的主张。他还几次提到“共产党的厉害”：“共产党将私有土地拿来分给贫农，使贫农同情于他，成为拥护他的基本分子。所以他是以平分一切土地取得农民拥护为其革命手段，是摧毁现在政府建设的基础。”

早在1920年代，阎锡山提出过“田由公授”的主张，他深知土地问题是这农业国家的命脉。10多年间，因为战乱与动荡，农村破产情况普遍，自耕农降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降为雇农佃农，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如此趋势，“必然激起土地所有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土地使用者终岁劳动，不得一饱”。

他认为汉之王田、晋之占田、北魏之均田、隋唐之班田、宋之限田，都是限制土地集中的办法，但没从根本上解决，“所以中国的土地问题，老是走循环路线，由集中到重新分配，由重新分配又恢复集中的过程。”

他想出的办法是动用早年推行的“村本政治”，不是将土地收归国有，而是收归村有，希望在实行土地分配时有村人理解，手续也简便易行。

他督导制订的《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一共13条。主要款项是：凡满18岁的村民，就有权向村公所领一块田，到58岁，还给村里；那些不下田耕作的人，必须交不劳动税。

这份大纲在当时引发许多评论，有的人认为它在理论上存在许多缺陷和自相矛盾之处。

阎锡山在老家五台县的几个村试点，苦口婆心劝说富人们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把多余的土地拿出来，以无利公债收买，遭到富人的强烈抵制。结果，不了了之。

正如当时某些评论指出的：解决土地问题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习惯、利益的重新分配，实际上是要触动甚至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一种能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此，远没有阎锡山设计的那样简单。

他的方案，实际上是在不损害所在阶层利益前提下的一种改良，以挽救走向没落的命运，却遭遇非议和责难，这不得不算作既得利益阶层的悲哀。但阎的努力，对19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和改造农村运动，确实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3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1935年，日本在侵占东三省后，开始筹谋“华北五省自治”，想让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组成联合自治政府，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山西，因其战略地位、煤铁矿产，以及阎锡山的影响力，成为这盘棋中的首落子。

日本特使与其说客不断做阎锡山的工作，请他挂帅五省。但任凭软硬兼施，他总是一副太极身段，“极力忍耐敷衍”。他“不出头”，但也没置身事外，因为他知道，总会有人出头，那对华北乃至中国的危害总会祸及他的地盘。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这三方面的压力加诸其身，阎锡山自喻为“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反复权衡之后，他做出“迎共抗日”的选择。

中共代表、山西定襄人薄一波，就是在这时候到达山西，接管了牺盟会，在这条特别的统一战线上，跟阎锡山合作、周旋、智斗了8年。当时牺盟会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县政权，新军发展到40个团10多万人，撑起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誉为“敌后抗战楷模”。

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对这段岁月作过生动描述，其中不乏微妙之处。如他说服阎锡山释放关押在太原的300名政治犯，让那些爱国、有为的青年恢复自由之身，加入抗日阵营。范长江在1937年2月有过太原之行，《塞上行·太原印象》中记述：

我到太原的时候，正旧历正月十五前后，一切旧式的游艺组织，如秧歌、高脚、社火、梆子戏等，都一起搬了出来，热闹非常。但是这些旧东西，却完全换了新的内容。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支配这些东西，他们唱歌和演戏材料，或是已经成为抗日救亡题材，或者夹入许多抗战的唱歌和口号。这种做法，普遍到全省。

此间，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不能等准备的力量足以抗战时再抗战，也不能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赶得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强并驾齐驱了，然后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复回来”，“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他提出的对日“实行持久战”、“宜在有利之地形与之作战”和八路军的实践不谋而合。

在与傅作义共同领导绥远抗战时，阎锡山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的遗产87万元捐给前线。晋绥军将领、学生、商人，随即纷纷解囊。

凡此种种，包括摒除党派之见起用共产党人，放手让薄一波发展壮大牺盟会，表现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举动。山西当时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吸引了许多爱国志士。

徐向前是五台人，阎锡山的同乡，且在阎创办的省立国民师范读过书，是阎的学生辈。1937年9月他作为“向导”，与周恩来、彭德怀等赴太原同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抗日的事。这次交道，令阎锡山对周恩来颇为佩服，事后他对薄一波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又赞：“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在雁门关视察地形时，周恩来与阎锡山有过这样的对话——

“如果日寇攻到这里，你准备怎样打？”周问。

“我拼了老命也要保住山西。”阎答。

半个月后，由阎锡山筹划，林彪、聂荣臻指挥的115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伏击战，取得八路军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也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敌并首次胜利的战斗——尽管它无力扭转中国军队在整个平型关战役的被动局面，无法改变对日作战的一连串失利及太原的沦陷。

