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7  我国各历史时期移民情况
7-1、吴松弟著《南宋人口史》摘记
①、 北方汉族人民的3次大规模南迁
? 西晋永嘉之乱时期（307—313年）；
? 唐安史之乱及五代时期（750—959年）；
? 北宋靖康之难后（1126年—1279年）。
其中靖康之难后的移民潮规模最大。
这3次北民南迁，对南方汉族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晋永嘉之乱后南迁的边缘大致在今天的四川盆地中部、湖南省北部、江西省北部和浙江省中部。据谭其骧的研究，此次北民南迁潮中北民占迁入地人口的主体部分或1/3左右的移民密集区，大体在秦岭—淮河以南、大巴山—汉水—长江下游南岸平原以北。
唐晚期及五代的北民南迁，大致以今苏、皖二省的长江以南、上海市、浙江省北部、四川盆地和陕西省秦岭以南地区为最多，其次是江西省北半部和今苏、皖两省的江淮地区、今湖北省的长江以北和河南省的南部地区。
靖康之乱后，移民的密集区，即移民占区域人口主体部分的地区除了秦岭—淮河以南、大巴山—长江之间的江淮地区和汉水流域外，今湖北省的长江以南部分、湖南省的洞庭湖西部平原以及杭州、苏州、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两宋之际当地人口严重下降和北方移民的大量迁入，北方移民也已成为人口的主体部分。移民密集分布区在长江以南的范围大大超过了前两次。
②、 北宋靖康之难后的北民南迁
南宋与金、蒙元之间的边疆在大多数时间内都稳定在秦岭—淮河一线。故北民南迁即指迁入此线以南的区域。
靖康之乱后的北民南迁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半世纪，贯穿整个南宋时期。比较集中的移民潮可以分为3个阶段：
? 靖康之乱后：1126—1141年，16年；
? 南宋—金对峙时期：1161—1164年、1206—1208年、1217—1224年，共15年；
? 南宋—蒙元对峙时期：1274—1279年。
这3次北民南迁中，以两宋之际为最多，约占这3次移民总数的89%，仅两浙路、江东路、江西路、江陵府等路，绍兴32 年已有移民及其后裔138万户，约718万人，其中移民约500万人。

7-2、《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摘录
   孙晓芬编著、2005年10月出版的《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详细介绍了各时期全国各地往四川省移民的情形，重点介绍了明清时期江西省和湖广（主要指湖北省和湖南省）向四川省移民的情况。有关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艾姓人口于不同时期、从不同地点迁徙到四川省的情形，特将有关部份摘录于下：
   ①、中国历史上的8个移民发源地、集散地
? 南宋时珠江三角洲的南雄珠玑巷。
? 明朝时期5个：江西瓦屑坝（位于江西省饶州波阳县莲湖乡），是安徽省安庆市一带移民后裔心中的故里；苏州阊门，不少苏北人视为祖先的来源地；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是许多华北人心中的根；山东省兖州枣林庄是安徽省凤阳府人心中的祖源记忆；河北省小兴州。
? 明清两朝时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是当今为数众多的巴蜀湖广移民后裔心中的故乡。
? 客家人（汉民族中颇有影响的一个民系）的闽西宁化石壁，其影响远达海内外华人及其后裔。
这8大移民发源地中，影响最大的是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和闽西宁化石壁。

②、历史上战乱造成的3次北民大规模南迁
