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 革
高才自古多沦落——戈革教授其人其事其书（上）
作者　江晓原　　刘　兵
　刘兵兄，说起来，你我二人都可以算戈革教授晚年仅有的几个朋友之一了。当然我们都是他的晚辈，你对他是执弟子礼的；我虽被他视为忘年之交，但也一直对他执晚辈之礼。自从我认识戈革教授之后，25年以来我一直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少见的才子，而且是一个相当不得意的才子。
　　我原先打算安排我的博士生吴慧小姐给戈革教授做一个系统的访谈，为这位奇特的人物留下一份口述史料，而且我已经和双方都谈过，戈革教授和吴慧小姐都很乐意。谁知我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想将这份口述史料的出版先落实好，然后一气呵成，结果就拖延了访谈的实施，而等到出版终于已经不再有任何障碍的时候，戈革教授却已驾鹤西游，遽归道山了！每当想到此事，我心里总是很难过。
　　现在，只好让我们姑且以回忆的方式，谈谈戈革教授，希望能弥补此事于万一！
　　或许有读者会产生疑问：这位戈革教授何许人也？他真的值得你们这样郑重其事地来谈论吗？那我可以先举出几点，来证明我们这样对待他是有道理的：
　　一、他是中国研究尼耳斯?玻尔（Niels Bohr，可与爱因斯坦比肩的伟大物理学家）的最大权威，他的这方面工作在国际上也得到高度承认。他翻译了十多卷的《玻尔集》。
　　二、他因为对玻尔的杰出研究，而被丹麦女王封为骑士，女王向他颁授了“丹麦国旗骑士勋章”。
　　三、他曾是当年张伯驹主持的诗社的成员，年轻时和周汝昌（如今的红学大家）等人是频繁唱和的诗友。
　　四、他的篆刻达到非常高的造诣和成就，钱锺书、李约瑟、于光远等人，都拥有并使用戈革教授为他们治的印。
　真的是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以这种对谈的方式来回忆戈革老先生。
　　不过，我先要做一点小小的说明。确实，正如你说，我对戈先生是执弟子礼的，或者用戈革先生的说法，因为他曾参加过我的研究生论文答辩，按照以前科举时代的的说法，可算作是我的“房师”。从我念研究生开始接触他老先生，到在做论文时向他讨教，到他作为我研究生论文的评审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再到研究生毕业后在工作期间与他的各种交流，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我与他的关系也算得上是比较特殊了。
　　例如，在将近20年前，他为拙作《著名超导物理学家列传》（其实此书书名中“列传”二字也是出自他的建议）所写的序，是我所知唯一他给别人的书所写的序。在与戈老先生的交往中，我也确实获益良多。只是近几年，因一些特殊的事情，一直没有再见到他。也正因为这样，我觉得我们现在能以这样对谈的方式来纪念、悼念戈革先生，确实是我所愿之事。
　　你说到你曾想让你的学生对戈先生做一系统访谈而未果。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十多年前，我也曾动过此念，想以访谈纪录的方式做一戈先生的自传。这一工作在1995年甚至都已启动，戈革先生当时还很认真，从自序和“中国人的姓名”开谈，但甚为遗憾的是，只开了一个头，这项工作也没最后完成，最终只留下了两万多字刚刚讲到他的童年的纪录稿。现在我刚把它重新找了出来。
　　因为戈革先生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系统的传记材料，我想，如果从这幸运地留下的只谈了一个开头的两万多字的材料中，摘录出一小部分相关材料放在我们这个对谈里，也算是对戈革先生生平的一些早期材料的披露，你以为如何？
这真是太好了。因为在我和戈革教授的交往中，对他的童年生活谈得很少。
　　现在我们已经有几方面的材料来源了：一、你说的访谈记录。二、我最近偶尔在网上发现了另一则对戈革教授的访谈，倒是从童年谈到老年的，但只有5千多字，涉及的问题不多。三、当年戈革教授授权我在我们的“科学?历史?文化”网站上发表他的旧体诗词，这些诗词从侧面反映了戈革教授的情感生活和精神世界，我还曾根据这些诗词写作的年份，做了某些考证乃至“索隐”。四、我们两人与戈革教授直接交往中所了解到的情况。
　　我想，我们能不能试着根据这些材料，先设法将戈革教授的生平大致勾勒出来，然后再重点讨论一些有重要意义或有趣的问题？