节节败退的过程中，阎锡山有过骑着毛驴撤退的经历，也曾赋诗抒怀：夜向吉县行，昕水百余经。行人身半湿，残冰伴稠星。

正因为阎锡山与共产党的合作，国民党内部有“山西赤化”的诘责。1960年5月23日他在台北去世，有报纸刊载社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认为他“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结果“晋西事变”后，新军加地方团共约15万人同时叛变，携带新武器，投向朱德、刘伯承、林彪和贺龙；更有人暗指，阎锡山是国民党垮台的“首祸”。

阎锡山真心抗日的同时，蒋介石却横下一条心：攘外必先安内。他不断调遣阎和张学良带兵“剿共”——让晋军奉军与共军彼此消耗。阎、张同病相怜，深感再这样下去只能两败俱伤、国家大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国家。

一年之内，张学良5次飞抵太原跟阎锡山“共商陕北剿匪事”，双方小心翼翼，边试探边由浅入深、由虚而实，彼此心照不宣。

1936年10月31日是老蒋50寿辰，阎锡山就停战问题进言，蒋厉声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锡山对张学良说：“汉卿啊，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以后看机会慢慢做吧。”

42天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面对国家危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较好选择。毛泽东在写给阎锡山的信中说：“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事实证明，阎锡山多方斡旋调停，功不可没。

至于1940-1944年间，阎锡山与日本人频繁的接触，通常被指斥为“勾结”，事实上，是一场无甚进展的讨价还价和软磨硬泡。日本想利用阎的身份、资历和地位令山西乃至华北脱离重庆政府，而阎想借助日本，在“剿共”的同时克服自己的困难，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赵戴文曾向阎说，“以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阎回答说：“我有我的主张，我为了存在，利用他们，绝不会走那条道路。”

谈判中曾出现过这样一幕：日方代表花谷正极不耐烦，对阎锡山拉扯起来。阎毕竟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尽管难堪，也只是皱起眉头。

日本军方回忆录里，阎是个“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滑不吃亏、难以揣度的人物”。在日军1938年就制定的瓦解、诱降中国军队的计划中，阎锡山这部分代号为“狸”。

跑来跑去，守不住“没奈何碉”

1945年8月9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国共两党曾在重庆签署“双十协定”，即停止内战，长期合作，建设新中国。阎锡山大为不满，他在刚刚结束的上党战役中吃了大亏，损失了13个师。

阎锡山认为中共的优势主要在于政治，善于宣传，因此始终视为劲敌：“天下少有比共产党会说的，翻过来折过去都有理。”

1946年，国民党再次发动内战时，阎锡山与胡宗南联手，向山西解放区进攻。当时他推行“兵农合一”政策，虽然描画得很好，但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当时流传的歌谣“兵农合一聚宝盆，村里跑得没了人”，“编组抓丁真真好，地里长的全是草”，“编村村长兵贩子，害得媳妇没汉子”，大致讲出了民意。兵农合一最终导致农村经济衰败，许多农民弃田离家，有的跑到解放区。

战场上传来的消息也越来越糟。阎锡山开始乱了阵脚，他在梁化之策动下展开了“三自传训”、“返干团”等白色恐怖，杀人无数，推着他进一步失掉民心，推着他的王朝走向坟墓。

一位当时进入太原的美国记者说：“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对数不清的碉堡感到吃惊，高的、低的、长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严密火网。”

太原周围修建了大约一万个碉堡，样貌跟阎的性格一样复杂：一层到多层不等；材质有砖、石、钢筋水泥；形状有人字形、十字形、圆形、三角形、六角形、宝塔形；功能有杀伤碉、伏地碉、警戒碉、侧射碉、好汉碉、半径碉；有面向四周的、面向两侧的、反向射击的——名为“没奈何碉”……这些都是他坐在家里，用文明棍在地上画出来的。

“这完全是他幻想的产物，并非可行。”但凡军事工程军官对这些古怪设计提出意见，阎就会大发脾气。

太原四大要塞攻防战，是国共战史上最惨烈的战事之一。东山上的每一个据点、每一座碉堡都经过了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残酷过程。一块面积不大的阵地上，每天都要承受至少800门火炮的轮番轰击。陡坡上已经没办法修建工事，只能用尸体堆积掩护。阎锡山的部队攻势猛烈，防御顽强，几近疯狂。徐向前的部队无论兵力还是装备都处劣势，官兵流血牺牲，前赴后继，昼夜厮杀。

