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的狡猾和奸诈是出了名的，被人称为“乱世狐狸”。他统治山西长达38年，是山西的“土皇帝”，也是民国少有的“不倒翁”。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在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之间玩儿着“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游戏，妄图维护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但是，阎锡山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
　　　　与日本人若即若离，既抗日又亲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处在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这多事之秋，以生存为第一日标的阎锡山为了找到一条能够容许他存在的“夹缝”，充分施展了他的“精明”和“谋略”，周旋在日本、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三方之间。用他的话说就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阎锡山自从1909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以来，与日本一直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他在日本保护下避居大连，并被日方视为上宾，备受礼遇。回到山西后，他之所以能够顶住蒋介石的压力，重掌山西的军政大权，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他与日本的特殊关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曾经对阎派去赴日考察的人说：“只要阎锡山永远和日本亲善友好，日本今后对他仍然尽力支持，给予应有的帮助。”正是由于阎锡山与日本人的这些关系，他被公认为亲日派。他自己也大言不惭地说：“在中国会走日本路线的。只有我阎锡山一个人。”但是，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种情况也随即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1935年开始，日本紧锣密鼓地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妄图把包括山西、绥远的华北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再制造一个“满洲国”的翻版。与此同时，日本垄断资本也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大肆倾销其廉价商品，疯狂掠夺原料、燃料及市场。而阎锡山在1932年东山再起后，为了表示自己不再与蒋介石争夺天下之心。便全力以赴发展自己的轻重工业体系。这些新兴工业急需有广大的市场来支持，然而却迎头遇到了日货的倾销。使阎锡山的美梦化为了泡影。阎锡山气急败坏，再也顾不得与日本亲善的关系，公开指责日本转嫁经济危机，损害中国新兴工业的侵略行为，要求日本对中国社会和经济造成的损失和困境负责。1935年，日本出兵侵入了与山西唇齿相依的察哈尔，次年又直接策划山西的近邻内蒙古“独立”，开始叩响了阎锡山一直视为禁脔的绥远大门，这对一直想当“华北王”的阎构成了严重威胁。日阎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更不能让阎容忍的是，日本对山西本土的虎视眈眈，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使阎锡山感到日本以前给他吃的那颗“定心丸”已经不起作用了，他也成了日本人直接打击的对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和利益，不得不进行“守土抗战”。
