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农民战争是有声有色的首有女英雄唐赛儿聚义山东,继之邓茂七起于福建,随后流民暴动荆襄。刘六刘七转战京轰,直到李自成攻进京师,覆灭明柞,可谓波澜壮阔,一浪高过一浪。对于明季农战史的这一特点,史界历来给以极大注意,著述宏富,硕果累累。然而,对于明嘉靖三十二年年爆发于豫东地区的师尚诏起义,尽管当时人们曾惊呼这次起义“声振京师”①,至今却极少有史家提及一二。本文试图对这一事件略加评述,聊补遗珠之憾。
一、动乱的社会深重的苦难愤怒的反抗
师尚诏起义的爆发,是当时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灼结果。
明朝是封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高发展时期。当延袭了上千年的宰相之制度被废除后，影响君权的最后威胁也消失了，国家的所有权力尽归于皇帝之手，“朕即国家”的封建政治追求不折不扣地得以实现。在这种极端专制的统治下，明初确曾出现过国势的一度强盛，但畸形发展的中国封建社会毕竞进入了没落阶段，高压统治难以维持长期繁荣，故到英宗以下，明朝的国力便开始日趋衰落了。随着封建剥削的不断加重，民族关系的时常恶化和东南海疆的频频告急，社会很快处于动乱之中。
宦官专权和特务统治是明代政治的两大特色。阉竖当道,为非作歹思想钳制，党同伐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愈演愈烈。到了嘉靖年间,虽然宦官势衰，权归内阁，却没有出现开明政治。为了争夺内阁首辅之位，朝臣之中互相倾轧，朋比为奸，尔虞我诈。特别是嘉靖二十七年，大奸臣严篙窃取首辅之位，任人唯亲，专横跋息，广聚私贱，明朝政治出现了空前的衰败和黑暗。
与此同时,“楼寇”之患开始出现。处于“战国”时代的日本列岛，政权林立，军阀混战，大量的日本浪人、落魄武士和不法商人来到中国沿海，始则强行通商，继则公开抢掠，以至与少数汉奸勾通一气，呼啸海上，大肆为害。有时甚至攻占州县，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嘉靖中期，楼寇活动最为猖撅,《明实录》中关于楼寇侵犯的记载连篇累犊，比比皆是。
随着国力的下降，民族矛盾也开始激化。从英宗时起，北方的蒙古瓦刺部势力壮大，在统一其它各部后不断举兵南下，进行骚扰抢劫。愚蠢的明英宗儿戏迎敌，遂有“土木堡之变”，五十万大军倾刻做鸟兽散，英宗“下马据地坐,敌拥之去”。堂堂“天朝”之君，竟成“夷狄”阶下因，明朝国威丧失殆尽，嗣后仅能消极防守，被动挨打。到了嘉靖年间，每年都有许多边关告急③，明王袭穷于应付，捉襟见肘。
内有臣僚大吏的党争倾轧，外有边关不宁和楼寇侵犯，明朝天下岌岌可危。为了维持自身统治，明廷不得不扩充军伍，应付着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而在府库皆空的窘境中，要增加军贪唯一的途径就是加重赋税，从下民手中聚敛钱财。所以，嘉靖三十年年，始有赋税“加派”现象，先行于南方，后则各地仿效，广大农民瘦骨嶙峋的双肩上，又增添了一重负担。
赋税的加重对于豫东地区的农民来说，更是难以承受的灾难。这里素以穷困多灾著称，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农民终日勤苦，尚不得温饱，加之官府摧逼，地主盘剥，更是苦不堪言。更有甚者，明中期以来，豫东一带天灾频仍，非涝即旱，仅见于史藉的就有嘉靖十六年黄河在豫东决口，黄水奔泄，“泛滥于城卜,至十九年冬始涸”。嘉靖十八年春，豫东饥荒之中又发生疫病，“疫死者相望”⑧。嘉靖二十年三月，连日不雨，旱象严重，以至于“飞沙拔木,咫尺不能辨”①。第二年秋季，又连降大雨，黄河再次决口南泄，“被冲万家,溺死无计。”到了嘉靖三十二年，就连害民成性的严篙也不得不供认“夫今岁之饥,山东之充州、东昌、济宁北直隶之河间、广平、顺德河南之开封、归德江北之徐、那、淮、凤为尤甚。”在天灾人祸的交逼下，豫东人民已到了“民困已极,、庐舍几空”的境地。在走投无路，难以继续生存的厄运威胁下，他们久积胸中的不满情绪，终于火山一样地爆发了。于是，师尚诏这一农民领袖应运而出，在他的率领下，豫东农民又一次高举起反对封建压迫的战斗旗帜。
