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入敌营战士党员身份尘封60余年终得确认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7月04日06:56 大河网-大河报 

师绍宗(左二)向焦裕禄陵园捐赠自行车时的留念图片。

师绍宗80岁寿辰留念。

核心提示：他1941年入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打入敌人内部从事地下工作。但是，就在全国解放前夕，与他保持单线联系的入党介绍人不幸牺牲，他从此与党组织断了联系。建国后，他为回归党组织奔波了67年，他怀着对党的无限眷恋离开了人世。他的儿子苦苦寻求父亲党籍的证据。终于，2008年10月，在山东省曹县桃源镇，他的入党地，当地党组织认定了他共产党员的身份。这位老党员叫师绍宗，兰考县南彰镇后城子村人。

　　“父亲，今天是建党88周年的纪念日。我选择这个日子告诉您这条迟来的喜讯：您一生执著追寻的党组织终于重新向您敞开了怀抱。”今年7月1日，66岁的师纪生在父亲师绍宗的遗像前，含着热泪告慰父亲的亡灵。他清晰地记得，2004年12月24日，父亲在弥留之际说：“我是真正的党员，死后接我回家(老家共产党组织)，一定补足党费……”

　　掩护领导火线入党

　　讲述起父亲师绍宗的坎坷一生，师纪生心潮澎湃。1919年，师绍宗出生在兰考县南彰镇后城子村。在抗日运动中，他弃学从军，当上了上尉文书。

　　1940年秋，他回家探亲。好友徐西朋、仁兄蔡子平、表兄户清云三位地下党负责人在谈话中向他讲述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革命方略，他毅然投奔共产党。

　　1941年春，日寇对鲁西南根据地进行扫荡。当年8月，日伪顽三股敌人对考城县委所在地——五大庄一带进行清剿。考城县地下党组织13位县领导干部被敌人追捕，县委决定找一个最可靠的地点，把同志们掩护起来。县委把任务交给了大砦区副区长户清云。

　　户清云和考城县政府党组书记兼县大队长李荣村、县委副书记徐宗雨、组织部部长马振清等13位同志来到兰考县南彰镇后城子村，师绍宗随即把13位同志藏进自家刚盖好的三间草房内。

　　一天，土顽军特务大队长马宏图带着十几个荷枪实弹的特务兵来找他催粮款，马看见他的新草房，不怀好意地说道：“绍宗弟，几天没来，你啥时盖起了新房子？里面收拾得咋样？让你嫂子搬来住几天如何？”边说边向草房走去。千钧一发之际，师绍宗厉声说道：“你说这是啥话？当着这么多弟兄的面小看于我！你家的楼再高我不眼气，我没钱盖楼算我没本事，这与你何干？咱井水不犯河水，你享你的福，我受我的罪，有正经话快说，没正经话快走！”马宏图被说得尴尬离去，草房内的同志们屏住呼吸，无不为师绍宗的沉着机智暗挑大拇指。

　　就这样，师绍宗掩护大家半个月，13位同志安全脱险。李荣村根据师绍宗的要求与表现，向户清云建议：介绍师绍宗火线入党。在山东曹县桃源镇户庄村户清云家中，师绍宗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支部书记是户石勇。此后，李荣村等县领导常在师绍宗家办公，他家成为敌占区中一小块红色根据地。

　　与组织失去联系

　　师绍宗正式从事地下工作是在1945年，当时组织委任他潜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并指令他与入党介绍人户清云单线联系。师绍宗经人引荐，进入伪县联队当了一名文书，套取了很多重要情报。

　　日寇投降后，他服从组织安排仍以文书和文化馆馆员的身份留在国民党县政府，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7年2月，师绍宗从叛徒手中营救出蔡尚友、蔡尚智、蔡尚裕、蔡成道4位战友，又从敌人手中救出了本村27名革命积极分子。1948年春节，户清云传达县委书记徐宗雨的指示，任命师绍宗为县政府第一科科长。眼看胜利就要来了，1948年4月12日，县里发生一次敌我力量悬殊的“白楼合击”激战，战斗中，徐宗雨和户清云不幸牺牲。

