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作家师东兵


第五章
冒险营救彭真母亲后，师东兵公开这样说：“看到这样的老人，我不忍心让她再遭受折磨，是良心让我这样干的！”


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地域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家乡。过去，作为侯马人，曾经为出现彭真这样的重要人物而感到自豪。语文老师杨坚韧在讲课的时候，曾经指着旁边的侯马小学对师东兵等学生们说：“那边就是彭真当年读书的地方，侯马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呀。我希望你们在座的这些学生里面，再出一个彭真这样的人物。” 可是，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发表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有人就预感到这里面会牵扯到彭真。 师东兵在这年的十二月，写了一篇《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从批判《海瑞罢官》谈起的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真理是在充分的讨论中发展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总是在讨论中、斗争中、批判中才能得到发展，那种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打棍子，不让人讲话发表意见的恶劣作风，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格格不入。《海瑞罢官》这出戏有错误，但是把他说成是毒草，不知道究竟有什么样的根据？我们总是从戏剧说起的，从这出戏里很难看出吴晗是什么反对共产党的现行政策。我们还是从历史上的海瑞说起吧，拉扯得太远了是否准确，就需要商榷了……” 写完这篇文章后，师东兵曾经对他的语文教师杨道和说：“我看吴晗不一定是反动的，姚文元也不是说就没有错误……” 后来这句话被杨道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揭发出来，成为师东兵的一大罪证。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姚文元又发表了《评“三家村”》的文章，正式把吴晗、邓拓、廖沫沙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紧接着这年第七期《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同时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等一系列文章，把正在开展的称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锋芒已经指向了北京市委。师东兵对姚文元和戚本禹的文章比较熟悉，他这时才敏感地认识到：这些事情肯定和彭真有关系，他一定要出问题的！ 到《红旗》杂志第九期社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发表后，几乎侯马中学的学生教师们都知道彭真已经被打倒了。一连几天，师东兵在认真地研究着这篇社论，推敲着里面的词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猛地向前发展。一批一批的牛鬼蛇神被揭露出来，一个一个的反动堡垒被冲垮。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北京市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的党的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揭露了、推翻了前北京市委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集团。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这条黑线的主要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实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非常害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顽固地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正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暴露的。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上海市委发动了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吹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就触怒了前北京市委那帮修正主义老爷们。他们肆无忌惮地攻击上海市委，公然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们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视作洪水猛兽，运用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宣传工具，千方百计地进行抵制和封锁。他们使用种种卑鄙恶毒的手段，压制和打击一切坚持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包庇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黑帮分子，在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前北京市委以后，他们还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抵抗，企图牺牲车马，保存主帅。《前线》和《北京日报》四月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就是他们玩弄这种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的一个集中表现。他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的、地下的、非法的活动，死守阵地，并且收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材料，准备反扑。这一系列的反党活动，为他们自己的彻底垮台准备了条件。一帮在党内隐藏了很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革命面目，就这样地被识破了……” 师东兵对彭真的问题有了一个正式的初步了解。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寒流来得很急，西北风呼啸着，使路上的行人都缩起了脖子，人们早早就穿上防冻的棉衣。 但是，侯马中学的校园里，北京、太原和临汾等地来的学生和红卫兵们却是满头大汗，热气腾腾。这些口口声声要“在彭真老巢造反”的人们正和师东兵组织的红卫兵开会辩论，要在侯马召开一个万人大会，以发动群众。他们提出：“我们要把彭真一家统统揪到大会上来，把曲沃县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和党内走资派也揪出来示众。侯马是彭真的老家，这里的黑帮黑线又粗又长，我们现在不造反，更待何时？” 师东兵说：“彭真出了问题，不等于彭真家里也有问题，我们不能动彭真家里的人，这涉及到党的政策问题。更不能揪斗县里的任何人，因为他们都没有定性，一旦出了问题谁也负不了责任。