? 西晋永嘉之乱：晋怀帝被胡人掳去，晋室南迁，中原仕宦避乱南迁江南，其中有些在江西省西北落籍，有的顺赣江进入吉泰（吉安县、泰和县）盆地定居。
? 唐代安史之乱和唐末动乱：江西省成为北民南迁的主要到达地，尤其以吉泰盆地为其福地。如唐西平王李氏后裔举家迁徙江西省，“西平李”在庐陵分布甚广；四方大族避乱到泰和县的有曾、张、陈、严、王、肖、刘、倪等姓。
? 北宋末年（1126年）的靖康之难：北民离开家园，追随宋皇，上千万人迁徙到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六记载：“中原仕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

③、历史上四川人口的6次大迁入
按时间先后依次列出：
? 秦灭蜀国、巴国之后（约公元前301年），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
? 从西晋末年（约公元310年）开始，全国性的人口南迁，邻近四川地域的陕西省、甘肃省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省。
? 北宋初年（公元960年起），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陕西省、甘肃省移民大量进入四川省。
? 元末明初（约1361—1387年），南方移民首次进入四川省，这就是湖广地域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标志着移民来源发生了以南方人居多的变化。
? 清代前期（约1650—1750年），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因为以湖广（辖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和广西一部分）的移民最多，故称之为“湖广填四川”。移民持续百余年，移民人口达170多万。
? 抗日战争前期（1937—1940年），江苏、浙江等省和京、津、沪、宁等市的学校、工厂、机关和居民疏散入川。据统计，约有700多万人从北方和沿海地区进入四川省。抗战胜利后，虽有部分入川人员返回故乡，但不少人定居在四川省。

 ④、明初洪武大移民
洪武大移民在全国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史无前例。据不完全统计：
? 迁入京师地区293.2万人（占总人口438.9万的66.8%）；
? 迁入湖广省173.4万人（来自江西省的移民约占2/3，故有“江西填湖广”之说。其中湖北省98.3万人，湖南省73.1万人，约占当时湖南省总人口278.7万的26.2%）；
? 迁入山东省204.4万人（占总人口594.3万的34.9%，其中山西省移民达121.4万人，占移民总数的65.9%）；
? 迁入北平地区110.4万人（占总人口276.3万的40%，其中山西省移民34.5万人，占民籍移民总数84.8万的40.6%）；
? 迁入河南省118.9万人（占总人口285.9万的41.2%，绝大部分来自山西省）。  移入上述5个地区的移民合计894万人。
? 迁往北方边疆、西南边疆的军籍移民及军人家属221.9万人。
以上共计1115.9万人，再加上四川等省的军民籍移民，共达1200万左右。
南方以江西省的移民最多，北方以山西省的移民最多。

   ⑤、元末明初四川人口统计及明初迁入四川省的移民数量
? 元朝至元19年（1282年），四川省仅仅12万户，约60万人。
? 元朝末年明玉珍率部从湖北省入川，军人及其家属共约40万人，加上原居民，四川省共约100万人。
? 经元末明初战乱，到1371年，四川省仅存约40万人。
? 洪武年间入川的军籍移民约20万人，民籍移民约80万人，到洪武29年（1396年），四川人口达到180万人。
入川的民籍移民中，以湖广为最多；湖广籍移民中又以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最多，湖广193族移民中，麻城县孝感乡达111族，占76%。