　　　　1936年10月底，驻绥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的伪蒙军再次进犯绥远，占领了大庙子和百灵庙。阎锡山决心“保卫家国”，决定把自己最好的部队归傅作义指挥，派两个最能干的将军赵承绶和王靖国去协助傅作义，进行绥远抗战。为了支援前线将士，阎将其父遗产87万元以其母亲的名义捐给绥远。在他的带动下。晋军将领和山西人民纷纷捐款。支持绥远抗战。在傅作义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取得了红格尔图战役、百灵庙战役的，胜利，肃清了绥远境内的日伪军，粉碎了日本妄图建立伪“蒙古帝国”的阴谋。绥远抗战在整个中国激起了巨大的抗战热情，北平、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纷纷派代表团携带巨款来绥远，鼓励阎锡山继续战斗。阎成为风头一时的抗日英雄，“守土抗战”成为山西的一面旗帜。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山西因为地势险要，素有“华北要塞”之称，日本要占领华北，势必要攻占山西。因此，日军在攻陷平津之后，就分兵三路进攻山西。当大军压境时，正受胃病折磨的阎锡山不得不抱病抗战。他在东起娘子关。沿太行山各要隘地区到百灵庙一线的防御阵地上进行军事部署，希望能把日军挡在雁门之外，以保全自己的“领土”。
　　　　但实际情况却不像阎锡山想象得那样美妙，战事开始后，就接连丢失了南口、娘子关、忻口等战略要地，使太原也失去了它的屏障。接着，到11月8日，连太原也失陷了，阎锡山不得不向晋南撤退。失去了盘踞20多年的地方。阎锡山不免心情沮丧，情绪低落。
　　　　日军占领太原后，继续向晋南进军。在打通同蒲线后，便移兵津浦路徐州方面，山西局势相对稳定下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改变了侵华策略，即对蒋介石的国民党采取了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集中力量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与此相应，驻晋日军也提出了“专打八路军，不打晋绥军”的口号，还提议把掠夺的西北实业公司及其他工厂49％的财务还给阎锡山。日方的这一策略对阎锡山具有极大的诱惑力，阎日矛盾得到一定缓和。但是，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在不到降日就不能生存的情况下，决不愿意做汪精卫第二，他开始对日本采取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的方针。
　　　　1940年，日本先派汉奸白太冲偕日军特务小林高安来打探虚实。随后，又多次派人与阎锡山直接联系。阎为了生存，也开始从对日妥协中寻找出路。面对日本的“秋波”，阎自然“不忍”拒绝，随即“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将日本两个战俘连同自己的族孙阎立仁秘密护送到太原，表示对日军的“合作诚意”。对此。日本兵务局长田中隆吉授意太原日军。“只要阎锡山肯投降，要什么答应什么，暂时不必计较条件”。这样，双方开始进一步高层接触。
　　　　1940年11月，阎锡山派赵承绶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赵提出了“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原理”的4项原则，并要求日方给阎军装备30个团。在次年3月的又一次谈判中，赵又代表阎提出要日军让出孝义县的要求。日本为了让阎投降，经过讨价还价，同意了阎的部分要求，决定为山西补充30万兵力，由伪南京政府补充大批枪支弹药及所需军费。日军也让出了孝义，阎锡山便与日军签订了“汾阳协定”，双方各行其是。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对日阎勾结早已得知，派人对阎进行严密监视，同时答应给予阎锡山兵源、物资上的补充。在晋系内部，许多将领并不赞同阎日相互勾结，就连阎最亲信的赵戴文也表示：“我向来是一切都服从他(阎锡山)，但这件事不能再和他含糊了。”一般高级干部也纷纷表示反对阎锡山的做法，请赵戴文去向阎陈情。赵戴文于是对阎锡山说：“如果你投降，我就跳黄河而死，决不跟你回太原。”阎锡山眼见投降日本太不得人心，不得不暂时放缓了对日勾结的步伐，还被迫做了防御日军进攻的准备。他虚张声势地提出了“晋西大保卫战”的口号，动员所有力量开赴前线，作出了要积极抗日的样子。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日军对阎锡山进行了最后一次诱降。而此时的阎锡山急切想恢复他在山西的统治，但他意识到单靠自己的力量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必须借助日方的支持才能重做山西的“土皇帝”。于是，阎锡山提出了寄存武力的没想。所谓“寄存武力”就是日本把武力寄存在中国，日军在投降前穿上中国军队的服装，改成中同军队的番号，武器仍由日军掌握，帮助中同军队“剿共”。这个荒唐的设想却得到了以城野宏为首的部分驻晋日军的赞同。于是，阎日狼狈为奸，演出了一出“日阎合流”的丑剧。双方经过谈判，最后达成协议：驻晋日军编成部队归阎锡山指挥，阎对于留用的日本军人，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并在日军现有级别的基础上提升三级。阎锡山对此协议非常满意，迫不及待地要求日军帮助他维持“治安”。为了欺骗人民和社会舆论，他将日军武器上的特有标志去掉，打上了“晋”字钢印，还把日军出操时架枪的情况拍成照片送报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对阎的此举不仅不加以追究，反而授以“受降模范者”的称号，予以奖励。