师尚诏，拓城县远襄人。早年从事私盐的贩卖⑧，走南闯北，阅历广，见识多。生活的贫困，乡亲的苦难，使他萌发了强烈的反抗意念。在长途贩盐中，他时常往来于山东沿海一带，而当时山东地区的农民斗争正如火如茶地开展着，这些情况他必然有机会耳闻目睹。另外，豫东人民素来富有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传统，加之当时曾有数次农民起义波及于此，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极深影响。如正德六年年十月，著名农民起义领袖刘六刘七曾率师转战豫东下。稍后，杨虎率领的另一支农民队伍又进入此地，并接连攻陷了夏邑、永城、虞城等数县⑩。“嘉靖元年年冬十二月，莱芜贼王憧万人入拓城，与官军战于远襄。”。农民军在这里大显神威，一举歼灭官军七千余人，打了一个大胜仗。所有这些，无疑都使师尚诏受到极大鼓舞，激励着他把反抗意识付诸实践。
大约从嘉靖三十二年初，师尚诏就与同乡好友王邦用一道，广为联络，聚众造反，开始了杀富济贫的事业。《明实录》记述说“结山东响马贴，攻瓢远近，邻里畏之，官府不能制。”面对农民的革命举动，地主阶级一片惊恐，宁陵知县石陆侦知情形后，曾极力主张镇压时任归德府检校的董伦，也向知府尹一仁建议“贼势未炽,宜急捕之”②。消息甚至还传到了皇帝耳中，嘉靖三十二年六月，南京科道祁清、徐机曾向中央急奏“其归德、滕沂诸处,则盗贼公行,道路梗塞。”这些资料不仅反映出师尚诏在起义准备阶段的活动颇具声势，而且也可看出豫东农民的起义并非孤立的，而是与鲁西南的农民斗争互为支援，互通声气。
封建统治阶级对待人民革命历来有两种伎俩：一是镇压攻剿，一是利诱招降。在师尚诏酝酿起义阶段,当地的一些主要官吏企图采用“软”的一手，对尚诏实行了招抚。上自河南巡抚都御史谢存儒，下至归德知府尹一仁，为了粉饰太平，炫耀“政绩”，皆对消息拖压不报，并委任师尚诏为总保长，以麻痹其斗志。面对官府的收买，师尚诏丝毫不为所动，反而利用官职之便，使反抗活动趋向公开。封建阶级攻击他是“擅听民讼，肆为威虐，民甚苦之，而无敢怜者。”⑩这就从反面证实了师尚诏具有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所谓“擅听民讼”,无非是说他敢于为贫苦小民撑腰说话。而“民甚苦之”,则只能表明他对豪强富户毫不手软，地主阶级对这位异己的总保长是又恨又怕的。
在经过了数月的拉拢观察之后，封建官府清楚地看到了师尚诏壤鹜不驯，难以利诱的品格，为他不可能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便暗中策划，试图对师尚诏下毒手。然而师尚诏早有警觉，很快探知了情报，并赶在敌人之前，率众举行了起义。史书记载说“守臣欲诛之，事泄，遂反。”①可见，师尚诏起义也是“官逼民反”,正是封建官府的步步追杀，才把农民逼上了绝路，从而点燃了农民战争的导火索。
嘉靖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豫、皖、鲁“三省为之震动”的师尚诏起义正式爆发了。
二、浩大的声势顽强的搏斗惨壮的结局
