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淑一(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10月28日



　　在先秦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姓氏制度应当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因为姓氏制度并不单纯是一种名号制度，而是与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家庭形态、社会心理、礼俗特征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姓氏制度的沿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性质的变革。科学研究先秦姓氏制度，对于确切理解先秦文献和正确研究先秦时代的历史与文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对于姓氏学的研究由来已久，先秦时代的一些重要典籍，例如《诗经》、《春秋》、《左传》、《国语》、《礼记》等等，都包含有丰富的先秦姓氏学资料，尤其是《左传》、《国语》两书中的宝贵材料，更是我们研究先秦姓氏制度时所必须掌握的。

　　就目前所知，我国最早一部记录自黄帝以来至春秋时期帝王、诸侯、卿大夫名号、世系、姓氏源流的书是成书于战国晚期的《世本》，该书总的编排特点是“言姓即在上，言氏即在下”（《史记·高祖本纪》司马贞索隐引《世本》），以姓统氏，脉络清楚，且最早反映出先秦时代姓、氏有别的特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该书有十五篇，可惜很多已经在流传过程中亡佚，今日所能见到的只是清代学者秦嘉谟、雷学淇诸人从各部经、史的注、疏中以及《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等姓氏书中整理出来的辑佚本。

　　秦代有一部名为《公子血脉谱》的姓氏书，据传为荀子所作，该书性质与《世本》相近，但其所述材料的可信程度却远不及《世本》，后世称引者不多。

　　西汉时代，汉高祖起于布衣，其祖上并无声名煊赫的人物可供夸耀，因而不重视姓氏谱牒，加上西汉政府一直在打击豪强大族，所以这一时期对于姓氏制度的研究基本上没有。东汉以后才开始有对姓氏制度进行研究的著作，班固的《白虎通·姓名》篇以“人所以有姓者何？”“人所以有氏者何？”的方式提出问题，并对姓氏的起源、作用进行了解答。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也记载了大量姓氏的源流情况，应劭的《风俗通·姓氏》篇则首次明确地对姓氏的来源进行分类，为后世的姓氏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此外，许慎的《说文解字》、王充的《论衡》和经学家郑玄为三礼所作的注释中也都包含有他们对于先秦姓氏制度的见解。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七百多年的时间里，由于门第阀阅制度的日益隆盛，各朝各代都编修了许多姓氏书，比较著名的有东晋贾弼的《姓氏簿状》，南朝王僧孺的《百家谱》，北朝何承天的《姓苑》等。但这些书多是谱牒性质，对于姓氏制度的研究很少，而且由于土族地主竞相标榜出身高贵，往往在自己祖先身上作伪，所以这些姓氏书的可信程度也比较低。当时对姓氏制度研究比较有贡献者当属西晋的杜预，他在为《春秋》经传所作的集解当中，对许多国、族的姓氏都作了追究，并对“赐姓”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杜预的注经过唐代孔颖达的疏证，已经成为后代研究姓氏者必用的材料。唐宪宗元和年间由太常博士林宝编纂的《元和姓纂》也因征引前代文献丰富而多为后世祖述。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姓氏制度研究的高峰时代，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总结出了先秦姓氏制度的许多特点，对于姓氏来源、姓氏应用规则、姓氏合一等重要问题都有涉及，历来为学者所称引，但其将得氏方式分为三十二类则过于繁琐，而且各类之间重叠交叉的部分很多。其他如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姓氏》篇等都对后世比较有影响，罗泌、罗苹父子所作的《路史》对于上古帝王的姓氏也颇有记录。

　　元、明两代的姓氏学研究不盛，唯有王圻在其所著的《续文献通考·氏族源流》中将得氏方式分作三十六类，比郑樵所分的二十二类还要繁复，后世多有批评者。

　　清代考据学兴盛，乾嘉学者们在考证经史的同时，对古代姓氏也做了一些辨订工作，在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的读书札记当中，都有对先秦姓氏问题的解说，尤其是顾炎武的《日知录》，对先秦古姓的数量、姓氏合流的时间、以国为氏、姓氏书等问题都有涉及，收入其文集的《原姓》篇则基本上是对上述问题的汇总。清人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中专门列有《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和《春秋列国姓氏表》，对春秋列国的姓氏作了一番系统整理，条理鲜明，考证典核，为后世研究先秦姓氏者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其中偶有缺失之处，亦为当代台湾学者陈槃先生撰的《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27、28、29本）和《譔异续编》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0、31、32、33本）所补足。此外，清代官修的《古今图书集成》中也列有《氏族典》和《氏族博考》的条目，以汇考的形式对清代以前的姓氏学研究做了一番总结。

