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瑄，字良玉，别号蓚溪

河间景州人（今阜城县码头镇戈家坟村）。明朝正德九年（1514年）刑部尚书。正德十四年（1519年）致仕回乡，并于当年病逝。享年八十五岁。
戈家坟村戈氏十九世后人戈洪宾家存有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最后一次修订的《戈氏族谱》。据族谱记载，戈氏祖居浙江嘉兴，于明永乐二年定居景州连镇。连镇戈氏自二世本中、本立兄弟二人时又分居两地，即弟本立迁居戈家坟村。现在的连镇戈氏有两处墓地，连镇以南的一处称南墓地，连镇以北的被称为北墓地的就是位于戈家坟村东京杭运河西侧河滩地内的戈家祖坟。族谱显示，戈瑄是戈氏第四世。据戈洪宾讲，戈氏坟地里最早的墓葬是在戈瑄以上两世，也就是定居连镇后的戈氏第二世。由此看来，戈氏自二世本立开始定居戈家坟的说法是可信的。
《戈氏族谱》中，详细记录了戈瑄的一生履历、戈瑄子孙后辈的情况以及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戈瑄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及第，授河南嵩县知县。成化十七年（1481年），迁广东道监察御史督通州仓。成化十九年（1483年）父丧孝满，再授广东道监察御史。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奉旨巡按南畿。弘治二年（1489年），奉旨查看南京文案。弘治六年（1493年）任推掌三司事。弘治七年（1494年）擢升四川按察司兵备副使。弘治十五年（1502年），授山东按察使。弘治十八年（1505年），升浙江右布政使。正德元年（1506年）,转江西左布政使。正德二年（1507年），授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德三年（1508年），改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德五年（1510年），授南京刑部右侍郎。正德六年（1511年），改刑部左侍郎。正德七年（1512年），授南京都御史掌院事。正德九年（1514年），授南京刑部尚书。正德十年（1515年），上书致仕未被批准。朝廷下诏赐予戈瑄祖父母、父母、夫人诰命荣身。正德十四年（1519年），再次上书申请致仕，获准退休回家。《戈氏族谱》中，还录有自汉至清末戈氏家族中出仕为官人员的名单，可以看出，戈氏家族出仕为官者众多。按照明朝的品秩规定，戈瑄的刑部尚书是正二品，在名单中的官员里品级最高，也就是说，戈瑄是戈氏一族辉煌的顶峰。
在戈瑄的墓志铭中，写戈瑄“生而警敏，端重不事戏狎。童蒙入州学，文誉荐起”。 在《戈氏族谱》“墓表”一节中，说他“幼有异质，不事嬉戏。甫弱冠，补郡庠弟子员，即有文誉”。可见，幼年时期的戈瑄，不仅具有端庄、机敏的性格特点，而且文采出众、知识丰富，为日后走上政坛、一展抱负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戈瑄在担任河南嵩县县令时，“嵩多逋税，矿盗时发”。戈瑄对偷逃粮税的老百姓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体谅，他说：“兹皆良民，不可以严”，“乃薄赋省役，视岁之丰歉为补征之多寡”；“于法论矿盗，以祸福俾得，自新盗渐解散”。在父亲去世守孝期满后，戈瑄复出为官时，恰逢万妃受到宪宗皇帝的宠幸，他便率百官上疏反对，而被“挞之午门”。有人抱怨戈瑄受到如此惩罚，戈瑄却说“进言受责，何辱之有”，“复上疏，独论不报”，这就是在族谱中戈瑄名字下面简历中所说的“以论万妃受廷杖”事件。戈瑄在任四川按察司副使时，辖区内“多盗，团结山寨”，戈瑄“饬禁令，布威信，极力扶绥”，“蜀人安焉”。墓表中还记载了戈瑄在山东按察使任上智破疑案的故事。山东历城有兄弟二人住在一起，弟弟是个盲人。兄嫂见弟弟卖酒“颇获利”，便心生嫉妒，弟弟怨恨之下上吊自杀。兄嫂诬陷弟媳“谋杀其夫”，而被官府抓进监狱。戈瑄到任后，经仔细审查，得以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人称为神明”。
为戈瑄撰写墓志铭的是时任南京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石�　＞荨睹魇�.石�〈�》，石�。�字邦彦，藁城人。明成化末年（1487年）进士，正德十六年（1521年）拜礼部尚书，嘉靖三年（1524年）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机务。嘉靖五年（1526年）因正义直谏而罢官回乡，嘉靖七年卒（1528年）。“墓表”一节中，有“石公称其天性开直，贤而能让，有劳而不伐，故累经夷险，卒能成其令名，以寿考终，可谓长厚君子”。他能为戈瑄撰写墓志铭，并给予如此高的评价，除戈瑄应当具有与其相同的处世准则这个前提条件以外，也可以看出戈瑄在当时朝廷官员中有着相当高的威望。