师尚诏和王邦用对于公开的大规模暴动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他们认为起义的第一步需要攻克豫东重镇归德府商丘，以扩大影响，壮其声势。于是起义开始后，师尚诏便指挥队伍星夜北进，直逼归德城下，早已安插在城中的内应也乘势打响，里应外合，“启门纳入之”⑩。敌人惊慌失措，城官吏仅有检校董伦进行了片刻垂死挣扎，其余皆束手待毙，起义军轻而易举拿下了归德。在这里，农民英雄们开始行使主人的职权，他们处死一批贪官污吏，镇压那些素有民愤的恶霸，并且“劫狱囚”，释放沉系冤狱的贫苦兄弟“掠带藏”⑩，剥夺封建官府榨取的钱财粮食，周济贫人，或充作军晌。归德府成了穷人的天下。
二十七日，起义军兵锋西向，由于宁陵知县石趾早有准备，故初战不利。随之继续西进，直逼滩州河南唯县城下，唯州闻讯闭城戒严，起义军毫不迟疑，舍弃唯州转头南下，进军拓城。此时，拓城县令已望风而逃，城池不战而下⑧。在拓城，师尚诏、王邦用等首领，深感农民队伍文化太低，难以制定远韬大略，便强逼当地著名举人陈闻诗为起义军统帅，陈坚辞不从。八月一日，农民军攻打鹿邑城，一举下之⑩。随后发兵太康，恰逢开封府同知肖来奉命署理太康知县，刚刚到任，组织了拼死顽抗，起义军团团围困，连连猛攻，三日夜竟不能得志，不得不引兵转移。接着，师尚诏指挥队伍下鄂凌，克临颖，并在扶沟、许昌境内活动⑩。起义烈火越燃越旺，波及地区愈益广大。
直到这时，整个起义是呈上升趋势的，农民军声势磅礴，战术灵活，克府攻县，连打胜仗，展了队伍，扩大了影响。而封建统治者则惊恐丧胆，官吏逃匿，军队溃散，许多城池都是不战而送给了起义军。即便有个别官吏能组织顽抗，侥幸保住了县城，也仅是消极防守，不敢主动出击，法构成对农民军的威胁。起义队伍所到之处，不仅杀富济贫，而且保持了良好的军纪。这一点，连敌视农民军的封建文人也不得不承认，如起义军欲立陈闻诗为领袖，陈提出要求“必欲吾行，毋杀人，毋纵火”，起义军便很痛快地“许诺”了户。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起义军在初期所取得的巨大战绩。但明朝的统治毕竞还没到垂死阶段，师尚诏起义很快“声震京师”，引起了明最高统治者的极大注意。当他们从惊恐中清醒过来之后，便迅速地调兵遣将，开始了血腥镇压。大中承都察院都御史抵来奉命从京师驰达河南坐镇指挥，巡按御史霍冀、河南左布政使邹守愚、提刑按察使赵正学、都指挥使尚允绍等皆披挂上阵。他们火速从河南各卫所调集精锐之兵，仅见于记载的就有唯州唯县、陈州淮阳、宣武军商丘县、河南府洛阳、彰德府安阳、南阳府、信阳州、汝宁府汝南县等地的军队不下一万五千人。反动军队气势众汹汹，前往豫东围剿起义军。
农民军在瓢陵以逸待劳，严阵以待。八月二十二日，由尚允绍率领的数千军队首先扑到，起义军随即与之展开激战。刚刚扬眉吐气的农民们同仇敌汽，斗志昂扬，而敌人则骄乒疲旅，毫无士气。一番一卜刃牛激战,“官兵败绩”④。起义军在与明朝正规军队的战斗中，旗开得胜，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八月二十七日，参加围剿的军队陆续汇齐，起义军又在襄城霍严集布阵，准备与敌决战。明军首先派毛葫芦和吴峪所领的两支军队发动冲锋，起义军故意退却，诱敌深入，然后突然出动骑兵，将敌团团围住，将予全歼。大队官军视此情况，不胜惊恐，一时军心摇动，纷纷后退。这时副提刑按察使曹邦辅为邀功领赏，亲自提刀督军，接连砍死数名后退兵士，才勉强稳住阵脚。封建官吏以血腥的恐怖，威逼士兵发起冲锋。起义军面临强敌，毫不畏惧，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尽管如此，终因双方兵力悬殊，以至战斗失利，起义军伤亡六百余，许多战士被击故。最严重的是，起义军的重要领导人王邦用在战斗中为欲俘获，惨遭杀害，使起义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面对这种不利局势,师尚诏果断指挥队伍冲出敌人包围，引兵到临颖、西华一带坚持斗争。起义军在这里继续打击封建势力，并注意发动群众，在与官军的周旋中，不断扩充队伍，不久，敌人便惊呼“贼势复振”。