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台子与古代小资
　　怎么想也不大明白，几千年前的先人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在平地上垒土台子。尤其是那些王侯将相们，竟把这些土台子视作审美自悦的客体，在上面吃喝玩乐、吹吹唱唱，一晌贪欢地过着风花雪月般的小日子。　　据王宴春老人讲，吹台西去３００米外的繁塔，是建筑在自然的土坡之上的，但吹台不是。不过，今天所见的古吹台遗址，已被开封人用石砖包裹得严严实实，四周又绿树成荫，早已少了黄土气。吹台的原貌，应该与古荥镇的小双桥遗址、濮阳戚城盟坛基址相像。　　在河南以外，有名的高台有西安的灵台故址、安徽的章华台和苏州的姑苏台。这些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用土夯成的台子，多建于商周、春秋之际。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有言：“当时盛行游猎之风，故喜园囿。其中最常见的建筑物厥为台。台多方形，以土筑垒，其上或有亭榭之类，可以登高远眺。”　　到了战国之际，诸侯均已学会“高台榭、美宫室”了。这崇尚厚台基的建筑风尚，直到后世还在延续着，只是台基越来越薄了。但唱戏的台子，却依旧忠实地承袭着传统。　　所以可别小瞧了这些板筑的土台子，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黄河文明的象征。只要土台遗址还屹立着，黄河文明就屹立着；土台遗址一旦倒塌，黄河文明也会随之倒塌。　　有人说，土台对于黄河文明的价值，犹如环形大斗兽场对于古罗马文明的价值。　　从人性的角度看，古罗马斗兽场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奴隶与野兽在那里流血，只是为了满足贵族及其太太们一种变态的欲望。一直以为古罗马人不是个东西，也就是冲了他们这一德行。　　我们的先人们在高台上干些什么呢？“筑台聚歌吹”呀，玩的是高雅，玩的是格调。就冲这一点，我老是觉得，中国的古人都很小资。
师旷学艺与爱情故事
　　师旷恐怕也是当年那些小资中的一个。依“老开封”王宴春的观点，师旷是晋国人，跑到卫国边界小城市——仪邑（今开封）的一个土台上来学艺，也算是出国留学了。　　从现代开封人撰写的《开封的传说》关于师旷的叙述中，我读出了异样：“师旷听讲时，屁股像长了刺似的坐不安稳；一双大眼睛滴溜溜乱转，东张西望，定不下心来。”凡是上课爱做小动作的，大抵都有活思想。再往下读，知道师旷后来娶了老师高扬的爱女高娥为妻。虽说那是几年后的佳话，但当时没准师旷一眼就瞧上了师妹的小模样。“未婚的我需要一个女子为伴，她要知书达理（且要）浪漫，未婚的我需要一个女子为伴，与我同甘共苦（依然）相伴。”这雪村的《征婚启事》中的歌词，移植到当年师旷的心境中，恐怕不算太离谱。　　关于师旷在吹台与高娥恋爱的细节，史料无载。传说中倒是说高娥私下给师旷没少“开小灶”，还手把手地教他。如此３年，师旷弹琴的水平还是一般般，被师傅臭骂了一通。无地自容的师旷就到高娥那里取了绣花针，反身回到自己的屋内，不由分说地刺瞎了双眼。还真应了那句话：“有志者，事竟成。”盲了之后的师旷最终成了大器。　　这些传说有几分真、几分假，谁也说不清。其实对于来自民间的传说，也不必太过较真，因为它毕竟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对于传说，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最好。　　师旷是中华民族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音乐家，山西洪洞人，春秋时期晋国乐师。我国古代《阳春》、《白雪》等名曲就出自他的手。关于他的眼睛，史书与传说大相径庭。史书上说，师旷天生眼盲，常自称“瞑臣”、“盲臣”。《周书》记载他不仅擅琴，也会鼓瑟。　　师旷还问政，提出过“君必惠民”的主张。在后世的传说中，他被尊为乐圣，还是顺风耳的原型，甚至成了算命的那些盲人们的祖师爷。　　早在《左传》中，就记载有师旷算卦的故事：“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楚必无功！’” 他以音乐卜卦，替晋国预测战事吉凶。　　开封人说，师旷的《阳春》、《白雪》都是在吹台完成的，还说，高扬死后，师旷才与师妹遂了婚缘。婚后的师旷偕夫人回到晋国，做了晋平公的御用琴师。　　最初师旷与晋平公相处得还算不错，后来就不行了。依照前人的记述，师旷的直率近乎不讲策略，老是拣了人多时劝谏。因为晋平公也不是什么胸怀宽广的君主，后来就发生了“师旷抱琴撞平王”的事件。　　师旷也实在是个倔脾气，见晋平公听不进意见，一怒之下以琴击额，死在晋宫大殿之内。其妻痛不欲生，也撞柱气绝。　　一代音乐宗师，最后竟落得个如此凄凉的下场。
乐圣与老崔
　　应该说，在吹台的日子，是师旷一生中最浪漫、最幸福的时期。因为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春秋之时，还没有什么“三纲五常”，想必女子们还不至于太过迂腐，至少“红酥手，黄藤酒”应该是有的。身处幸福之中的师旷，想必艺术感觉最好。《阳春》、《白雪》出现于这一时期，就是最好的证明。　　师旷的音乐造诣究竟有多高？《淮南子·厚道》载，“师旷之聪，合八方之调”，司马迁则说他箫鼓阵阵能使“仙鹤起舞”。令人惋惜的是，《阳春》、《白雪》早已失传，我们这些今人，只能凭想像去与师旷大师沟通了。　　师旷是开封人一个美好的谈资，虽然只是偶尔想起。　　作为中国音乐的圣地，古吹台的来头很大，但从少得可怜的门票收入中，也可以看出它今日的尴尬境地。　　我曾与一位开封人瞎侃：禹王台不是门庭冷落吗？那么就在吹台之上再支一个台子，架上现代化的灯光，打北京城租来大功率进口音箱，崔健也好，罗大佑也罢，或者邀来Ｆ４也行，那时候别说开封人热情，连郑州人也会驾着各款豫Ａ、沿着郑汴高速突突而来，还怕禹王台泊车位不够哩。　　若是老崔往台上一站，一定还是那句套话：　　“开封的姑娘们怎么样啊？”　　台下齐吼：“凑——合——”　　“开封还算很古老吧？”　　台下再吼：“凑——合——”　　如清人李绿园天上有知再续《歧路灯》中的禹王台庙会盛况，一定会老话新说地再叹：男生酒气成雾，女生尖叫如雷。此会比昔会，“亦可称气象万千”。　　不过那时那刻，林中的那些小鸟，一定会逃之夭夭。　　师旷自离开吹台后，就没有再回来过。此后，开封人倒是络绎不绝地常到吹台看看。司马相如、阮籍、李白、杜甫、高适、岑参、李梦阳、何景明、康有为等一代代鸿儒无不冲着师旷的盛名，凭吊而来，赋文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