　　　　但是，阎锡山希望通过日本人来维持他在山西的统治不过是一个美梦而已，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他们先后被人民解放军消灭。在晋中战役中，残留日军主力被歼，其残余势力也在太原战役中被彻底消灭。
　　　　与共产党口是心非，既联共又反共
　　　　阎锡山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目的就是要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当日本人对他虎视眈眈，而蒋介石又从未断过消灭异己的念头时，他想到了中国共产党。他感到，借助共产党的力量保卫山西，也许是一条可行之路。他对人说：“东北失守后，张汉卿退出了东三省。坚持抗战的都是共产党，没有一个国民党。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也不抵抗，怎么办?”言下之意，保卫山西不得不依靠共产党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了解阎锡山的心病，决定争取阎锡山共同抗日。1936年，毛泽东给阎锡山亲笔写了一封信，由被俘的晋军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送给阎锡山。毛泽东在信中反复陈述了红军的抗日诚意，针对阎蒋矛盾的激化，对阎锡山陈说了利害。与此同时，晋军其他主要高级将领赵戴文等也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民主人士朱蕴山也两次到太原向阎锡山进行疏通。这一切举措对处在举步踌躇中的阎锡山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是，在蒋介石还在全力“剿共”的情况下，阎锡山并不敢明目张胆地与共产党“合作”，他不得不采取了一种“变通”的办法，即采纳共产党的部分措施和口号。任用一些从前是共产党员、现在他认为无党籍的人员，有限地动员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在这个政策的指导下，他支持山西进步青年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即牺盟会，并亲自任会长。随后，阎锡山派郭挺一、梁化之去请薄一波回晋共商保晋大业。赵戴文对他重用薄一波很不满意，他解释说：“现在抗日是第一等好事，就得第一等好人去做。”而薄一波年轻有为，在山西青年中很有号召力，值得一用。当然，阎锡山此时并不知道薄一波是奉中共北方局之命到山西做统战工作的，如果知道的话，会不会任用薄一波就很难说了。
　　　　1936年10月中旬后，绥东形势更加严峻，阎锡山决定集中兵力击退日军的进攻。当他亲自到洛阳向蒋介石寻求援助遭到拒绝后，便决定寻求中共的支持。但是，狡猾的阎锡山并不想把“联共”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而是对他最亲信的谋士们进行了一番“民意测验”。他说：“日伪要攻绥，红军要出绥抗日；若成为事实，我们守中立呢?还是助日反共?还是联共抗日?你们要好好考虑，限期作出答复。”数日后开会表决，到会的38人，31票赞成联共抗日。阎锡山看到联共抗日成为人心所向，便加快了联共的步伐，很快与中国共产党在共同抗日问题上达成协议，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山西因此成为全国一盏抗日的明灯，吸引着全国爱国人士的关注。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进一步合作，努力抗战。这些合作除了在军事上双方互相配合作战外，重要的是通过牺盟会在战前发动群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牺盟会实际上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
　　　　抗战开始后，阎锡山看到自己的军队腐败，战斗力不强，挡不住日军的进攻，就找到薄一波说：“一波，战争开始了，还没有兵，你看怎么办?”薄一波说：“组织新军，改革旧军。”阎锡山说：“旧军是不好改革的，你就先组织新军试试吧!”