　　户清云的牺牲，让师绍宗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共产党员的身份也从此“尘封”。

　　“身份不纯”历经磨难

　　1948年10月，兰考县解放，师绍宗到开封市一家修车厂当了名修车工人，同时开始寻求回归党组织的渠道。1949年，蔡尚友担任了后城子村的村支书，他找到蔡尚友，蔡尚友表示，只能证实他参加过革命，是革命同志，无法证明他是党员。

　　1951年全国“镇反”运动开始，师绍宗因“身份不纯”被公安人员押进监狱，并列入被镇压罪犯名单，眼看就要被执行枪决，任考城县代理县长的张钦礼在镇压罪犯名单上看到了师绍宗的名字，张钦礼当即将师绍宗释放回家。师绍宗不认识张钦礼，更不知道是张钦礼救了他。

　　原来，师绍宗的战友徐西朋曾在南彰镇任区委书记，在调整工作时，张钦礼接任徐西朋一职，从他那里张钦礼了解到了师绍宗的革命经历。师绍宗刚被释放几天，张钦礼就任命他为县文化馆馆长，可是性格倔强的师绍宗并没有接受这份工作。他说：“党员的身份还未得到证实，这份工作不能接受。”于是他又回到了修车厂。

　　1963年冬天，“四清”运动开始，师绍宗被扣上“反动地主分子”的“帽子”。公社上报县公安局将他批捕，被拘禁的第7天，张钦礼在审查罪犯批捕名单时，又发现了师绍宗的名字，张钦礼再次将他释放回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给他戴上三顶“帽子”，每次批斗中他都被当做典型拉去游街。一次，全公社召开“万人批斗大会”，他的儿子师纪生被列为“可教育好子女”也参加了大会。造反派头目对师绍宗说：“师绍宗，你老实交代你的反动罪行。”师绍宗将自己参加革命的历史向参加批斗大会的数千名群众道来，他不平凡的经历感动了很多群众。

　　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1976年，师绍宗家盼来了粉碎“四人帮”的喜讯，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拨乱反正的政策，让他看到了曙光。

　　他四处寻找那些曾经一起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不断向有关部门申诉，但是党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1990年5月，兰考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带着一份关于恢复师绍宗同志“情侦人员”身份的通知书及由开封市公安局支出的1500元一次性生活困难补助费来到师绍宗家。那一天，是他最开心的一天，他在家里摆了三桌酒席，请来了村里所有的党员及曾经为此事帮助过他的人，他为大家敬酒，并向大家表示感谢。

　　2000年，得知兰考县“焦裕禄烈士陵园”展览大厅特需一辆“飞利浦”自行车作为焦裕禄遗物之一用于展览时，师绍宗毫不犹豫地把自家一辆珍藏了60年的英国产“飞利浦”自行车无偿捐献给了国家。现在，焦裕禄陵园展厅里的“飞利浦”自行车就是当年师绍宗捐赠的。

　　2000年12月，张钦礼作为兰考县的老领导参加了老干部王志新的追悼会，当他看到师绍宗为这位老战友写的挽联时喜出望外，立即派人联系到了师绍宗。在追悼会上张钦礼与师绍宗一见如故。张钦礼向兰考县四大班子领导介绍了师绍宗的革命经历及建国后长期蒙冤和企盼回到党组织怀抱的强烈愿望。当时的兰考县委领导指示南彰镇党委尽快提交关于为师绍宗恢复党籍的报告。

　　2000年12月，张钦礼及南彰镇党委组织委员孔复臣为师绍宗做了党籍证明，并将证明递交给了兰考县委。2002年，经兰考县委研究同意，县委组织部按中发(1982)24号文件精神向市委组织部上报了“关于为师绍宗同志恢复党籍的报告”。但这一报告因种种原因未获批复。