但农民军始终摆脱不了官军的围追和威胁，无法在一地长久停留，只得且战且走，逐步向东转战。九月三日，队伍到达永城，随后进入安徽，一举攻克皖北重镇宿州。起义军在宿州“取高墙罪宗奉之”，用以壮大起义队伍。师尚诏还打算继续南下，攻占明皇室的“龙兴之地”一一凤阳。明廷对此惊恐万分，督令军队火速追赶。起义军进发到五河县，为敌追及，师尚诏统领农民英雄们与敌人展开了最后一次大规模决战。这时的农民军已非昔日可比，不仅有了步兵、骑兵，而且还建立了水军。在五河战役中，起义军以水陆两路同时迎击敌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明军依仗着优势兵力，对起义军四面围攻，敌酋曹邦辅率兵攻其南，李劣攻其东、北，辛焕攻其西⑩，经过大小许多次战斗后，起义军伤亡渐重，水陆大营皆被攻破。师尚诏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指挥余部四散突围而去。
五河一战，农民军伤亡一千五百余人，散失者更众，已难以与敌进行正面交锋，于是师尚诏决定率余部开到鲁西南去，利用那里良好的群众基础，重振反抗大业。但在进发山东途中，起义军先后在安徽蒙城县和河南商丘县十字河两次遭到敌军伏击，碎不及防，大受损失。领导人大部分被俘，队伍锐减，已难以成军。师尚诏凭借机智，率少数部属逃脱敌人追击，进入山东境内，起义进入了隐蔽斗争阶段。此后，师尚沼在鲁西南和彰德府一带到处活动，秘密发动群众，努力使起义烈火再燃，但这时由于封建官府的血腥镇压，山东境内的农民起义已处于低潮，故师尚诏的发动工作进展不大。他又试图联络临彰安阳县赵王府的春国将军载澄发动兵变，但不慎泄密，“未发而觉”，明政府对师尚诏追捕更急。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师尚诏在山东芋县陷入敌人魔掌，河南巡抚杨宜奏请将尚诏押到河南用刑，明朝廷惧怕夜长梦多，急下令“即于在所诛之”。杰出的农民领袖师尚诏，为反封建剥削的伟大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师尚诏死后，其余部的反抗斗争仍在各地零星进行着。如封建官僚于文征出任滩州知州，“时土寇师尚诏甫平，余孽弗靖”，于文征招募死士，反复攻剿，将反抗镇压下去⑩。《明实录》也记载“是时，道逃贼党散擒于山东、河南及江北凤阳诸州县者，在在有之”。到了嘉靖三十二年年底，起于豫东、波及安徽、山东的师尚诏起义，最后被封建阶级残酷镇压了。
三、深远的影响深刻的教训永恒的业绩
师尚诏起义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首先，这次起义生动体现了豫东人民反封建压迫的巨大勇气、坚定决心和非凡创造力。当地主阶级的残酷盘剥和自然灾害交相威逼的时候，广大农民没有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所谓“明君清官”，而是付诸于自己的反抗斗争之中。以师尚诏为代表的农民英雄们，拒绝收买，不畏屠杀，毅然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农民军所到之处，杀贪官，惩恶绅，砸监牢，散官府之财，地主阶级闻风丧胆，贫苦之人开心舒怀。当人多器良的反动军队气势汹汹扑来时，千百双握惯了锄把子的粗手，一齐举起了刀枪，同敌人进行了浴血奋战，并获得了许多次的胜利。在不长的时间里，农民军的队伍迅速壮大，形成了步、骑、水三军，与敌展开了全面决战。这种气概，这种胆略，应该是豫东人民聪明才智的体现，我们无疑应引为骄傲和自豪。