　　从战国到清代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学者们在先秦姓氏制度研究方面下的功夫可谓不浅，著述也不少，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却比较有限，受当时的思维方式、理论水平和研究方法的限制，古人对于先秦姓氏制度的研究多数停留在史料梳理、源流考证和对姓氏特征的说明上，而很少能对他们所观察到的姓氏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即使偶有谈到，也是东鳞西爪、片断零碎的，形不成系统。而且由于姓氏特征的有限性，后人往往只能祖述前人之说，而不能超越前人做更深一步的探讨，这就使封建时代的姓氏学研究始终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国外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的传入，姓氏制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股新气象。学者们往往借助新的理论，以社会学眼光对古代的姓氏制度进行考察。梁启超、刘师培、章炳麟诸先生都曾以西方社会学理论解释我国古代姓氏的起源，20世纪30年代学者袁业裕根据日人田崎仁义的著作《王道天下之研究》编述的《中国古代氏姓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更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向读者展示了古代姓氏起源、发展的过程，袁氏认为，氏为血族或地域团体的名称，姓为母系族制之遗意，姓氏是社会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是这一阶段学者的研究中也有不足，即往往引用西方社会学理论有余而对中国姓氏制度自身发展的历史注意得不够，因而他们的结论也往往流于空疏或者牵强，这尤其反映在以图腾理论解释古姓起源的问题上。钟道铭的《中国古代氏族社会之研究》（《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1号），黄文山的《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图腾文化〉之我见》（《新社会科学季刊》1934年第1卷第1期），董家遵的《古姓与生肖同为图腾考》（《社会科学》1946年第3卷第1期）和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开明书店1949年版）等著作中都有以图腾理论强解中国古姓起源的内容。上述学者为许多古姓都找出了它们在图腾中的对应物，如姬姓的图腾是鳄鱼，彭姓的图腾为鼓，姚姓的图腾为桃等等，这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想象之说。

　　在这一时期，古文字学的研究方兴未艾，颇有学者致力于从古文字学方面发掘中国古代姓氏学材料，30年代有吴其昌的两部金文姓氏学专著《金文世族疏证》和《金文世族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出版，40年代初罗福颐先生又在《艺文志》杂志上发表《三代吉金文存中所见女姓》一文。借助文字学材料研究古代姓氏，这应当是姓氏学研究方法上的长足进步。

建国之初，百业俱兴，但是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步伐却慢了下来。这个时期专论姓氏的文章只有丁山的《姓与氏》（《新建设》1951年第6期）一篇，此外就只能在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版），徐中舒的《论殷代社会的氏族组织》（《成都工商导报》学林副刊1951年1月7日）、《论尧舜禹禅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四川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孙作云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4月第1版），杨宽的《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8月第1版）等著作中发现些许与先秦娃氏制度有关的内容。而在此同时，杨希枚先生却表现出了他对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巨大兴趣，他的一系列文章：《姓字古义析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1951年）、《〈左传〉“因生以赐姓”解与“无骇卒”故事的分析》（《中央研究院院刊》第1辑，1954年）、《先秦赐姓制度理论的商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和《联名与姓氏制度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1957车），都是选取姓氏制度中的一个专题进行研究，提出见解。在《析证》一文中，杨先生认为先秦文献中的“姓”字并没有我们今日所言的“姓氏”的含义，其含义有三，其一指子或子嗣；其二指族或族属；其三指民或属民。基于对姓字古义的上述认识，杨先生在其后关于“赐姓”的两篇文章中提出，先秦赐姓制度在理论上及史实上都应指赐民、分民或授民，与先秦所谓“胙土、命氏”并属封建制度的三要素，即分民裂土建国的制度。虽然杨先生的某些结论还值得商榷，但他的研究方法是颇有可取之处的。

　　大陆地区姓氏制度研究的沉闷状况，到70年代末期终于被打破。1979年曹涛发表的《中国姓氏的演变》（《江西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一文是这个时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从宏观上对中国姓氏制度发展演变的总体过程进行了论述。此后马雍的《中国姓氏制度的沿革》（《中国文化研究丛刊》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和骆光华的《先秦姓氏制度初探》（《中国古代史论丛》，中华书局1985年版）都有在姓氏制度研究重新起步以后帮助研究者理清思路的作用。尤其是马雍先生的文章，对中国姓氏制度自身发展的历史作了系统的阐述，并在姓氏的起源、图腾与姓的关系、命氏方式、姓氏合流、复氏等问题上都提出了精辟的见解，是一篇甚具参考价值的上乘之作。