战斗接近尾声时，徐向前旧病复发，胸部因大量积水剧痛难忍。他躺在担架上不肯撤后，前线官兵的巨大伤亡令他心寒。战事稍稍平息之后，东山上各主要阵地焦土达一米厚，战死的官兵尸体交错叠摞。此战，阎锡山部损失兵力万余，徐向前部伤亡8500多人。

身边人描摹1947年以后的阎锡山：“如热锅里的蚂蚁，团团乱转，每天拄着手杖，几个卫士跟着，一会儿到参谋处，一会儿到作战组，内北厅、外北厅、中和斋，跑来跑去——这是他想问题时的习惯；此时更形焦急，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面色黧黑，眼眶深陷，性情变得粗暴，逢人便骂，对卫士稍不如意，举杖便打，不仅拿公文请示的参谋、参事，怕与之见面，能避则避，就是伴随他的五妹子阎慧卿，这时也收敛了。”

有一次，阎锡山特地招见美国驻太原的新闻记者。桌上摆着500小瓶毒药水，门外停着一口棺材，阎锡山对记者说：“咱阎某决心死守太原，如果失败，咱就和咱的干部们饮此毒药，同归于尽。”还令侍从给他物色一个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随身带枪，事到临头将他打死——“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能完成，你们是无勇气下手的。”

1949年3月28日晚，阎锡山的内室悄无声息。手下已伫立良久，他才睁开眼睛说：“你坐下，拿支笔，咱说你写。”阎向美国政府求援：“如能支持十万日军俘虏，拨飞机200架，归阎某指挥，定可横行华北，扑灭共产军。”他委托早有款项交存的美国凯因公司向政府游说。手下问：“凯因公司是商人角色，怎么能叫美国政府这样办呢？”阎锡山说：“你不懂得，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与政府有直接关系，你去办吧！”

3月29日下午，阎锡山带了六七个侍从，秘密溜出南门，在汾河西洪沟小机场，乘坐陈纳德替他准备的一架小飞机，逃往南京。

1949年4月23日午夜，太原城破在即，阎锡山电报五人小组：“万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国、化之两人性命难保。”

4月24日上午，解放军对太原城发起总攻。梁化之命副官在省府院的钟楼一侧备汽油和木柴，然后进入钟楼服毒自杀，在副官点燃的冲天烈火中化为灰烬。同时服毒的，还有阎锡山钟爱的五妹阎惠卿。

梁化之自杀前后，特种警宪指挥处的部分成员也先后服毒或开枪互击。阎锡山到台湾后，立了一座“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冢”。

这故事曾被编入台湾小学课本，被称为“戡乱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台湾一些文人也说“太原无降者”、“满城文武在城陷之际集体自杀”等等。李敖童年时曾在太原度过一年时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

解放太原用了整整6个月，攻守双方伤亡均在3万以上。破城一个多月后，章士钊、邵力子写信给李宗仁：“夫阎君不惜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已遁去，而责若辈死绥，以致城破之日，尸与沟平，屋无完瓦，晋人莫不恨之。”

1949年12月9日，民国行政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陈立夫、教育部长杭立武即将逃往台湾。

众人候在机场，惟阎锡山样子奇怪：他带着两只箱子，寸步不离身，一只坐着，另一只放在手边；他神情恍惚，身体微摇。这两只箱子里都是金条。

多亏这些黄金，让他晚年能在阳明山麓独占一隅，建起一座碉堡式建筑，著书（70多岁出版《三百年的中国》）、会友、“观察宇宙”，安度余生，不必多看蒋介石眼色。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失败，不是兵力不够，是政略不够。如我们对二百万日本精兵，能守住西南半壁，而不能对抗装备甚差的三万共军，即是明证。共党以其主义、政策、政略，组织起民众，造成面的战略，以明击暗、以大吃小的战术，是超历史的做法。”

阎锡山死于因感冒引发的肺炎和心脏病，走完78年人生路。他生前曾作了一些挽联，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贴在墓地。其中一副道：

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

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50年来，他的侍卫官井国治、张日明等人一直看守着这座碉堡。他的灵堂里香火不断，除烛台、鲜花、素果，供桌两侧还摆放着其著作《三百年的中国》、《阎百川先生要电录》等。80岁出头的张日明对台湾《中国时报》记者说：“这几年有山西来的客人，或研究阎锡山的学者来过。有兴趣看看，就带几本回去吧！”

（参考《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陈应谦编《阎锡山与家乡》、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阎锡山》、雒春普著《三晋有才：阎锡山幕府》、景占魁著《阎锡山传》；陈志让著《军绅政权》、相从智编《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约翰·本杰明·鲍威尔著《我在中国二十五年》、哈雷特·阿班著《民国采访战》、李辉著《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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