其次，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犯朝的封建统治，产生了较深的社会影响。封建阶级诬蔑起义军“屠戮十余万人”，只能说明为数众多的官僚地主受到了农民的惩处，统治阶级的军队遭到沉重打击。农民军还利用革命暴力，对反动官府和各种奴役人民的封建国家机器进行涤荡摧毁。如一个名叫姜寿的人，在师尚诏起义被镇压后出任拓城知县，当时拓城县城的情况是“日城残缺，相地迁邑。城池、县署、学宫、分司悉由创建,百废皆兴。⑥这段资料清楚反映出起义军的反抗斗争进行得相当彻底。拓城如此，起义所到的其它地方，未必不是如此，这就给衰败中的明王朝又一重创。起义爆发后，明政府迁怒于主张“招抚”的地方官吏谢存儒、尹一仁等一批重要地方官员，甚至连南京兵部尚书潘汉庸皆被罢黝治罪，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随师尚诏起义而加剧了。广大农民的反抗、起义军的赫赫战绩，极大震撼了封建统治者，迫使他们的苛政不得不有所收敛。如在镇压起义过程中，明中央就多次下令停税放粮，贩济受灾之民④。剥削者的这点“善心”,不能不说是被广大农民的拳头逼出来的。
另外，这次起义波及地区较广，对以后的社会发展进程留下了明显的烙印。据现有资料统计，师尚诏起义军先后转战或活动于归德、开封、凤阳、东昌、彰德三省五府之地，影响波及唯、许、宿三州及拓城、商丘、宁陵、鹿邑、太康、邵陵、临颖、扶沟、许昌、襄城、西华、永城、五河、蒙城、临漳、萃县等十六县。一些史书称这次起义是“三省皆震”,“声震京师”,可见并非夸张之语。如此猛烈的反抗烈火，势必会大大激励千万颗受苦的心灵，从而在豫皖鲁交界的广大地区播下革命的火种。联想到明末李自成起义军转战进入河南后，豫东人民闻风响应，队伍骤然壮大的事实，我们自然要考虑到师尚诏起义的影响。
然而，师尚诏起义短暂的战斗历程，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站在后人的角度，纵观起义的全幅画卷，笔者认为，导致这次斗争迅速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准备仓促，缺乏思想基础，没有经过深入的发动，斗争力量一直显得比较薄弱。历史的经验表明，农民战争要有大的成就，必具两个先决条件，一是统治阶级的极度衰弱，一是进行了充分的组织发动，只有如此，星星之火才能燃成燎原之势。而师尚诏起义恰恰缺乏这两个条件。就客观而言，当时的明王朝虽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但还没有彻底朽败，明前期的经济繁荣基础犹存，高度中央集权专制的国家机器仍有着较强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明王朝才能遏制瓦刺，平定寇，并镇了一系列农民反抗。就主观而言，师尚不论是任职总保长筹划事阶段， 还是公开的武装反抗中, 始终没有提出响亮的斗争口号, 更没制订出适应农民阶级理想的政治纲领, 这就大减弱了起义的影响, 从而乏应有的号召力。就现有资料看，谈到尚诏举事时人数的有两条：一是《拓城县志》“远襄贼师尚诏乌合亡命王邦用等三百余人, 作乱拓, 袭破德。” ⑩二是《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拓城师尚诏结剧盗数千, 薄归城, 其党门纳之。” 这表明, 师尚最初在拓城活动时虽只三百人, 但到式发难、攻取归德时, 已扩到数千人。起义初期能有如此力量, 规模不算小，但在后的斗争中，队伍展就显得太缓慢了。师尚诏起义军在最盛时到底有多少战士，现在缺乏确凿的证据, 但从证材料中, 我们以看出, 队伍模始终不很宏大。如襄城之战中, 起义不过被官军“斩首百余级, 坐擒余人”, 就得不退败。而在规模最大的五河决战中, 起义也不过被“斩俘后凡千五百有奇”⑩ ，几全军溃散了。这些事实一方面说明师尚诏起义军力量不强, 另一面也反映出素质不佳, 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 没有固定的思想信仰, 军队不会有战斗力, 当环境恶化、生死决择的时候，起义民就会各寻生路。