好。在戈革先生的那份自传记录中，他先从“中国人的姓名”问题展开长篇大论作为铺垫（这也是他写作的某种习惯），然后，便开始追溯“戈氏家族”的历史渊源。他提到：“几年以前我竟辗转得到了三册（计九卷）《戈氏族谱》，上面有先父的姓名及表字小印，并有先兄的亲笔改订。就是说，这本是我家的藏书，由别人代为保存了下来。这样的几本谱书（民国十一年重修铅印本），躲过了许多次的灭绝之灾，在今天也可算不可多得的珍本了！”由此看来，他对本家族源流的考证还是很有文献依据的。
　　简单说来，“其祖上本来住在云南，后来搬到洛阳，后来又搬到浙江，而‘近日’则已散布到江浙各地，包括‘吴江之垂虹桥’。后来，苏州戈家有人迁到了北京，不久又迁到了河间献县一带；而浙江戈家有人辗转迁到了河北景州（今景县）。于是就形成了献县和景州的两个支派。大体说来，后世北方姓戈的人，除个别人外，都分属于这两个支派。”
　　戈革，则属于献县戈氏。
　　在“我的童年”这一部分，戈革先生回忆说：
　　“我于旧历辛酉年腊月廾五日（1922年1月22日）辰时，生于河北省献县前南宫村。其时祖父已逝，家中还有继祖母王氏、伯父和伯母周氏，伯父家的两个姐姐（后皆夭逝）和一个哥哥戈本宗、我的父母、我的大哥戈本捷（字足先）。和我的姐姐戈玉清。三年以后，我妹妹戈玉环出生。我大哥乳名“福全”，姐姐乳名“雪”，妹妹乳名即为“环”。我乳名“福聚”，学名原为戈本荣，后改为戈繁荣，字跃先。
　　“我自幼反应迟钝，性情内向，婴幼时期身体较胖，二三岁时还走不稳路，后又因害痧眼，爱看小说，很快就成了近视眼。因此有些邻人认为我活不了几岁。等我长大以后，他们才把自己的推测告诉了我母亲。
　　“因为性情迟钝，我自幼得不到父母和其他长辈的喜爱。我有一位远房的叔祖父，他有些学问，交游较广，性情豪爽，见识高超。他对我大哥的评价是‘此吾家千里驹也’，而对我的评价是‘将来当一辈子教书匠’。我很尊重和爱戴这位老人，但是听了他对我的评价也曾暗中颇感不平，认为自己将来不一定就那么没有出息。谁知事有凑巧，至少是在我身上，竟被他‘不幸而言中’！
“我于七岁时入小学。那时的乡村小学还带有很大的旧式私塾性质，老师可以申斥和体罚学生（用戒尺打手心）……我们的家庭在村中被称为‘财主’，而我学习又很顺利，且十分老实（本来就不好动），因此我在小学时期从来不曾受过老师的申斥和责打。我们的课程已经不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而是采取了“洋学堂”的《国文》、《算术》、《修身》等书。第一册《国文》的前几课，每课只有一个字，即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等等。
　　“当时我们学习的方法全靠朗读。老师教了一课书，学生们就开始大声朗读，一读就是几小时，目标是要能够‘背诵’。读了几小时还不能背诵，往往就要挨打。偏偏我从小不爱作声，因此特别讨厌那种朗读的方式，我只愿坐在书本面前发呆和胡思乱想。但是我永远能够顺利背诵，故老师也不管我。刚开始学《修身》时，第一课竟有八个字之多，即‘夜间早眠，日间早起’，这被认为是很‘难’的。老师看我坐在那里发呆，就走过来问我认不认得那几个字，我说认得，他一个一个地指着，我都正确地读了出来。于是他大为惊讶，认为我很有‘天才’。
　　“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习字’课，起初由老师写几个标准字，而学生们用薄纸铺在上面一笔一笔地描画。等有了一点点经验，就可以开始写小楷（也用相同的办法）。到了高年级，才能‘临帖’。我一开始‘习字’，便被老师和别的长辈们判了‘死刑’，因为我写的那几个字实在太不像字。他们说，这孩子‘手艺’（即写字的天分）太坏，一辈子别想写得好字！这种评价一直持续了很多年。但是我因中了旧小说之毒，一生‘附庸风雅’，从心里喜欢琴棋书画之类（‘琴’除外，我毫无‘音乐细胞’），一直喜欢写写画画，并收买一些碑帖书画。现在我写的毛笔字仍很难看，但其水平早已远远超过了所有当年判过我死刑的人了。”
　在传统文人的所谓“琴棋书画”中，琴、棋两道我很少听他谈起，只知道他也下下围棋，看来他对这两道确实不擅长。但是在书、画两道上，则已达相当的造诣和水准。
　　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晚年书房墙上就挂着一幅他自己画的画，画面寄托遥深，题画诗中有“平生一事太遗憾，不信刘郎胜阮郎”之句，暗示此画与他的情感生活有关。