   7-3、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对清时期的人口迁移情况的介绍
   该书第十六章第三节“人口迁移”称：在南方，直到乾隆41年，广东、广西的人口分布仍然是相当稀疏的，如广州府，地处平坦的珠江三角洲平原，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200人，惠州府不足50人，肇庆府只有70人，雷州、廉州的人口密度均相当低。广西除郁林州外，其他各府、州人口密度没有超过50人的。除了云南府、瀓江府外，云南省其他各府人口密度不超过50人，其中大理府、蒙化厅人口密度稍高，分别为48人和38人，其余各府人口密度不超过30人。贵州省大部份地区的人口密度少于每平方公里50人，可算是人口的极稀疏区。四川省的情况略有不同，成都平原已经跻身于中国人口密集区之列，而成都平原以外的其他地区人口则要稀疏得多。在北方，直隶的口北三厅和承德府每平方公里不足40人，山西省晋中北部和晋北地区的人口密度亦低，每平方公里不足50人。陕西省南部的汉中府为26人，兴安府和商州不超过7人，陕北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大都不超过30人。在甘肃省，宁夏、甘州、凉州、西宁、秦州、阶州、肃州和安西等府、州，人口密度都相当低。东北地区的情况亦大体如是。这样，直到乾隆41年，在中国内地核心区之外的边缘区，出现了一个人口密度极为稀疏的地带，这一地带不仅是清代初年开始的移民迁入区域，也是乾隆41年以后移民继续迁入的区域。
并不是所有的人口稀疏区都有能力接纳移民，例如南方山区，大片土地是不可耕作的，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口。又如陕北和陇西，由于降水、积温、无霜期等各种自然条件的限制，土地的经济产出较低，所以也无法接纳更多的人口。清代初年开始移民大潮，主要流向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可耕地较多的的人口稀疏区。大体说来，清代的中国移民潮 ，仍主要表现为由内地核心区向四周边缘区的流动。
具体地说，在清代前期的南方诸省，来自湖南省南部、湖北省东部、江西省中部及广东省东部山区的人口大规模迁入四川省；湖南省、湖北省及江西省移民迁入湘西、鄂西南及云南省和贵州省；闽西、粤东山区的移民迁入赣南、赣西北、湘东和赣东北丘陵山区；闽西移民迁入浙南山区；粤东移民迁入广州、肇庆、惠州等府的沿海平原，也有相当数量的移民迁入广西；福建省、广东省移民大规模渡海迁台，构成台湾史上最大的移民浪潮。在北方，来自山东、直隶等地的移民迁入辽东；山西、直隶内地的移民迁入土默特、察哈尔；来自关内的移民迁入乌鲁木齐和巴里坤等地。
乾隆、嘉庆年间，来自湖南省南部、安徽省西部及四川省的移民大批迁入陕西省南部，形成了对清代前期开始的“湖广填四川”运动的延续。来自安徽省西部安庆地区的移民也迁入皖南山区。清代中期至清代后期，山西、直隶及山东等处人口对长城以北地区的移民继续进行，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

7-4、康艳华撰《张作霖父子将闯关东推向高潮》
一部《闯关东》大剧吸引了亿万观众，也让人们对当年的闯关东大潮有了些许的认识，但却鮮有人知，在闯关东浪潮中，身居东北的张氏父子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据南开大学经济学院1930年的调查，流民中，1878年—1911年来东北的只占10%，其余90%均是1912—1930年迁来。尤其是1923年—1930年的7年间，移民人数每年竟多达100多万。可见，张氏父子统治时期是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最高潮。
历史上的闯关东
