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政治腐败。豪强大族，贵族官僚、富商大贾倚仗其政治、经济特权，疯狂兼并土地，强占民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或依附豪强地主，忍受着“收太半之赋”的残酷剥削；或沦为官私奴婢，过着“与牛马同栏”的悲惨生活，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在汉代由鼎盛而趋于衰亡的转折期，琅邪东武(今山东省诸城市)的师姓人家出了一个名丹字仲公的人，后来成为西汉末年著名的大臣、经济家、政治家。
师丹小时候，拜大学问家匡衡（字稚圭，今山东临沂市苍山县匡王村人）为师，研究学习诗经。因为造诣高深，博学多才，孝顺父母，行为清廉，被推举为皇帝的护卫，学习做官，增加阅历。后来，被汉元帝刘奭任命为传授经学的官员，因事免官。汉成帝刘骜建始年间（公元前32—前29年），被州举为秀才，再次被任命为传授经学的官员，成为东平王掌管军政大权的太傅。
汉成帝刘骜的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河水溢流，造成水灾，群臣对修堤与不修堤争议不休，结果不修。师丹等多次论说百姓可哀，朝廷才派使者去灾区抚慰百姓。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看到师丹议论深博，廉正守道，便大力向汉成帝刘骜推举。于是，师丹被征召入朝，任命为秩比二千石、负责顾问应对、隶于光禄勋的光禄大夫，帮助丞相举察百官不法之事的司直。过了几个月，又以光禄大夫给事中，从此任皇帝私府的少府（九卿之一），掌山海地泽收入和皇室手工业制造；掌守卫宫殿门户的光禄勋（九卿之一）、可出入宫廷的侍中，“甚见尊重”。汉成帝刘骜的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师丹为受特别委任有权监察、纠举不法的官员诸吏、皇帝的骑从散骑、光禄勋。是年十一月，成帝立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以师丹为太子太傅。同时王莽为大司马。
哀帝刘欣即位（公元前7年）后，任命师丹为仅次于上卿的左将军，典京师兵卫，赐爵关内侯的爵位和食邑，控驭尚书。而后代王莽为大司马，封高乐侯。不久，徙为大司空，位居三公，辅政，甚得信任。
《中国通史》介绍师丹时说：
●多所建议
自成帝以来，外戚王氏已逐渐掌握朝政。哀帝刘欣为定陶王时，看到成帝将政事付托于外家，王氏权重，内心常常忧虑。自做了皇帝之后，打算对时政有所改革。他封丁、傅两个外家，而稍抑王氏之权。师丹以师傅居三公之位，得到哀帝的信任。他以为哀帝处理政事猝急，上书说：古时父死子承，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先帝去世不久，竟然封拜舅氏与后家，而放出王氏。频繁地发下诏书，变动政事，猝急而不慢稳。如今各地并不安定，阴阳失调。他向哀帝建议，多看多想，“不宜仓卒”。
●提出限田法，议而不行
师丹辅政不久，就向皇帝提出限田、限奴的建议，企图使汉家摆脱厄运。哀帝把师丹的建议交给群臣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支持师丹的建议，并向哀帝提出了限田、限奴婢的具体办法。经过群臣讨论，臣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制定了具体规定：诸侯王，列侯，公主，史民占田不得超过30顷；诸侯王的奴婢以200人为限，列侯，公主100人，史民30人；商人不得占有土地，不许做官。超过以上限量的，田蓄奴婢一侓没收入官。这种建议，算不得什么社会改革方案，只是权宜之计，对权贵和豪富“略为限”而已，仍然给了官僚地主极大的优势。但即使如此不能针砭社会弊病之议，居然也引起当时社会小小波动及部分权贵的反对。此议传开，顿时田宅与奴婢的价格下降，丁氏、傅氏等用事之外戚，董贤等隆贵之大臣，都感到“不便”，因为此议如果付诸实施，自然对于正在大肆兼并土地和追求奢侈的他们有点碍手碍脚。哀帝此时举棋不定，诏书“且须后”，即等待以后再办，于是这个改革方案便被搁置起来，成了一纸空文。
●因持异议而被罢官