　　2004年3月，当时的开封市委组织部领导要求干审科和兰考县委组织部拿出意见，干审科最后处理意见为：“在师绍宗原落实‘情侦人员’案卷中未涉及到入党记录，故师绍宗只能按照重新入党处理，不要预备期。”

　　师绍宗难以接受“重新入党”的处理意见，9个月后，时年85岁的他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党组织接纳其“回家”

　　为了了却父亲的夙愿，师绍宗的儿子师纪生退休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寻找父亲党籍的问题上。他多次到父亲入党所在地山东曹县寻找能证明父亲身份的人，却始终找不到线索。

　　“2007年的腊月二十五，我还在山东曹县桃源镇寻找证明人。我骑着自行车走了一个又一个村，每到一处，就设法寻找村里的老党员，向他们打听父亲的事情。”一位老大爷告诉他：“户庄老党员多，你到户庄党支部去问问吧。”

　　师纪生突然想到，父亲就是在户庄村入的党，说不定能找到线索。在村里，他看到两位上年纪的老人正在村头晒太阳，于是就向他们打听村支书家怎么走，在两位老人的指引下，师纪生见到了户庄村的党支书户福田。当他问起村里面年龄最大的党员时，户福田说：“给你指路的那两位老人一位叫李保德，88岁；另一位叫李毅光，86岁。他们是全村入党最早、资格最老的党员。”

　　师纪生向两位老人打听是否认识师绍宗。李毅光老人对师纪生说：“年轻的时候，我和师绍宗比较熟，他和户清云是老表，经常在户清云家住。我们家和户清云家就隔了一堵墙，当时是户清云介绍他入的党，我们还在一起开过党支部会。”

　　听了老人的话，师纪生热泪盈眶，在两位老人的帮助下，他先后找到了父亲生前的战友李荣春、蔡尚友、张玉合三位老党员，他们了解情况后，当即为师绍宗写了证明材料，并将材料呈递曹县桃源镇政府。

　　2008年10月10日，当地镇政府经过多方调查核实，对师绍宗的党籍问题做出了总结，总结上表明：“现经我们认真调查核实，师绍宗确为1941年8月经桃源镇户庄村党员户清云介绍入党，1948年4月被迫失去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已悉师绍宗按照中办发(1986)16号文件精神落实为‘情侦人员’，其历史已经清楚。师绍宗生前曾要求恢复党籍，现在家属子女为其申诉，桃源镇党委按照中发(1982)24号和中组发(1988)13号文件精神，经多方调查取证，同意承认其为原支部书记户石勇时期的党员。”

　　师纪生对记者说：“父亲在半个世纪的逆境中，忍辱负重，追寻党的信念从未改变，在寻党的路上他走了67年，我走了42年，父亲说：‘人活着，就要选定人生中最高的理想，并为之奋斗到底。’寻党是我和父亲的理想，这个过程虽然艰辛，但却值得！”　

（记者 周斌 实习生 马青竹/文图）

赤胆忠心 浩气长存

——记师绍宗同志光辉而坎坷的战斗

师绍宗同志是著名抗日民族雄何基沣将军所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77军37师上尉文书，冀鲁予五分区情报总站一位出色的红色“特工”，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地下党员。在建国54周年来临之际，我来到兰考县南彰镇后城子村，拜访了85岁高龄的老战友师绍宗同志。
自40年代开始，我就对师绍宗同志的革命活动有了渐深的了解，今天，欣悉组织部门终于落实并肯定了他的革命历史，尤其是《中华新闻报》秘书长王炳尧同志在建党80周年的当日对师绍宗同志专访并题写了“河槐一柱”四个大字，称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革命英雄。中国书协常务副主席张飚同志为师绍宗同志题辞“任凭坎坷千里路，向阳青松一片心”，他的生平业绩被入编《中国当代杰出共产党人》这一大型历史文献。他光辉的一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师绍宗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斗争中勇敢机智，百折不挠，是一位真正经得起生死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他1919年出生在一只占开明地主家庭，父亲是村里有名的大贤人。受父亲仁德之影响，他从小就厌富近贫。1930年入考城一完小后转县师范读书，受中共地下党员吴芝圃（校长）和汪延昆（班主任）的教育和熏陶，他青少年就树立了强烈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情操。他敢于痛打为非作歹的伪县长桑丹贵之子桑耀南，又挺身保护农民学友徐西朋，被劳动人民子弟视为“保护神”