   满清入关执政，将大批人口带入关内，使本来人口就很稀少的东北，十地九荒。
   入主中原，却有可能荒了祖地，这是满清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现实。为此，1653年清廷正式向全国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以奖励和降低赋税的办法，鼓励关内人民出关开垦，由此形成了闯关东的第一次大潮。
   但其后的发展却让睿智的康熙皇帝多了一层忧虑，如此大规模的迁徙浪潮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想，长此下去，难保不会破坏了满清的龙兴之地。于是，1668年，一纸《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令》从北京城发出，如一把森然的利刃拦腰斩向方兴未艾的流民潮。此后满清的子孙们严格执行着老祖宗的这一旨令，从乾隆到嘉庆、道光、咸丰，无不延续着这种封禁政策。
东北肥沃土地的诱惑，怎是一道废止招垦令就能禁止得了的？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灾荒，越来越多的山东和直隶省农民“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不惜铤而走险，闯关而进入东北。在封禁的200多年间，闯关东的潮流并没有中断过。
此后，面临国内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和日俄两国妄图鯨呑东北的狼子野心，无奈之中，清政府做出了开禁的决定。但这时的开禁却是边走边看，并没有全面彻底执行。一直到1904年，东三省才全面开禁。至此，推行了200多年的封禁政策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出“清丈策”，分田分地
多少人不惜铤而走险闯关东，无非是为了东北那广阔无垠的肥田沃土。既然土地是老百姓的最大吸引源，执政之初的张作霖就抓住了农民渴望土地、渴望富足的心理，在土地问题上先做文章。
1916年，时任署理奉天军务兼代理巡按使的张作霖首先推出了对土地进行清丈的《晓谕》。为什么要清丈呢？原来清朝虽然被推翻了，但其皇室和满、蒙八旗王公手中占有大量土地。而这其中的绝大部份土地由于无力耕种，故而形成了有主的荒地。一边是占着土地却不耕种，一边是无土地可种。这时出台的清丈政策就是要将这些有主的土地收回来，再把它们分配给关内的流民。
为了将清丈工作落到实处，张作霖先后在西丰、锦县、辽源、金州设清丈事务所。一边清理王庄及牧场，一边将清室在东北各地的祭田、官山、贡山，丈放给无地户。从1915年到1924年，奉天省被丈放王公庄地即达190万亩。经过十余年的大规模丈放和变卖，东北占主导地位的官庄旗地基本上都被收回。这些荒地对于关内难民来说，确是巨大的诱惑。由此，关内移民开始大量移入东北，形成历史上罕见的移民浪潮。
张学良令出，东北开始抢地
土地丈放，实行全面放垦后，东北境内很多有钱有势之人大肆包揽土地，却不开垦耕种，妄图等到地价上涨之时高价出售。为了改变这种尴尬的状况，张作霖制定了催垦章程，其中规定：“凡报领生荒各户，自指拨之日起，三年内开垦成熟。违反规定者，即将荒地撤销另放，所交各款没收充公。”
到了张学良时期，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制定出了比其父还要直接的“抢垦”章程。规定“沿边各县大段官荒无论已放未放，凡未经开垦者，概准抢垦”；“抢垦户报领荒地，分三年垦齐，其垦熟之地以四成归原领户，以六成归垦户”；“垦户有牛犁一具，只准抢一方，不准多报”；“因无力置买牛具，只用人力刨垦者，准每男一口垦20垧”。这个章程的关键在这个“抢”字上。一字之差直接将政府监管改为群众监管了。你们都互相盯着，看他这块地领回去种不种，若不种，你就抢来，然后，打个报告，政府就把这块地给你了。这可比原来的那个催垦章程厉害多了，直接少了一道程序，既减少了政府的一项工作压力，也让一些营私舞弊的机会得以降低。
