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字百（伯）川，号龙池。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人。1902（清光绪二十八年）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去日本，先后入振武学校和陆军士官校。其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清宣统元年）毕业回国。次年任山西暂编陆军第43混成协第86标标统。1911年辛亥革命之际，他因缘际会当上了山西都督（袁世凯暗杀了拟在晋、冀响应武昌起义的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委任阎锡山督军山西）。从此，他善观风色，巧于肆应，时而拥蒋时而倒蒋，时而亲日时而抗日，时而联共时而反共，一切都从他的需要出发，从他自身的利益出发，长期独揽山西军政大权，成为民国政坛的不倒翁、山西的土皇帝。

在民国史上，阎锡山绝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独特人物。他由一个偏僻山区省份的小军阀发展成为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方实力派，其势力所及，达到四省二市，控制了华北、京津，并一度自立为国家元首，成为左右当时中国大局的重要人物之一，这在民国政坛上绝对是个奇迹。他连续统治山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这不仅在民国上，就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也不多见。

阎锡山和别的大军阀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何以能统治山西长达38年，成为民国政坛的不倒翁？博主刘照兴认为有以下七条原因：

首先、阎锡山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实用主义的结合，其中掺杂着农民的现实和商人的势利，在政治、军事上，受日本影响较大，表现在军国主义和发展实业上。一方面有经世致用，改革图强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趋于保守世故，具有小农意识的弊端。阎锡山一生中坚持记日记和读书，以“立德”、“立功”、“立言”来鼓励自己，戒声色犬马，潜心研究学问，严格行为操守，在对“中”的哲学、社会建设、物劳分配都有创造性的建树，特别是他自己撰写的《阎府家训》，系统的阐述了做人、做事之理，很有教育启迪意义。阎锡山生逢乱世，难能可贵，是一个有思想的军阀，这也是他能够占据山西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根据时局的变化适时的改变自己的战略路线，是他一贯的准则。共产党在经过长征战略大转移后，达到陕北，提出“东渡黄河”的计划。倭寇入侵，国难当头，“西安事变”，时局骤然变化，阎锡山及时调整战略步骤，成立“牺盟会”，组建新军，提供宽松的环境让共产党在山西合法的活动，“三个鸡蛋上跳舞”，以制衡蒋介石与日本人。

第三、得益于山西这块土地。它左山右河，自成表里，易守难攻；且地偏一隅，离开交通要冲，外部势力很难进入，外界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关起门来，容易自成一统，具备建立独立王国的天然基础。同时，它位近京畿，有随时可以切断南北交通、向中央政府所在地伸手的便利。立于中央政府软肋一侧，政治上位置极其紧要。

第四、动荡不安，头绪纷乱的民国政坛，台上人物频繁更迭，忙于窃权窃位者，忙于争地争利者，既看不起贫瘠落后的山西，也没有更多的力量顾及它的是非。这就给山西留下了相对自由发展的余地。

第五、阎锡山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的哲学观点。他说：“所谓真理就是指为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是客观实际需要的真理。我们的组织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的。我们主张的是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组织就是代表人类的真理的。因此，我们说，我的存在就是真理，就是国家的、社会的、世界的真理。”由此出发，他提出“需要就是合法”。既然“存在就是真理，则存在上的需要，就一定合法”。

第六、阎锡山在掌握山西大权之后，并没有像当时许多军阀那样，做搜刮地皮的蟊贼，当祸害百姓的蝗虫，而是以极大的精力图谋发展。“六政三事”也好，“省政十年建设计划”也罢，都是其他军阀不谋不做也难以做到的事情。山西的经济社会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老百姓也从中受益不少，这就使他的统治得到一个较为稳定的基础，给他的军事力量提供了充足的经济保障。

第七、阎锡山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重视文化专制，重视组织构建，在对内笼络和控制人心，对外韬光养晦以利用时机方面有他独到的策略权术。他的算计精明，两面三刀，左右逢源等表现，虽然从道德的层面，人们可以鄙弃或谴责，但在乱世取胜的军事和政治中，其重要作用则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