　　　　在薄一波的发动和组织下，阎锡山决定把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的大部分学员与军官教导团的一部分改编为“青年抗敌决死队”一总队，并举行了成立大会。决死一总队是新军正式创建的第一支部队，其成员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实行政委制，薄一波任总队政委，下面的大队、分队的政治指导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各级军事指挥人员则由阎锡山的旧军官担任。在阎锡山与共产党达成八路军与新军合作的协议后，八路军给了新军大世帮助，有400名以上的八路军干部被陆续派到新军工作，新军实际上成为阎锡山和中共合作建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军队。
　　　　山西是阎锡山的命根子，离开山西，他将一无所有，只有坚守山西，才能保住他的命根子。而要保住山西，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依靠八路军拖住日寇，依靠牺盟会发动老百姓，组织新军。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于是，阎锡山打破了“十八县”限制，在全省范围内加强同共产党的合作。山西出现了武装抗日的高潮，成了当时抗日的模范战区。但是，一直视山西为自己心头肉的阎锡山，是绝不容许任何人夺去它的，当他发现共产党在山西越来越有影响力，已经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时，他便开始防共和反共了。
　　　　1938年，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制定了一系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政策，在全国发动了反共高潮。山西新军是要解决的重点问题，赵戴文亲自到西安同何应钦会晤，双方协议：“山西新军解决之后，可换得中央30万法币，两万新兵。”反之，若解决不了，将撤销阎锡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在蒋介石的怂恿和支持下，阎锡山加快了武力解决新军的步伐。
　　　　1939年，日军发动了冬季攻势，阎锡山命令决死二纵队前去迎敌。在二纵队准备向敌人发动进攻之际，旧军却从背后向二纵队发动了进攻。随后，阎锡山借口二纵队政委对他“不称长官而称老师”是叛变行为，通电全国，进行了讨伐，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十二月事：变”。阎锡山按照事先拟定的计划，层层围击新军，同时在地方“扫荡”牺盟会等抗日组织，先后杀害了牺盟会洪洞县县长商希敏、蒲县县长李玉波等干部，并把八路军“晋西支队”后方医院的数十名伤员也全部杀害。而早就想染指山西的蒋介石以“增援”为借口。派胡宗南进军山西，企图借反共把阎锡山的势力排挤出山西。阎锡山义处于内外交困之中。
　　　　就在此时，中共中央审时度势，认为应该争取阎锡山中立，不能让蒋阎联合起来对付共产党。于是，中共中央主动向阎锡山提出了和平解决“十二月事变”的主张，阎不得已同意了谈判。经过中共肖劲光、王若飞的谈判，阎锡山表示了妥协，同共产党划界而治，晋西北为八路军活动区域，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多次领略到共产党厉害的阎锡山，在蒋介石发动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却变得“老实”了，没有再敢轻举妄动，一直到抗战胜利为止。
　　　　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既依蒋又拒蒋
　　　　阎锡山盘踞山西，独霸一方，是山西的“土皇帝”。蒋介石尽管是全国的最高统帅，其势力却被拒之于山西之外，这早就成为蒋介石的一块心病。因而蒋介石时刻想吃掉阎锡山的军队，吞并山西。
　　　　红军长征达到陕北后，蒋介石就派自己的得意门生汤恩伯等部进驻山西腹心地区，成立了“剿匪总指挥部”，任命心腹大将陈诚为“剿匪”总指挥，乘机扩大国民党中央在山西的势力，蒋阎矛盾激化起来，于是发生了李生达被刺事件。
　　　　李生达是阎锡山一手提拔起来的晋系高级军官，但李生达并不满足与山西这方天地。为了飞黄腾达，他秘密向蒋介石靠近。与蒋介石书信函电往来，互相馈送礼物。阎锡山得知这一情况后，自然对李生达心存不满，但认为是蒋介石在拉拢自己的部下，所以并没有发作。蒋介石派兵到山西“剿共”，命令阎锡山从晋军中挑选15个团前往陕北，并亲自任命李生达为晋军“剿匪”总指挥。晋军的四分之一将被带走，且又是精锐，阎锡山着实心疼，但又不能不执行。怎么办呢?阎锡山想出了一条计策，一面派李生达准备率部渡河，一面又派人收买了李的卫士熊希月，在即将渡河的凌晨暗杀了李生达。然后，阎锡山打电报给蒋介石，借口李生达被暗杀，军心不稳，请予缓期。蒋介石无奈，只得批准，从而暂时阻止了晋军入陕。
　　　　李生达被刺是蒋阎矛盾的一个插曲，随着日本侵略的日益紧迫，两人在对日和反共政策上也开始产生矛盾。