各种催垦、抢垦措施的实行，对关内农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一时之间，“直鲁农民扶老携幼，结群北来。”
来东北，免租免税三年
张家祖上即为闯关东移民到东北的，故张作霖对于闯关东而来之人的境遇有着深深的体会。
针对大量两手空空的“闯关东”移民，张作霖早在1923年在东蒙设立垦务局时就规定，对凡愿移往开垦地的农民，将发给旅费、种子和农具，新垦土地将免租、免税3年。这是多大的优惠啊！你来东北，不仅给你免租、免税，发给你种子和农具，还给你报销路费！1925年2月6日，张作霖召集三省军政大会，决定在各省设屯垦会办一人，专门负责屯垦的事。后来，为了将屯垦办得更好，辽宁省又设立了垦务局，并拨公款350万元作为开垦费，用来购买农具、食料、农具、种子等必需之品。为将屯垦事业进行到底，张作霖还以东北边防屯垦督办的身份亲自抓屯垦，除在各地设立招垦局，他还“派专人远至山东登莱各属招徕移民。”
同年，张作霖在天津组织了移民局，专门制定了《难民救济规定》及《新入境难民救济规定》。不久，奉、吉、黑三省就设立了大大小小数十个难民收容所和救济会，几乎遍布了整个东三省。
在东北地方当局的大力倡导下，各级政府也纷纷表示愿意安置和收容难民。辽宁省金川县县长魏连衡曾致电省政府，要求于境内安插难民。到1929年时，“直鲁豫陕诸省灾区甚广，灾民甚众，东北救济会拟转致各处灾赈会，如有灾民愿出关就食者，准由各灾赈会调查确实，设法遣送”，再由东北筹赈会预备车辆接送出关，“分拨产粮各地方暂时设法交置，以收移民就食之效”。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安排，解除了移民的后顾之忧，减少了移民的盲目性和分散等问题。
京奉铁路，一路绿灯
“闯关东”的关内移民，绝大多数贫困至极，根本无力承担昂贵的车费。在二十年代，山东省三口之家移至北滿的费用至少需要百元，但据同期统计，移入东北的山东农户有一半携带的旅费在50元以下。50元的旅费只够一半的路途，余下的就只有沿途乞讨，甚至卖儿卖女。
针对此，张作霖实行国有铁路减免关内移民的票价政策，令京奉车对于携有农具之移民，只收车价十分之四，并对于12岁以下之儿童及农具等，免收车费、运费。
1928年2月，奉天省政府在其颁布的《奉天救济直鲁难民总事务所简章》中规定，国有和省有铁路各局均应优待直鲁难民，他们经过京奉、四洮、奉海各铁路，无论男女老少，一律给发免票。
1929年，吉林省制定《组送垦荒难民暂行规定》，规定难民按照普通三等标价，男子核收三成，女子核收一成五，小孩在12岁以下者免费。
据统计，在京奉线，天津铁路局出售可移民一家的移民票，1922年仅售出8340张。到1928年，也就是减免政策出台后，猛增至13224张，到1930年更是增加到了98201张。据海关统计，20至30年代初由天津经铁路去东北的总计在40万人以上。有的专家认为，20世纪30年代前，每年从冀鲁豫去东北的约有40—50万人，最多的年份超过百万，其中循京汉、津浦、京奉等铁路前往的约占1/3。可见这一政策对吸引流民的重大诱惑力。
张氏父子出台了一个又一个吸引流民的政策之后，闯关东的人越来越多，迁入东北的人数呈逐年上涨的态势，1915年35万，1920年42万，1925年是49.2万，从1927年到1929年的三年间，分别为101.6万、113万、108万之多。
千余万关内移民的到来，推动了东北的开垦热潮，极大地促进了东北地区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和繁荣。1930年时的东北，国民生产总值和富有程度在全国均名列第一。
依靠着雄厚的财力，张作霖建起了一支厐大的军队，其人数、武器装备在全国均属第一，光飞机就有将近300架。

（该文刊于2009年5月27日《辽沈晚报》B13版）

附录8  《两大刺客》摘录