　　总论性的研究之外，专题研究也发展起来。伴随“楚文化”研究热潮的掀起，祝融八姓的问题开始成为学者们注目的焦点，1980年李学勤先生发表了题为《谈祝融八姓》（《江汉论坛》1980年第2期）的文章，以古文字和传世文献两方面的材料来证明祝融八姓传说的可信性，对这八姓的迁徙和繁衍情况也有所探讨。次年，唐嘉弘先生也发表《释祝融八姓》（《江汉论坛》1981年第3期）的文章，就某些问题与李先生进行了商榷。此后何幼琦的《论祝融及其后“八姓”》（《江汉论坛》1994年第4期），徐少华的《祝融八姓之妘、曹姓诸族历史地理分析》（《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和《论已姓、彭姓诸族的流变和分布》（《江汉考古》1996年第2期），都对祝融之族的踪迹和存灭情况进行了考察。楚的族姓问题也是楚文化研究的热点，张正明、张胜琳二同志在《楚君姓氏辨》《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楚君是以芈为姓，芈表示他们的氏族：以＠④为氏，＠④表示他们的职分，文献中常见的楚君称“熊某”的“熊”字是＠④字的音近假借。龚维英却认为楚的族姓应当有两个，一为芈，一为熊，《世本》及后世谓楚“以熊为氏”是囿于族姓只有一个的观念曲为之解（《楚的族姓有二说》，《江汉论坛》1983年第1期）。葛志毅先生则仍然坚持《世本》的观点，认为熊为楚君之氏，并考证楚君的熊氏是源自楚人对于熊图腾的崇拜（《先秦图腾信仰与楚君熊氏之关联》，《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

　　楚族姓研究之外，对于齐和鲜于中山国族姓进行研究的文章也有两篇，它们是韩玉德的《齐陈公子完世家姓氏流变考述》（《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和张岗、谢志诚的《鲜于中山族姓问题探索》（《河北学刊》1981年第1期）。

　　“赐姓”也是学者们探讨较多的问题。1988年辛立先生提出了一种新说法，认为《左传》隐公八年所谓的“因生以赐姓”就是“姻生以赐姓”，即在同姓不婚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受赐者的种族繁衍而为其赐以异姓的宗族（《周代的“赐姓”制度》，《文博》1988年第5期）。而张淑一则认为对于先秦时代的赐姓应当分两个阶段来研究，其一为氏族时代的“赐姓”，其二为周代的“赐姓”，氏族时代的“赐姓”实质是部落首领为新生氏族命以氏族名称；周代的“因生以赐姓”是周王根据被赐贵族的所出之族，即因其原有的血缘归属而赐姓（《先秦“赐姓”问题探索》，《东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葛志毅先生则回避了究竟何为赐姓的问题，只就赐姓习俗的来源进行了考索，他认为先秦时代封土建国过程中的赐姓合氏制度，是由氏族时代人们在分土别居时各立姓氏的习惯转化来的（《先秦赐姓氏制度考原》，《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 3期）。

　　“以王父字为氏”和“以父字为氏”是先秦时代两种常见的命氏方式，许多学者都指出过它们与民族学中常见的父子连名制相类似，却从不曾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李衡眉先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从婚姻进化的视角来考察这两种连名模式的异同和内在联系，揭示其实质。李先生认为，“孙以王父字为氏”是父系社会初期实行的昭穆制度在姓氏制度上的反映，而“子以父字为氏”则是父权牢固树立以后父子间的血源关系成为高于一切的社会关系的表现（《东岳论丛》1992年第6期）。

　　先秦文献中常见一些贵族称“公某”或“某孙”的情形，方玄琛先生的两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他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君子孙以“公某”为称为氏探论》（《大陆杂志》第83卷5期）一文中认为，周代国君子孙常于名、字、行次上冠“公”字为称，其后人即以公配字、公配行次等名称为氏，称“公某”氏，例如《左传》中就有公孟氏、公南氏、公叔氏等等。他在《论春秋鲁钟孙、孟孙、季孙、臧孙等称非氏名及春秋时代人物系“孙”为称之意义》（《大陆杂志》第75卷6期）一文中认为，春秋时代部分贵族系“孙”字为称，“孙”字系指某位先君的后代子孙，“某孙”为该族宗子的专称，后世学者以“某孙”为氏名，其说不确。

　　关于姓氏与宗法制度的关系，李向平认为，姓氏实际上是宗法制度中大小宗之间宗法统属关系的体现，一个代表始祖的姓，亦是代表着一个宗族或家族的大宗：氏作为姓的下属支系，表示一个宗族或家族中已分立出来的小宗或庶族。春秋战国之际，当宗法制度陷入绝境时，旧的姓氏制度也走到了尽头（《春秋战国时代的姓氏制度》，《广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