其二，无远大略，错误以少拼众，在两对垒的阵地战中遭到严重损失。一般说来, 初举旗的农民军力量都较弱，无论人力、财力还是武器, 皆远不如反动军队。这样，起义的战略战术正确与否, 便是关重要的。总观整个中国农民战争史，所谓确的战略战术无非有二，一是聚众于险要之地，奠立础，逐步发展；二是灵活机动，流动作战，伺机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最忌在劣势之下与敌拼。师尚诏起义军恰恰犯了这一大忌。在起义局面刚刚打开，敌人集结大军四面逼近的情况下，农民没有及时跳出包围打运动战，而是阵襄城与敌决战，结果难敌众、损失大。此后，又眷眷于家乡附近，不敢横驰骋、挥戈里，始终受敌人尾追攻击。最后在安徽五河，又结扎寨，以水两路同时迎敌，导致兵力的溃散。这说明，起义袖师尚诏缺乏应有的军事才能，这也是起义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
其三，识人误，寄幻于地主阶级文人，反映起义领导人政治水平不高。几乎各种史料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师尚诏强逼拓城举人陈闻诗参加起义军，陈宁不从，后在邑元武集自溢而死。农民起义自然可以吸收一些出身贫苦或与封建统治阶级决裂的知识分子参加，但陈诗何许人也，旧史书捧他是“生而颖，秀发宇”，小因“文采丽”而为士弟子员稍长入大梁书院就读, 嘉靖六年年考中举人。以后便“三上官不第，益下发愤，期为世儒。”汤可，他是个自幼深受封建思想熏陶，顽固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人物。而师尚诏却盲目地要立这样一个旧人物为统帅，不能说是一个失误。或许他这样做的动机，是自认才识不足，要借陈闻诗的名声来扩大影响和开拓局面，然而把贫农民的解放大业维系于一个封建文人身上毕竟是危险的。这件事起码说明了两个问题：①师尚诏缺乏识才用才的政治才能，即便吸引知识分子出谋划策，也不选择陈闻诗这样的封建卫道士，结果仅未能如愿，反而成极不利的影响。②典型地反映了农民阶级的狭隘性和落后性。从史料分析，陈闻不过是一个不得势的举子，并无文韬武略和经世之才，他平“居垣户诵读，人罕其面，数十绝迹公门。”就是样一个遇腐的书生，起义军仍视为圣人，这不反映出师尚诏等起义军领导人政治视野狭窄，而且反映出他们缺乏改天换地、翻身做主人的信心和勇气。一粒沙可见大千世界，通过师尚诏起义的失败，我们正可以悟出中国无数次农民起义之结局的必然性。
师尚诏起义的声势是浩大的，其历史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而失败也是惨痛的。不管怎样，师尚诏做为一个英勇无畏的农民领袖，他的光辉名字将永远镌刻在豫东大地上。
注释
①⑩⑩⑧⑩⑩⑩朱睦撑《平寇记》
②《明史。瓦刺传》
③参见《明实录·世宗实录》
④⑤⑥清编《商丘县志·灾祥》
⑦⑧《明实录·世宗实录》
⑨台湾年版《商丘县志》卷三
⑩清雍正十三年修《河南通志》
清元淮修《拓城县志·军政志·兵革》
⑩清修《归德府志‘职官表》
《明实录·世宗实录》⑩⑩《明实录、世宗实录》
⑩⑩《资治通鉴纲目三编》⑩汤斌修《唯州志》
⑩汤斌修《难州志》⑩《资治通鉴纲目三编》
⑩《四部备要·史部、明纪》卷三十四⑩《拓城县志》、《归德府志、职官表》
⑩清、高裕修《太康县志》卷八⑩《明实录、世宗实录》
⑩《四部备要、史部、明纪》卷三十四⑩清、元淮修《拓城县志、军政志、兵革》
⑩《明实录、世宗实录》⑩《明实录、世宗实录》
⑩《明史、曹邦辅传》页⑩清、元淮修《拓城县志、人物志、忠节》


（原载于《商丘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