   阿蒙编著的《闲品吴越春秋事》中“两大刺客”记述了吴公子姬光派遣专诸刺杀吴王僚和吴王阖闾派遣要离刺杀吴王僚之子庆忌两个历史故事，现转录于下，供读者特别是以庆忌公为起源始祖的湖南邵阳县、江西高安栎山和重庆大足县艾氏宗族的宗亲们参考。对个别不当称谓、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作了更正，如王僚改为吴王僚等，特此申明。
逃离楚国后，伍子胥怀着丧父失兄的深仇血恨流落四方。他首先逃奔到宋国，不久又避难于郑国，最后辗转乞食，约在公元前522年来到吴国。伍子胥来到吴国后，先投在吴国宗室公子光的门下做了宾客。当时，公子光正在网罗人才，他看到伍子胥文韬武略兼备，又逃难异域，急于为其父兄报仇，正是可用之人。而伍子胥也看出了公子光有远大抱负，为了在吴国立足，进一步借公子光的力量报仇，所以常主动为他出谋划策，并很快成为了公子光的心腹谋士。伍子胥还通过公子光的引见拜见了吴王僚，建议吴王僚发兵伐楚，然而却为公子光断然否定。公子光认为伍子胥的建议是出于报私仇，此刻攻伐楚国定是凶多吉少。公子光的这番梗阻，使得伍子胥有些尴尬，但他并不泄气，因为他从中觉察到公子光的隐秘，那就是图谋刺杀吴王僚而自立为王。
推究事件的原由，还应从公子光和吴王僚的祖父吴王寿梦说起。吴王寿梦有四子，依次为诸樊、余祭、夷昧、季札。寿梦认为小儿子季札德才兼备，欲传位于他，但季札不愿占夺按传统应属于长兄的王位，寿梦只好仍立嫡长子诸樊为太子。诸樊继位后，为了实现其父生前的愿望，不立太子，而传位于余祭，令余祭传位于夷昧，夷昧再传位于季札。这样总有一天季札会顺理成章地成为吴王，但怎料直到夷昧死后，季札仍坚辞不就王位，夷昧之子僚便乘机继承了王位。公子光原是诸樊的长子，他认为自己的父亲不将王位传给自己，本是为了叔叔季札，而季札既然不愿即位，那就应溯本求源，由他这个寿梦的嫡长孙继位。只是由于吴王僚父子两代相继，朝中大臣多是僚的心腹，所以即使他有所不满，一时也不敢公开。公子光便通过私下收买人心，网络人才，积极筹划，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即发动政变。
伍子胥在洞察到公子光的这一心理后，就把自己所结识的勇士专诸推荐给公子光，让专诸去为公子光完成谋刺夺位的大事。
专诸是出了名的孝子，一次在街头和一个大汉厮打，众人都劝止不住，其母一唤，他马上停手。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伍子胥看到，于是与之结交，并推荐给公子光。公子光厚待专诸，并敬其母。专诸感其恩，以死相许，并献计，投吴王僚爱“鱼炙”之好，藏剑鱼肚，伺机行事。为此，专诸特意前往太湖边学烧鱼的技术，练得了一手炙鱼的好手艺。然后见公子光，公子光将专诸藏于家中，让他勤练那一刺的威力，等待暗杀时机的到来。
吴王僚12年（公元前515年）春，吴王僚乘楚昭王新立之际，发吴师大举攻楚，但是吴军作战不利，遭遇楚军的前后夹击，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而吴师的远征，又造成吴国国内兵力空虚、能臣羁旅。公子光分析形势后，认定这正是自己夺取王位的最佳时机，禁不住激动万分，兴奋地表示，“此其时也，勿可失也。”并紧锣密鼓地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时机已成熟，公子姬光入见吴王僚，说：“有庖人从太湖来，善炙鱼，味甚鲜美，请王辱临下舍尝之。”吴王僚欣然允诺，答应来日便去。公子光连夜预伏甲士于地下密屋中，又命伍子胥暗约死士百人，在外接应。
吴王僚虽答应，但恐公子光有阴谋，赴宴时戒备森严，从王室到公子光家厅堂内外布满甲士，操长戟，带利刀，吴王僚身穿三重盔甲，亲信更是不离左右。
酒过数巡，公子光托言脚痛难忍需用帛裹紧，借口躲入地下密屋。过了一会儿，专诸进献鱼炙，手托菜盘，两列武士夹专诸赤膊用膝盖前行。专诸已将锋利的“鱼肠”剑（是铸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所铸五大剑中的三把小型宝剑之一）暗藏于烧好的鱼肚之中，行至吴王僚座前时，忽地抽出宝剑，猛刺吴王僚，因力大，宝剑透过三重盔甲后，又刺穿脊背，吴王僚大叫一声，立即死亡。旁边的卫士一拥而上，刀戟直下，将专诸砍为肉酱。