为了开好这样的会议，我建议请县委领导参加，请县委书记祁英同志出席会议。” 师东兵的意见当场就遭到抗议，一位北京来的红卫兵头头说：“你们在侯马难道不知道彭真一家都不是好东西？你师东兵既然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左派，为什么不去彭真家里造反？为什么不去抄他的家？” 师东兵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这样株连亲属的做法，和封建社会的满门抄斩有什么区别？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我们不要采取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我们要严格地执行党的十六条，不能搞任何形式的打砸抢活动。” “右！右！右！师东兵真是个陈独秀式的的人物！”外地的红卫兵和曲沃中学的王洁民等人对师东兵发泄了不满，“谁要是不革命，我们就让他滚蛋！” 他们支持侯马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几个人暗中策划，要把师东兵开除出组织。那天，师东兵正和学校的几个教师谈话，两个学生急急忙忙地前来报告：“快回办公室，有人要搞你的鬼。”师东兵疾步回到办公室后，里面已经挤满了同学们。一个曾经和师东兵一起到北京串联的学生头头对他说：“师东兵，你已经被开除了！” “我有什么错误可以指出来，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呢？”师东兵问道。 曲沃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头头王洁民说：“你压制革命派的造反行动，和黑帮划不清界限，甚至在批斗彭真一家的问题上多次作梗，我们就是要造你的反！” 师东兵耐心地作了解释，但是没有效果。就在师东兵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峰回路转地发现，本组织五个常委中包括他在内共有三个人占了多数，而主张开除他的只有两个人，其余的人因为不是本校的学生不应该有表决权。于是师东兵抓住有利时机迅速反击：“我们组织成立的时候定的制度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包括我在内我们是三票，你们是少数，你们的决定无效！” 于是，主张开除师东兵的人孤立了。 但是，北京、太原、临汾等外地的红卫兵根据当时的形势，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组织曲沃县各中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了“曲沃县革命造反总部”，师东兵当选为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但是，主持会议的北京红卫兵赴侯马造反队的头头提出要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在侯马露天剧场召开“声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的倡议，获得会议一致通过。他们再次提出要在这天的会议上，把彭真的弟弟和母亲及全家揪出来到大会上示众。 师东兵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气氛下，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住已经形成狂热的情绪和潮流。 这次会议之后，各校的红卫兵马上行动起来，贴海报、组织保卫和参加大会发言等等活动，消息传遍了整个晋南。 眼看开会的日子即将临近，外地红卫兵赴侯马造反大队和总部常委会研究，要在会议的前三天把彭真的母亲和弟弟等亲属抓起来，到开会的时候拉到大会上批斗。前去侦察的红卫兵会来报告：“彭真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他们一家丝毫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外面一切按照计划办事。” 师东兵心里一震，对他的好朋友说：“彭真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还能经得起这样的打击吗？就算彭真有罪，他的母亲何罪之有？我们不能听凭北京来的红卫兵任意摆弄，我们得有自己的主张。这些外地来的学生和老师们动不动就摆出钦差大臣和太上皇的姿态发号施令，好象当年的李德在我们党内一样，这些人都是王明分子，你们不要听他们的摆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下午，师东兵叫上三十五班的学生曹志宏，一块来到垤上村，找到了彭真母亲的家里。这天，正好彭真的弟弟傅懋信在家里，见到红卫兵来到家里，满脸惊恐，提起彭真出事的情况，他连连摇头：“毛主席对彭真那么好，他为什么要反毛主席呀？我们和他并没有来往，他是他，我们是我们，我们是和毛主席走的！……” 师东兵感觉到傅懋信的态度十分诚恳，就对他说：“谁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你放心我们来就是先看一看，你不要害怕。我俩来不是整你们来了。”然后，他问：“老人家在吗？” 傅懋信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在，她已经八十多岁了，我们不敢把外面的情况告诉他，彭真的事情，她一点都不知道。” 师东兵点点头说：“我们进去看看老人家，好吗？” 傅懋信同意了，他领着师东兵和曹志宏走进西面的一孔窑洞，土炕上坐着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瘦削的脸上满是皱纹，他眯缝着眼睛打量了一下近来的两个红卫兵，问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师东兵回答：“我们是侯马中学的学生，来看看你老人家。你老人家的身体好吧？” “好好，”老人连说了两个好后，望着师东兵，拍拍土炕说：“你们坐下吧！” “我们不坐了，你老人家好好地保重身体。彭真同志身体很好，你不要为他操心了。”师东兵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怎样突然说出了这样的话来。 走出窑洞后，师东兵对傅懋信说：“这几天你们赶快出去躲一躲，千万不要在家，马上就要有人来抓你们来了。一月十五日要在侯马开大会批斗你们，老人家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折腾呢？你们快躲一阵子再说。” 傅懋信急得说不出话来：“我的天呀，我们躲到哪里去呀？” 师东兵对他说：“躲到那里都行，但是不要让村里的人知道。造反派又不是公安局，他们不会通缉你们的。只要躲过这几天就行！不要怕，反正你们又没有罪！好了，我不能在这里多待了，再见吧！” 临走的时候，傅懋信拉住了师东兵的手，激动得眼泪在眼眶里滚动。 回去的路上，师东兵对曹志宏说：“看看到老人这样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让她再受折磨，是良心让我这样干的。你千万不能告诉其他人，一旦让他们得到了消息，就会不得了。红卫兵造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胡闹，他们了解什么情况，这样的造反根本经不住历史的鉴证。我们每做一件事，都要经得起推敲。” 到一月十五号前夕，外地的红卫兵和本县的一部分红卫兵连同垤上村的造反派来到彭真母亲家抓人的时候，发现她家的院门上，被一把大锁关得死死的，连个人影都不见了。 县委内的几个老谋深算的人，帮助革命造反总部和外地的红卫兵们分析道：“抓彭真家里的人如此机密，只有少数的负责人才能知道，怎么会走漏风声？这里有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叛徒或奸细！” 师东兵一声不吭，只是默默地想心事。 两个月后，师东兵被捕了，在他的所谓“罪恶事实”里就有这样的话： “师东兵破坏文化大革命，搞假批彭真，暗通风报信的勾当，竭力对抗革命造反派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