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近代中国军阀史的权威陈志让曾在《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一书中郑重指出：“分析军阀史的人常常忽略军阀所代表的文化，认为军阀是不学无术的人，根本没有值得一谈的文化。诚然，军阀之中有好些连字也不认得几个的人，可是外号‘狗肉将军’的山东督军张宗昌还印行了一版《十三经》，粗知文墨的江苏督军孙传芳也提倡投壶古礼。忽略军阀文化等于否认军阀有判断能力和判断标准，等于忽略他们之中也有些受过相当教育的人，等于忽视他们的幕府内有教育程度很高的幕僚。”揆诸近代中国史，陈志让此言不虚。近日在大陆首次出版的《阎锡山日记（1931-1950）》就是陈志让关于军阀文化之分析的一个绝佳注脚。阎锡山，人称“山西王”，盘踞经营山西数十年，连蒋介石都说过：“过去，我们学苏联、学美国、学德国，都失败了，还不如阎锡山在山西有办法，我们今后要学阎锡山。”以蒋介石责人责己之苛严，这段话透露了阎锡山在民国时期的政治精英中的形象与地位，这种地位绝非仅仅是阎锡山的事功之反映，同时也是阎锡山的精神世界的广度与厚度之折射。

　　阎锡山在这册日记中极少记载个人私事与公务，而是记录了大量的做人、做事的感悟与心得。晚年阎锡山曾这样解释为何日记变成了不重在记事而在记事之理的感想录，他说：“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对人类作贡献，我不愿为自己留痕迹，愿对人类有所贡献。”这确实是一册弥漫着阎锡山的智慧与经验的语录体。从日记来看，阎锡山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与人物有着强烈的批判态度，如1933年1月4日的日记条：“谋国者，事前不可不未雨绸缪，临时不敢与敌以隙，二者有一足以致亡。今日欲御外侮，非有三十年之准备不可，自前清以至于民国当局皆醉生梦死，非特无未雨之绸缪，反江河之日下，而当局者又排除异己，党内分裂，与敌人以莫大之隙，前者既无，而后者又犯，国家危矣。”在阎锡山看来，民国就是一个“文官以政权害国，法官以法权害国，武官以枪杆害国，学者以笔杆害国”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动荡世界，阎锡山认为政治人物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他在日记里讨论最多的是政治人的责任与使命，这些言论都是他在治理山西的长期过程里悟出来的，不是教条主义的理论术语，而是经验的抽象。

　　正是因为对当时世道与人心的忧心忡忡，阎锡山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促生进取精神和谦卑情怀，它来源于儒家文化的忧患感。比如他在1932年2月23日的日记写道：“做事当天天预备坏，做官当天天预备去，做人当天天预备死。”1934年6月5日的日记写道：“学问与事功，家道与世道，皆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故人生不可一时不努力。”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人生态度，并未将阎锡山导向一种瞻前顾后畏葸不前的低迷与徊徨，反而通过一种对人性与世运的幽暗面相的体察，开拓出一种光明磊落直面人生的大格局。当然，从阎锡山的日记的字里行间亦可见，他这种对人生的坦然与悚然相纠结而不冲突的态度，有着更深刻的义理基础。他说：“陷在烂泥滩中，拔不出，不算健者。陷在贪嗔痴中，突不出，不算豪杰。”这种道中庸而极高明的中道原则，在阎锡山的这册日记中随处可见。比如1937年5月21日的日记：“读书防迷，做事防浮，前进防颠，后退防馁。”佛祖慧能曾言所谓“禅定”即：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这些都是“修身养性、明心见道”的日常功夫，对阎锡山而言，在一个乱世想有一番作为，就必须“拿上等于死了的心，做活人的事，能减少许多的痴粘”。

　　人世间建功立业的人不少，而建功立业之际却仍旧对德性有着一份深刻的思虑的人就相对较少了。阎锡山的人生，从世俗标准来看不可谓不成功，但他却并未据此自雄，沾沾自喜于个人之政治经验，反而对于人性、人际、文化等议题有着长久而深入的思考。他说：“能见人眉之尘，不见己面之垢，讥笑人时，当回思自身有无。”在隔日的日记中，他从人我关系之思考拓展到对政治之思考：“只知人错，不知己错，不可以处人。能自不错，不能使人不错，不足以为政。”这种反求诸己、检省自我的态度，才能造就一个有德性的人，道德的提升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必须在日常的衣食住行、言行起居中随时体认，要有戒慎恐惧如履深渊的敬畏心。阎锡山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的负累，反而觉得是一种德性的磨砺与人格的淬炼。无论是传统儒家文化，还是现代大学教育，容易造成夸夸其谈而疏阔于事的读书人，这种人往往有理论而乏经验，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作为督治山西的地方大员，阎锡山特别强调做事的重要性。他在1932年7月29日的日记中指出：“中国学问偏于做人，欧美学问偏于做事。做人做事均为人生两要，惟应于做事中求做人，不可撂了做事求做人，因富强文明皆由做事中求得也。”正是据于这种个人之经验与观感，阎锡山认为儒道之衰的根由就在于“轻事功，重语录”，政治是众人之事，没有对人性、人心、人际的深度理解，没有对社会各种机制的深刻把握，就不太可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作出切实的选择。仅以笔者随手掇录的这些日记片段，就可见阎锡山是一个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军阀”，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调整对民国军阀的刻板印象。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