公子光见行刺得手，立即出动伏兵格杀吴王僚的亲信和卫士，将他们悉数歼灭。大功最终告成，公子光登上国君之位，号吴王阖闾（一作“阖庐”），掀开了吴国历史发展新的一页。
阖闾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将鱼肠剑函封，永不再用。相传无锡市大娄巷的“专诸塔”是阖闾替他葬的优礼墓。因专诸曾在太湖边学烧鱼之术，后人把他奉为“厨师之祖”。
伍子胥因帮助公子光谋刺吴王僚有功，被阖闾封为客卿。阖闾是一位有勇有谋、雄心勃勃的政治强人。登上王位后，他大权在握，便着手实现自己革新图强、争霸天下的政治抱负，首先是铲除吴王僚的残余势力。
吴王僚被刺死之后，其子庆忌逃出吴国，暗中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周游诸国，希望联合诸候，共同出兵讨伐阖闾。庆忌有“万人莫当之勇”，可“走追奔兽，手接飞鸟，骨腾肉飞，拊膝数百里”。阖闾曾派骑兵追杀他，竟追之不及。又命人乱箭齐射，却被庆忌空手接住或打落。如此看来，庆忌可当“天下第一勇士”之称。而且庆忌也不仅仅是个头脑简单的武夫而已，阖闾评价他是“明智之人，归穷于诸候，不下诸候之士”。对这么一个可怕的对手，阖闾自然会感到非常不安。于是又与伍子胥商量对策。伍子胥便向他推荐了要离。
要离生得身材瘦小，仅五尺余，腰围一束，形容丑陋，但智术非凡，有万人之勇，是当地有名的击剑能手。
要离尽忠义之心，献用苦肉计。一日在朝与阖闾斗剑，先用竹剑刺伤阖闾的手腕，再取真剑斩断自己的右臂，便投奔卫国找庆忌去了。要离走后，阖闾还依计杀掉了他的妻子和儿子。庆忌探得事实，便对要离深信不疑，视为心腹，委他训练士兵，修治舟舰，常在左右，同谋举事。
不久，庆忌领军渡江，准备攻打吴王阖闾。要离趁庆忌不备，左手持矛从其身后狠狠刺去，当即刺穿庆忌胸膛。不料庆忌未立即死去，竟返身一把抓住要离的小腿，将其头下脚上倒提起来，大笑着将他浸入江中三次，又坐下将要离放在膝上笑道：“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欲杀要离，庆忌阻拦道：“岂可一日而杀天下勇士二人哉！”命令放要离还吴，自己却拔出长矛，喋血而死。
庆忌死后，左右欲释放要离。要离不肯行，对左右说：“吾有三宗罪不容于世。”众问曰：“何谓三宗罪？”要离说：“为给国君做事而牺牲我的妻子，不仁；为新国君而杀故国君之子，不义；为了成别人之事，而使我残身灭家，不智。有此三罪，何面目立于世哉！”说完，遂投身于江。舟人捞救出水。要离说：“捞我何意？”舟人说：“你回国后，必有爵禄，何不欣然接受？”要离大笑说：“吾不爱身家性命，何况爵禄？你等带我的尸体归国，可取重赏。”于是夺从人佩剑，自断其足，复刎喉而死。他这样做，一方面是告诉吴王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是感谢庆忌的知遇之恩，所以他只有死了，凄凉而又悲壮。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专门为专诸等人立传，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这五位刺客是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而专诸、聂政、要离、荆轲又被后世公认为四大刺客。

附录8-1、网络文章《大争之世》摘录
2010年7月26日，看到一篇网络文章《大争之世》，摘自张惠诚编著的《天变：中国历代宫廷政变全景》。该文的内容与《两个刺客》大同小异，现仅将有关内容转述于下，供读者参考：
诸樊长子公子光对夷昧长子州于继位吴王（改名僚，称吴王僚）不滿，但力不从心，未敢贸然行事。吴王僚不仅有王叔季札辅佐，更有其胞弟掩余和烛庸执掌兵权，其子庆忌也是吴国著名的勇士。