　　至于他的书法，他晚年有自己手抄诗集《拜鞠庐吟草》一册，是先将一张A4纸对折，然后画上左右各九行的乌丝栏，对折处还有描有燕尾──完全描成旧时线装书的样子，再将这张A4纸复印数百份，接着就在这些纸上手自抄录历年诗词旧稿。事毕，再复印了十几份，赠送知音好友。我这一份前有题记云：“晓原博士得余吟草，有嗜痂之赏，谓将什袭而珍藏之。虽称许过当，亦令老夫有加倍知己之感也。杜工部怀青莲句云：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我非谪仙人，何足以当此乎！呵呵！辛未白露玄天之行前二日古稀叟戈革记于蓟门烟树之北。”意态飞扬，极见个性。他的书法虽然不能算非常漂亮，但显然是很有根底的。
　　说到戈革教授晚年的书房，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这间书房的常客，估计你也是不时会去的，但是我们两人好像从未同时出现在这间书房过。
　戈革先生后来在书与画（当然还要包括篆刻）方面，确实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从他的自述中，我们应该是可以看出其童年时所受教育的影响了，说实在的，虽然他自谦地说自己的毛笔字后来还“很难看”，但我们现在的教育，恐怕就完全不可能再有这样的基础训练了。
　　好，再继续摘一点戈革先生对其生平早期的回忆：
　　“我在初级小学读了四年，应该毕业了。但是我们村中没有‘高小’。父母认为我年岁太小，而且性情太笨，不宜自己出门，因此让我继续在本村小学中多读了一年。然后就送我到二十多里以外一个叫‘沙洼’的镇上去读高小。那地方在‘子牙河’畔，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一条河。在那里，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一日三餐都是粗粮，夜间大家一起睡在土炕上。
　　“第一次离开家，独自一人生活，我觉得十分孤独和痛苦，每天都盼望快快放假。每到寒暑假，我父亲都来接我。我因不受喜爱，从来就很怕我父亲。但是每当放假他来接我时，我却心中觉得和他十分亲近。这种感情我不敢也不好意思表现出来，只能把自己的学习成绩报告给他。那时我的成绩是很好的，在班上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当时高级小学的学制是两年。我高小毕业时我父亲已经得了重病，当时只说是‘痢疾’，多方医治无效，过了几个月他就逝世了，年仅42岁。现在想来，他的病恐怕是肠癌！
　　“1936年夏天，我父亲逝世半年以后，我被送到沧县的‘河北省立第二中学’去读书。在那里，我开始受到‘级任’老师的歧视，原因是我不会卑躬屈节地向他献媚。他多次借故在班上申斥我，有一次且对我‘罚站’。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教师们，多数还有些道德观念和为人师表的责任感。他虽然十分不喜欢我，但仍对我表现了一定的关心。当时我患痧眼很严重，他主动地多次带我到医院去治疗，并且向我家中提出，我的眼病必须认真对待。在他的催促下，我大哥和他的几个同学进行了联系。当1937年暑假开始时，他的一位家在沧县的同学就把我送到了北平，到他们的一位医生朋友自开的专科医院中治病。
　　“父亲最得意的事是培养我大哥上大学。我们平常过日子，一个钱也舍不得花。但是父亲却从每年的家用中提出很大的一个百分数来供给我大哥从中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天津，国立北洋大学机械系）。他并不讳言这是他的一种‘投资’。每当别人恭维他有魄力供儿子上大学时，他就会说：‘现在本钱是下上了，且看将来的结果吧！’可怜的父亲呐，当我大哥即将毕业时，他却早早地离开了我们。
　　“我父亲去世以前，当战乱还未开始时，就给我订了亲。战乱来时，家有大姑娘可真是最为提心吊胆之事，因此我岳父那边当然希望我尽早结婚。但是按照当时的礼教，我丧父的孝期未满，而且年岁也太小，所以婚礼不能举行。后来在那种恐怖而席不暇暖的日子中度过了将近两年，实在拖不下去了，我终于在1939年5月结了婚，当时我和妻子都只有17岁。
　　“婚后一年多，家乡实在呆不下去了，我终于冒了极大的危险，开始了‘流亡’的生活。从那时起，我就基本上脱离了有我童年影迹的故乡，后来只短期地回去过很少几次。”