哀帝即位之初，称成帝之母王氏为太皇太后，称成帝的赵皇后为皇太后，而自己的祖母傅太后与母丁后仍住在定陶，仍以哀帝之父定陶共王的身份定其称号。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教养刘欣“至于成人”。她知道成帝无子为嗣，通过向赵昭仪及帝舅骠骑将军王根行贿的办法，使刘欣得以立为皇太子。因此，刘欣即位后，她自以为应当尊贵，“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齐尊”。这时，高昌侯董宏引秦华阳夫人称太后之史例上书，傅太后与丁后宜同样尊为太皇太后和太后。哀帝把这个意见下放给大臣们讨论，师丹以左将军的身份和大司马王莽共同弹劾董宏，以为董宏“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犯了“大不道”之罪。哀帝因为刚刚即位，脚跟未站牢，羽毛不丰满，于是表示谦让，违心地采纳了王莽和师丹的意见，罢免董宏为庶人。傅太后闻知大怒，要挟哀帝必称其尊号，哀帝于是追尊定陶共王为共皇，尊傅太后为共皇太后，丁后为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又乘机上奏，建议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等都不宜冠以“定陶”藩国之名，车马衣服及立官置吏也宜称“皇”之意，还应当为共皇立庙于京师。哀帝将此议交给群臣讨论，不少官员表示赞同，只有师丹表示异议。师丹认为，必须明尊卑之礼，正人伦之序。如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合乎“母从子、妻从夫之义”，打算将其车服与立官置吏，比同于太皇太后王氏，“非所以明尊卑无二上之义”；定陶共皇的号谥前已决定，也不必再改；今帝既然继承成帝，“义不得复奉定陶共王祭入其庙”。哀帝本欲通过这个行动树立自己的权势，以抑制王氏；而师丹却高谈阔论表示反对，实际上是倾向王氏，自然这对君臣之间有了隔阂。从此师丹逐渐不合哀帝之意。
适值此时有人向哀帝建议改革币制，说古代以龟贝为货，现在改用为钱，百姓因此贫困，应当改币才好。哀帝征询师丹的意见，师丹答对可改。哀帝将此案交给有司再议，都以为钱已用了很久，难以猝然变易。师丹因年迈健忘，忘了前之所语，后从公卿之议。又一次，师丹命属吏代写奏疏，属吏私自留下草稿，因而传了出去，丁氏、傅氏的子弟听到这个消息，派人上书告发师丹，说他一方面向皇帝上书言事，一方面让外人也得到其书。哀帝因此问大臣有何意见，都答对说：大臣奏事不应当漏泄，使吏民传写流闻四方。应当交付廷尉查办。于是事下廷尉，廷尉劾师丹犯了“大不敬”之罪。事尚未了，给事中博士申咸等人上书为师丹辩护，说他品行出众，积极言事，使人写书，漏泄之过不在其身；以此贬黜，可能众心不服。尚书劾申咸等人说，这些人以儒者身份受到重用，对师丹这样的国家重臣议罪处罚本是慎重的事，他们起初附会经义以为当治，一旦事已公之于众，又上书妄誉师丹，前后矛盾，实属“不敬”。哀帝降了申咸等人各二等，随即下了罢免师丹大司空之职的策书。策书上说：三公是我的腹心大臣，应当起到“辅善相过，匡率百僚，和合天下”的重大作用。我因不明，委政于您。近来阴阳不调，寒暑失常，变异很多，灾害严重，百姓困苦流亡各地，司空之职没有尽到。您既不与我同心，何以率示臣下？我想到您“位尊任重”而不称职，但您曾为我太傅，未忍治理，已诏有司赦而勿治。马上交出大司空高乐侯印绶，免官归去。
尚书令唐林以为哀帝对师丹处治过重，上疏说，师丹为世儒宗，德高望重，亲傅于帝，位在三公，过失不大，而处治过重，京师有识之士都以为应当恢复其爵邑。哀帝采纳了唐林的建议，下诏赐师丹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师丹免官之后，哀帝采用朱博的建议，尊其祖母傅太后为皇太太后，其母丁后为帝太后，与太皇太后王氏及皇太后赵氏同样尊贵，“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又为其父共皇立寝庙于京师，仪式如同元帝。朱博迁升丞相后，又与御史大夫赵玄上奏说，应将师丹免为庶人，复封董宏为高昌侯。哀帝同意。于是师丹废归乡里。
●随外戚派系波动而沉浮
平帝即位，王氏权势重新膨胀。新都侯王莽报告太皇太后王氏，发掘了傅太后、丁太后的墓，剥夺了她们的玺绶，更以庶民身份葬之，隳废了共皇庙。原来提议尊定陶共王为“皇”者泠褒、段犹等人都迁徙到合浦，又免高昌侯董宏为庶人。征师丹诣公车，赐爵关内侯，食故邑。元始三年（公元3年）二月②，太皇太后王氏下诏大司徒、大司空说：褒有德、赏元功乃百王不易之道。故定陶太后造称僭号，悖于义理。师丹为人忠节，分明尊卑，可谓社稷之臣。应根据“章有德、报厥功”之道，对他增加封赏。于是封师丹为义阳侯，赐以二千一百户。过了一个多月，师丹去世，谥曰节侯。其子业嗣侯，随王莽之亡而绝爵。
西汉自元、成以后，外戚权重，直接影响刘氏政权兴亡，也影响社会安乱，外戚丁氏、傅氏与王氏互相争权夺利，有派别之分，但无优劣之别，师丹与董宏依此倚彼，更为胜败，无足称道，不必褒贬。班固说：“（师）丹与董宏更受赏罚，哀哉！”师丹与董宏的表演，确可悲啊！师丹限田之议，触及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不是个积极改革的良法，从当时限田之议一风吹的史实来看，且不论其主客观原因，就说当事者吧，哀帝不象个锐意改革之主，师丹也不是改革大家，最多只是个空想的小改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