在楚平王去世、楚昭王新立之时，伍子胥为公子光出谋划策，先将上述四人从吴王僚身边调走，然后设计刺杀吴王僚，以实现预谋已久的篡权夺位计划。公子光向吴王僚献计：趁楚平王去世、楚昭王新立之时，派掩余和烛庸统兵攻打楚国，同时，派季札出使晋国，派庆忌出使郑国和卫国，争取这些国家的支持。吴王僚不明底细，听从了公子光的意见。吴王僚的四个心腹干将同日离开了都城，身边只留下公子光一人。公子光觉得篡夺王位的计划可以实施了。
公子光请吴王僚赴家宴食鱼，派历史上著名的刺客专诸鱼腹藏剑，献鱼时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登上了王位，称阖闾。
吴王僚长子庆忌在奔郑、卫途中听到了父王被杀的消息，慌忙改道逃命。阖闾派兵追杀，追赶不及。阖闾将庆忌视为心腹大患，遂与伍子胥定计，派历史上另一个有名的刺客要离用苦肉计骗得庆忌的信任。庆忌修造战船，训练兵马，作讨伐公子光的准备。三个月后，兵船舟师准备就绪，庆忌带着大批人马，沿着长江水路，顺流而下，打算偷袭吴国。在庆忌出兵攻打吴国途中，要离伺机刺杀了庆忌。

附录9  辽宁凤城县艾姓考证
   据祖上相传，凤城县红旗镇满族艾姓由长白山四道沟迁徙至凤城县城南50公里的红旗镇艾家堡子落户，属正红旗。根据本人多年的走访、调查和考证，并依据满族的习俗特征得出的结论表明：凤城地区艾氏均称自己是满族人（旗人），其实不然。清时八旗分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因此，凤城地区艾氏不仅仅有满洲旗人，还有汉军旗人和蒙古旗人。
满洲旗人艾氏世居红旗镇和宝山镇一带。由于这支艾氏先祖久远，其后裔树大枝茂，散居各地，没有统一订定字辈，以致虽为同宗，但各分支字辈各异。红旗艾氏始迁祖艾必达公于清康熙26年（1687年）到凤城任正红旗防御，几年后署凤城城守尉，有6子，现已知其长子、次子和第六子后裔居红旗镇，其字辈为：德茂允福宏，世传咸忠厚，国恩恒嘉庆，善继克昌荣；第四子后裔居宝山镇，其字辈为：凤明长吉庆，荣和玉保春。据传，本家族原来没有姓氏，始迁祖艾必达是名字。约于清同治（1862—1874年）中至光绪（1875—1908年）初年，传到第8世，始以始迁祖艾必达的名字第一字艾为姓。
汉军旗人艾氏属正黄旗，世居凤城镇内及周边的大堡镇、刘家河镇、鸡冠山镇、通远堡镇和城北一带。该艾氏宗族的字辈为：宝昌德立厚，纯世启文明，成龙兆圣瑞，联玉子和平。
蒙古旗人艾氏属正蓝旗，世居凤城蓝旗三家子、杨木双庙子等地。该艾氏宗族自第11世起的字辈为：正兴长立本，荣新恒茂春，昌明传世远，崇圣贵鸿恩。
如何确定是满族、蒙古族，还是汉族？关键是看供奉祖宗牌位的位置。满洲旗人供奉祖宗牌位的位置在西山墙的正中间，蒙古旗人供奉祖宗牌位的位置在西山墙的一端，汉军旗人则在房屋北墙较高处的正中间；满族旗人供奉祖先是龙门架和祖宗匣，摆设香碟，祭祀时烧鞑子香；蒙古旗人所供奉的祖先像称为神影；汉军旗人则是家谱挂画。

作者：凤城县正红旗艾氏第10世孙艾向群

   编者按：经查阅有关资料获悉，凤城县驻防的八旗兵除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兵外，还有一支巴尔虎部蒙古游牧旗兵。前者于康熙26年从北京派驻凤城，后者于康熙31年驻防凤城。顺治元年（1644年）凤城设城守官，康熙26年（1687年）改设城守尉。下设巴尔虎佐领1人，满洲防御7人，满洲骁骑校7人，蒙古骁骑校1人，巴尔虎骁骑校1人，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领催62人，马甲573人，匠人9人，共762人。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兵由努尔哈赤创建。汉军旗人是较早归顺大清政权的汉人，由皇太极创建汉军八旗。与汉族民人相比，汉军旗人受到特殊待遇。城守尉是分驻一地的八旗军军官之一，武职正三品，一般领有几百人。防禦（或防守尉）也是分驻一地的八旗军军官之一，是城守尉的下属，武职正四品，一般辖兵几十人至一、二百人，个别达几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