据戈家坟老人任红俊讲述，戈瑄一生“清官不爱财”，告老还乡时，皇帝问他要些什么，他说：“我活着什么也不要了。我死的时候，给我全国十三个省府的官伞吧，到那时候，阳间有什么，你就给我什么”。皇帝身边的一个谋士对皇帝说，他说的要十三个省的官伞送葬，就是让十三个省的巡抚都去给他送葬，一个刑部尚书要这样的排场太大了。皇帝说，我已经答应了，不能改了。戈瑄去世时，皇帝真的亲自来送葬了，全国十三个省的巡抚除了山东巡抚以外都在下葬以前好几天就赶到了戈家坟。山东巡抚觉着离的近，没着急，等到离下葬还有两天的时候才动身。谁知道该他倒霉，半路上他坐的轿子轿杆折了，骑马马腿又跌断了，等赶到戈家坟，比下葬的时间完了半个时辰。他感觉到自己误了大事，肯定是活不了了，便摘下手上的金镏子一口吞了下去，结果自杀未成。皇帝派人把他杀死后扔到了戈家坟村西头的一口枯井里，井上盖了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前些年还有，以后村里盖房垫土就看不到了。这个巡抚的老家据说是景州孙镇的。戈瑄墓地里的石人、石马、石羊、石狮子等石头物件就是按照“阳间有什么，就给什么”的要求制成的。老人的讲述，应该说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戈瑄的葬礼之隆重，戈瑄的身份之尊贵。
“墓表”中有三次提到了戈瑄上书请辞的事：第一次是在正德三年（1508年），任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时“奉命清查牧马地于畿内”，“公平持正”，为权势所嫉，“再陈休致，不允，乃改南京大理寺卿”；第二次是在正德十年（1515年）任南京刑部尚书秩满，朝廷派员考察政绩时，戈瑄提出致仕还乡，未被批准。这一年，朝廷下旨赐予戈瑄祖父母、父母、夫人诰命荣身；第三次是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戈瑄以七十五岁高龄再次上疏请求致仕，朝廷恩准并下诏慰问，派驿马护送还乡，每月由朝廷供给禄米三石，并派三名丁夫照顾生活起居。族谱中也有“历世三朝四十余年，廉慎自将始终”，“听断不为利害所移，忠孝之心老而弥笃”的记述。由戈瑄三次请辞时朝廷的反应，到其隆重的葬礼，再到石�≌庋�一位敢于直谏、刚正不阿的朝廷高官撰写墓志，以及载于族谱上的各方评价，戈瑄应该在皇帝和各级官员中有着极高地位，是一个不畏权势、体恤百姓、勤政负责的清官形象。
致仕回乡后的戈瑄，除“优游泉石，日与乡邻宗族相聚会”外，还经常关心国家政治，“其忧国之心未尝少”。时常对孤寡、无钱办理婚丧大事的族人给与帮助，“乡邦宗族，每欣然相遇，视其言动以为楷式”。临终时，他对身边的亲属表示，自己出身一介布衣，能够官至朝廷二品大员，寿逾七十，已经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唯一感到不安的是“君恩未报”、对浙江老家的人未能有所照顾。
戈瑄有四个儿子：镇、钺、铎、铣。“长镇次钺俱先卒，次铎荫国子生”。这就是在墓志铭及《戈氏族谱》中写到戈瑄临终 “疾且革，犹呼铎辈语之”时，没有出现镇、钺等子嗣名字的原因。
戈瑄的墓“敕建于连镇之北，御河之浒，前有碑亭、翁仲、冲天柱、神道碑，东有思成堂，西有管工所，松柏3600株”，单从这几句话中还不能完全看出戈瑄墓葬建制的宏大。在族谱中，附有戈瑄墓葬的平面图，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中间是墓葬和众多的石雕，两侧即思成堂和管工所有很多房屋建筑，用设计复杂、工程浩大来形容也不为过。据戈洪宾介绍，戈瑄的墓碑有三、四米高，普通人不登东西根本上不去。土改时，戈瑄的墓曾经被挖开过，周围先是用灰土作了保护层，再往里是一层松香，戈瑄的尸体跟活人一样，身上的衣服完好无损，胡须用手都拽不下来。戈瑄墓地里的石雕，一部分在“大跃进”时期被砸毁用来炼铁；特别大的、不易搬动的被就地挖坑深埋了。现在戈家坟村里还能见到用戈瑄墓地里的石头修建的排水用的水箥箕；还有人看到过被遗弃的半截身子的石羊。戈家坟村民韩伟门前的一块台阶是当时戈瑄墓碑上的石头，上面还保留着密密麻麻的碑文。
在戈家坟，至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戈瑄的传说。据说戈瑄临死时交代，要等到“扁担开花雨打鼓，纺线车子上了树，小牛爬到墙头上，人戴铁帽子的时候来下葬”。人们开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了戈瑄死后该下葬的时候，天上下起了雨，把吹鼓手的鼓淋湿了；一个人赶集回来听说这里出大殡，急着来看，买了两枝花没处放，就别在了扁担的铁链子上，“扁担开花雨打鼓”。一个老太太在树下纺线，急着来看下葬的，纺线车子放在地上怕叫小孩给踩坏了，干脆挂在树上吧，“纺线车子上了树”。正巧有一头小牛抬起前腿吃搭在墙头上的山芋蔓子，“小牛爬到墙头上”。还有一个赶集的买了口锅也来看出殡的，半路上一下雨，顶着锅就来了，这是“人戴铁帽子”。 就这样，等戈尚书交代的几种异象全都出现了才下的葬。
还有一个说的是那个因误了戈瑄下葬时间而被皇帝杀掉的山东巡抚，他在临死之前对戈尚书发下毒誓：我活着的时候没你官大，受你拖累，连命都赔上了，我死后也不让你心静，我要变成水鬼，把你的坟给冲走。此后，每年运河发大水，戈瑄坟地所在的运河西河滩都会坍塌，被水冲走一部分。这一年，南方一个风水先生来到这里，看到戈尚书的墓说：“这个坟的风水真好，要是这个坟被大水冲走的话，这一家辈辈都能出大官”。可奇怪的是，从那以后，河滩地再也不坍塌了。原来，戈尚书临死之前请了一个高明的风水先生，风水先生预测到以后会发生这些事情，便给他看了这块坟地，好保佑他家辈辈都出大官。但是，天机被这个南方的风水先生一语道破，就不灵了。当然，这都是一些传奇故事，并无文字可考，其可信度也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