　　关于姓氏合一，阎晓君先生注意到，在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局面出现以后，周人同姓之间相互提供帮助、保护、支援的观念已不牢固，同姓不婚的禁忌也已被打破，开始由同姓不婚向“同姓共宗”不婚过渡。原来只属于贵族阶级的氏，这时也由于宗族的不断繁衍扩大而成为各个阶层都可以使用的一种名号。新的姓氏制度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到秦汉以后得到普遍推行（《论姓氏合一》，《寻根》1998年第3期）。

　　男女有别是周代姓氏制度的重要方面，张淑一在《周代女子的姓氏制度》（《史学集刊》1999年第2期）和《周代男子的姓氏制度》（《华南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两文中对周代女子和男子不同的姓氏应用规则进行了考证。

　　这一时期，从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方面研究先秦姓氏制度的论文也有一些。1982年王育成发表《从两周金文探讨妇名称国规律》（《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一文，指出金文中在夫国称妇时，往往称其生身国名，而当生身国为出嫁女作媵器或妇人自称时，则一般称夫国名。1983年朱凤瀚先生发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复合氏名》（《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一文，就商周金文中复合氏名的含义、复合氏名的构成规律及其存在的社会根源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从复合氏名的角度释读了部分器铭。同年五月，张亚初先生就两周金文中常见的“某生”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指出“某生”就是某氏之甥，“某”为该甥舅家的氏名（《两周铭文所见某生考》，《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1987年李学勤先生的《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第3期）一文发表，根据文献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对姓氏制度中的几个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还有一些以民族学材料研究姓氏制度的文章，它们是何星亮的《图腾名称与姓氏的起源》（《民族研究》1990年第5期）和宇晓的《亚姓现象跨文化比较研究》（《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一些谈人名的论文或专著也都对先秦的姓氏制度有所涉及，它们有周国荣的《姓名说》（《文史哲》1985年第1期），盛冬铃的《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文史》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吴镇烽的《金文人名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2月第1版），金良年的《姓名与社会生活》（台湾文津出版社1990年第1版），李学勤的《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张联芳主编的《中国人的姓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和纳日碧力戈的《姓名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等。

　　这一时期，还有专门就某部先秦文献中的姓氏学材料进行研究的文章，俞樟华的《〈史记〉与古代姓氏》（《人文杂志》1991年第1期）一文对《史记》一书中记载的有关先秦和秦汉时代的姓氏学材料进行了有意义的考察。严军的《〈左传〉姓氏相关问题的探索》（《浙江学刊》1994年第4期）则对《左传》一书中包含的姓氏学材料进行了综合整理，并对姓、氏之别，姓、氏起源先后，先秦古姓的数量以及姓、氏合流的年代等问题进行了探索。

　　雁侠同志的《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一书，是近些年来仅见的一部关于先秦姓氏制度的专著，该书较多地运用了古文字学材料对姓、氏的本义和起源，黄帝二十五子得姓的传说和商、周两代姓氏制度的演变作了探讨，并提出了某些合理的解释，但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即对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的重点——周代的姓氏制度研究力度不够。

　　值得一提的是，于70年代末期率先打破先秦姓氏制度研究沉寂状态的曹涛先生，在时隔近20年之后重新操笔，对当今姓氏制度研究中的盲点和误区进行了批评：其一，指出某些研究者在对姓氏起源的史前查证中不经信史、出土文物或其它可资凭信的古文字、古方言中的材料，而是凭借距离史实一、二千年之久，又大多出自两汉魏晋时期某些古人穿凿臆造的作品大加论证；其二，指出某些研究者的研究目的落古人臼窠，把姓氏学研究与为某姓找寻光荣体面的祖先混为一谈（《中国姓氏研究中的盲点和误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总结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情况，我们认为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基本揭示了先秦姓氏制度的主要特征；第二，基本明确了先秦姓氏制度与家族形态和社会演进的关系；第三，对某些具体姓氏问题提出了合理的解释；第四，结合新的材料和研究方法，使研究的切入点更为细致，研究的范围也得到扩展。

　　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对于庶人及其以下阶层的姓氏制度关注不多，从而影响了对先秦姓氏制度的总体考察。这当然有资料缺乏方面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囿于古人成说，简单地认为庶人无姓氏，故而将这一阶层的姓氏情况弃置不顾。其实如果能详尽地挖掘史料，这方面的突破应当会有一些。在研究力量的分配上也存在不均衡的情况，姓氏作为家族形态的重要组成内容，其与宗法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目前仅见李向平一篇从宗法角度谈姓氏的文章。同样，姓氏合一是先秦姓氏制度在战国之际发生的最大变化，关于姓氏合一的具体分析，目前也只有阎晓君一篇文章，研究的力度远远不够，而在某些选题方面则人员相对集中。此外，从研究方法上看，民族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让我们更为细致地了解古人的生活实景，在这方面一些学者已做了有益的尝试，但还需要进一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