　　　　一方面，阎锡山为了维持他在山西的统治，不得不进行抗日。但抗日需要大量的开支，阎锡山并不想掏自己的腰包，迫切希望得到蒋介石的援助。而此时的蒋介石仍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重点还是要消灭陕北的红军和各地的实力派。因此，阎锡山不可能得到蒋介石的援助。1936年10月底，南于日本频频向绥远发动进攻，阎锡山和傅作义亲自到洛阳向蒋介石求援，再次遭到了拒绝。阎锡山看到依靠国民政府已经没有希望，而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又如此高涨，不得不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于是就有了绥远抗战。这可吓坏了蒋介石，蒋急忙亲赴太原，要阎锡山和傅作义立即停战，以免影响了中央的“剿共”大局。阎锡山对蒋的命令不理不睬，反而进一步支持绥远抗战，“抗日英雄”的美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来的。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阎锡山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担任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但是，蒋介石并不用心抗日，企图借抗日来消灭异己的念头一直存在，所以在抗战中故意不给阎锡山任何实质性的援助。阎锡山孤军作战，接连丧失雁门关、平型关等要地。忻口战役开始后，阎锡山为了获得蒋的支持，主动对晋军开战以来的失利引咎自责，并表示可以让出省政府的一部分权力给蒋介石。随后，为了赢得蒋的好感，争取更多的支持，阎锡山又遵照蒋的命令，枪毙了六十军军长李服膺。
　　　　李服膺是晋军将领中的“五台派”，是阎锡山的亲信，在南口战役中反击不力，又丢失了天镇，一时间舆论大哗。南口战役总指挥汤恩伯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在蒋介石面前狠狠告了李服膺一状。结果，蒋介石严厉命令阎锡山“军法从事”。而阎锡山也需要一个替罪羊来掩盖自己的失职。同时还想借李的人头来扼住晋军溃逃的不良风气，所以阎锡山就遵照蒋的命令，将李服膺“军法从事”了。但是，阎锡山对蒋介石抛出的这些“媚眼”，并没有博得蒋的多少好感。忻口战役打响后，蒋介石借口前线各军必须统一指挥“方能适机运用决战”，要求阎锡山把指挥作战权交给卫立煌，阎不得不照办。
　　　　1938年下半年，国民党CC系开始筹划在山西的“倒阎运动”，蒋介石也向阎锡山提出在山西恢复国民党省党部的要求。阎锡山认为这是蒋对他的压迫，就不予理睬，蒋介石就命令有关部门设法给二战区制造困难。1939年初。山西财政厅厅长王平赴重庆交涉经费及有关后方情况时，就受到了多方刁难。蒋介石对阎锡山在山西搞的那一套十分不满，并再次采取拉拢的办法，把傅作义从阎锡山手下拉了过去。
　　　　尽管阎锡山和蒋介石之间貌合神离，勾心斗角，但在反共问题上却谁也离不开谁。由于新军和牺盟会的日益发展壮大，引起了只是想利用一下新军和牺盟会的阎锡山的不安，他害怕自己这个牺盟会会长和司令长官被架空，因此就开始了积极反共。
　　　　而蒋介石要反共自然也离不开阎锡山。1939年，阎锡山派梁化之去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班受训，还参加了以陈诚为首的“三青团”代表会议，受到蒋介石的特别重视。蒋介石亲自接见了梁化之，对他说：“阎先生同共产党斗争是有经验的，在这方面阎先生无论有什么困难，中央一定无条件地予以支援。”梁化之回来后，阎锡山便设立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下令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参加国民党。不久，阎在蒋的支持下，发动了“十二月事变”。
　　　　阎锡山想利用蒋介石的力量恢复他在晋东南的统治，而蒋介石想利用阎锡山反共把阎的势力排挤出晋东南。阎锡山非常后悔自己“引狼入室”，发出了悲叹：“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但又无可奈何，只能一面表示服从国民党中央，一面加强组织，巩固自己的地位。
　　　　1940年4月间，阎锡山为了巩固实力，偕赵戴文从秋林渡河迁驻吉县南村坡，以“表示前进”。由于南村与“难存”谐音。他就把南村坡改为“克难坡”，把战区司令部驻地称为“克难城”，还把1942年命名为“克难年”。果然，他在这里一住就是5年，直到抗战胜利前夕下山“摘桃子”为止。
阎锡山“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并没有给他跳来什么好运。太原解放前夕，他逃到了南京，后来又逃到了台湾。到了台湾之后，他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最后病死在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