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氏日记始于1931年2月，即“中原大战”兵败之后第二年，此时阎锡山在大连，正处于军政生涯中的最低谷。此役对他而言，无论如何，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此役不仅为无数次内战中最伤元气的一次，也是导致未来国民党丢掉大陆的远因之一。

　　范 泓

　　早听说阎锡山（字伯川，号龙池）有部分日记留存大陆，这是他当年的侍从室秘书李蓼源在一篇文章中透露的。这部分日记，从1931年2月17日，至1944年12月27日止，据传是正本，初藏山西省公安厅，后存山西省档案馆，副本被带往台湾。对此，颇有点不解，为何带走的仅是副本，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一般说来，若以阎氏当时的地位与能力，完全可以将所有重要文件转移并带走。赴台前，他是李代总统时期的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到台后，改任“总统府”资政。这一时期，他的日记，虽然断断续续，但也写到了1950年12月31日才中断。

　　若说此间国共相争，天下板荡，无法顾及身边琐事，虽不失为一种解释，但与阎氏一以贯之的“慎行”风格有所不符。事实上，阎氏早有安排。台湾史学家吴相湘在一篇文章中披露，他的北大老学长、做过“立法委员”的乔鹏书，在1949年太原撤守前，就是负责押运阎锡山所有重要档案文件到台湾的那个人，“这些文件都是他经手编整过的，他记得其中有关西安事变的重要机密电报计有七十二件之多……”（吴相湘：《孟禄博士与张作霖阎锡山的谈话》，1979年《传记文学》第34卷第2期，页51），此部分日记正本之未被带走，或有其他原因。

　　阎锡山赴台后，似不再写日记。从最近出版的《阎锡山日记：1931-1950》（九州出版社）基本上可认定这一点。九州社这个版本是以1997年台湾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印的《阎伯川先生感想录》为底稿辑录而成，来源还是可靠的。尽管九州版对此有所辑录，但也只是对“公文、书信、谈话稿、电报等作了取舍”，在年代上并未拦断或截取，惟1950年8月12日之后的数月日记未收在内。不过，来自台湾的这个版本不知为什么没有收录阎氏1942年至1944年的日记，而留存在大陆的“正本”则是有的（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尽管这三年日记计三十九则，但作为文献史料出版时，付之阙如，在台湾方面，肯定有其原因。有一种不确定的说法：阎氏病故后所有文件被某机构取去，之后，又移送“国史馆”，其中有很多地方已被剪去数行或半页（同上），是否包括阎氏日记，不得而知。

　　阎锡山作为民国时期一位重要的军政人物，当权在职最久，执掌山西将近四十年，或为民国以来督军第一位。他虽武官出身（东京振武学校及东京士官学校），却又是清末朝考的举人。据阎氏本人言：“当时武官的出身，举人以上，再没有了。”若以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就国民党方面来讲，称其“一生文治武功”，甚至“勋业彪炳”，自是一种党派意识，可不必多说；但从阎锡山日记来看，此人在立言、立德方面，确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并非人们一般认知上的“军阀”，抑或“草泽英雄”。在其部下亲信眼中，他就是一位儒雅之将，“阎先生绝不会有狂笑的时候，他直像一位道学老夫子，炉火纯青，无一丝一毫暴急浮躁的火气……”（刘健群：《忆念阎百川先生》，1967年《传记文学》第10卷第4期，页36）

　　有人记述当年太原阎氏公馆，进大门，就可看到走廊上挂有一匾，上书“适中求对”四个大字。这是阎氏大半生治事待物的一个原则，即所谓“中的哲学”。在他看来，“中是治事之极则，得中乃存，失中即毁”，人类社会之安和，“适中”才能“求对”，情理兼顾，既是“中”，也是“对”，大凡与人性相悖的任何主义，“都是没有得‘中’”，“中”是天道，亦是“人道”。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不久，“阎先生听取了被俄国驱逐回到山西的商人的报告，于民国九年（1920年）开了个进山会议，集山西各界的硕彦，研讨‘人群社会组织怎样对’的问题，认定共产主义是错误的……民生主义的经济是合乎中道的”（刘杰：《阎百川先生的素养、待人、理事与思想》，1977年《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页12）。研讨会每星期两次，每次两小时，从最初的二十四人增至百余人，持续两年又四个月。研讨会中，有人认为阎氏对“俄式革命”过于敏感，“中国不可能遭遇共产的祸害”，阎锡山提醒说：你们今天不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将来必有严重后果（参见《阎锡山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史座谈会纪实》，1982年12月《近代中国》第32期，页110）。

　　从阎氏日记及早期的一些史料看，此人好学深思，不少见解深入独到，且不流于空泛，“对儒佛之学，虽然未至一旦豁然贯通的境域，但有若干尽情合理的名言，确超过一般平凡的思虑”（刘健群：《忆念阎百川先生》，1967年《传记文学》第10卷第4期，页32）。阎氏主政山西，制订过《山西督军兼省长阎立身要言六则》，第一条即是：公道为社会精神，国家元气。故主张公道，为国民之天职；第五条：欲自由，先从不碍人自由起。而《手谕人民十四条中》，每一条皆具针对性，语言朴实无华，易记易懂，毫无“军阀”的暴戾之气，如第四条：最可恨的二件事，男子吃鸦片，女子缠足……均应快快地改了；第八条：……不入教的人，不可仇视入教的人；入教的人，不可借教无理横行。如要犯了法，不问在教不在教，一样的问罪；第十四条：君主是皇上作主，皇上不好，人民就苦了。共和是人民举的议员作主，议员不好，人民也就苦了。举的时候，不可卖票子，谁好举谁……要常打听他的主张行为，如有不好处，就要干涉他，质问他，万不可举下以后，再不管了（《有关阎锡山先生早期史料选辑》，1977年《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页35）。

　　阎氏晚年在台湾给一位来访友人（蔡孟坚）写过一条幅，“天理与人欲相合为一，始可作无过之人；事实与理论相合为一，始可作成功的事”。阎氏一生既信奉孙文的三民主义，亦推崇儒教，从政后，以求内圣外王，曾说过“圣不在儒书中，圣在汝行中；从儒书中求圣，只能得些圣形，在汝行中求圣，始能得到圣行”这样的话，足见作为一个“中本位的理性实践主义者”（台湾学者对阎氏的总结和评语，作者注），治晋数十年，在政治、经济上提出的各种主张，皆恪守“中”的人道观，即如日记中所说，“绝不以政罔民”，实为民心既附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省政府的楼上有过这样一条标语“民主政治的公务员，做甚不务甚，人民应起来制裁他”，阎氏对此的解释是：当一个公务员，受国家的优遇，岂可不专心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