　　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在讲到他父亲的去世和他离开家乡之后，这个自述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不过，从这些片断的摘录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戈革先生早年生涯的若干重要信息，这对于理解戈革先生后来生活的轨迹，显然是重要的背景。
非常巧，我所知道的戈革教授的情况，恰好可以从此处衔接下去。
　　在流亡中他到过河南，后来辗转到了甘肃酒泉去上中学（因其兄在玉门油矿工作）。1945年他考上了西南联大，1946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重新分成原来三个大学，他选择了北大，而当时整个物理班50多人，除了他和另一同学，其余人都选择了清华。他这样选择是因为当时北大没有体育课——他讨厌体育。他后来谈起此事时，又开玩笑地提到当时一个顺口溜：“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据说是当时年轻女子选择对象的标准。
　　1949年他大学毕业，当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京城。新中国建立之后，他进了清华研究所念研究生，1952年毕业，但当时政策多变，这批研究生没有任何人拿到学位。那时工作由国家分配，他被分配到山东工学院，他学的是理论物理，在工学院没有用武之地，只能教教普通物理。后来他回到北京，一再要求去综合性大学，始终未能如愿，最终在1953年他去了新成立北京石油学院——仍然是工科院校，一直在那里工作到退休。他退休时的单位名称是“中国石油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事后看来，让戈革教授这样的人，长期托身于一所工科院校，确实是一个错误的安排。虽然石油学院对他的研究工作也不是完全没有承认和支持，但是如果他能够托身于比如北大这样的文科、理科传统都很强的综合性大学，他肯定会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也会更容易遇到同好和欣赏者。
据我所知，上世纪80年代，戈革教授有一个可能的机会，可以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如果这样，他晚年翻译《玻尔集》等等工作，肯定会获得更多的支持。不知为何，此事后来没有下文。
　我相信，如果戈革先生能有在综合性大学工作的机会，其后来的处境显然会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在他的时代，仍然要经历众多的政治运动，而他的性格又是那么孤傲，估计也少不了各种磨难。
　　说到这里，戈革先生的生平大致已有一个粗略的轮廓了。我们似乎也可以在此背景下来谈谈其他的方面。刚才说到政治运动和戈革先生的性格时，我忽然联想到了另一个我并不认识的人，即那位在前两年很火很畅销的《束星北档案》一书中的主人公，物理学家束星北。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似乎应该不算大，经历的时代也差不多（当然，戈革似乎要稍晚一点点），又都是学物理的，个性又都很强。从束星北的多灾多难的人生经历中，我们恐怕也不难想象出，即使戈革先生能有机会在综合性大学，甚至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因其性格，也很难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吧？
　　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从戈革先生早年的经历，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他的性格之形成的一部分因素。至少在我接触他的这些年中，我发现，其实，他与很多人相处得都不是很好，他也非常清高地看不起许多人（尤其是许多学者），在与出版界打交道时，这更表现得很突出，也导致了他的著作在出版上遇到相当的困难。当然，戈革先生是有资本清高的，但毕竟这种不入世、不从俗的为人方式，是其一大特点，甚至在极端的情形下，有可能表现出一些略显扭曲的形式。我们在理解戈革先生时，恐怕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吧。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