投笔从戎

1937年7月7日，在中华大地上暴发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在卢沟桥保卫战中打响抗战第一枪的著名抗日民族英雄何基沣和吉星文的英名迅速传遍神州大地。1938年2月，日寇侵占了考城县，被迫停课4周的学生纷纷要求参军参战，他决心要找到何基沣和吉星文将军所在部队从军报国。刚巧，他的亲戚宋志修就在这支部队当营长又和吉星文是把兄弟。部队撤出卢沟桥后与日寇迂回作战，转战到河南商丘休整招兵时宋志修回乡探亲与他相遇，真让他喜出望外。经宋志修推荐他随即来到部队，破格当上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第77军37师109旅218团上士文书。在信阳对日战斗中，他冒着枪林弹雨从敌群中抢救出身负重伤的宁殿武旅长，被吉星文师长着记二等功一次，随升37师师部任师长随从上尉文书。在湖北荆门镇城墙，他书写了人高的抗日宣传标语，受到军长冯治安、副军长何基沣和师长吉星文的特别赏识，军长提他到军部任职，吉师长坚决挽留。因此，他被誉为师长的“眼珠子”，全军闻名的“大学生书法家”。吉师长经常向他讲述在卢沟事变时，三营营长金振中和中尉参谋孙文涛等人的英雄事迹，更激励他奋勇杀敌，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他决心在部队混出个人样来。这得天独厚的大好机遇为他创造了飞黄腾达的特好条件。

参加革命

1940年秋，他看到部队受蒋介石消极抗战政策的束缚抗战很不得力，便乘吉师长派他去河南扶沟吕潭镇去接师长太太的机会回家探亲，一听说他从部队回来，亲朋好友纷至探望。好友徐西朋、仁兄蔡子平、表兄户清云三位地下党负责人在谈话中向他讲述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及革命方略，使他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抗日才有前途的革命道理。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在国民党部队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难得机遇，坚决留下来，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

“三光”之仇，不共戴天

1940年末，因招待一位抗日部队的陈参谋在家中驻防，惹下一场塌天大祸。经本村汉奸密报和指引，一队日伪军将他家中18间楼房、粮食、骡马等全部财产烧抢一空，直接经济损失达十几万元。当时的楼房大火冲天数丈，我们邻村群众个个目不忍睹，无不对日寇咬牙切齿。我母亲（地下党员）对我说过：“后城子村被烧楼这一家八成是地下党！”
日寇的“三光”暴行，使师绍宗家彻底破产。这血淋淋的事实，怎不激起他对敌人的不共戴天之仇！他强忍满腔怒火，安抚了悲痛欲绝的父母兄妹们，面对苍天，从心底迸发出肺腑誓言：“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他决心拉起一支队伍，与日寇拼个你死我活！
蔡子平、徐西朋、户清云同志闻讯后前来安慰他，他把组建抗日部队的想法向三位地下党负责人作了汇报，三位领导非常支持。经组织研究，指示他秘密收取周围村庄富裕人家的护家枪支，动员爱国有志青年，组建一支抗日地下武装。由于当时我地下党还没建立抗日游击队，就指示他利用人事关系，在当时坚持抗日的顽军司令马逢乐部下取一番号，他任中队长职务。三个月期间，他把国仇和家恨交炽在一起。他带队在东明县马头镇、考城县张寨、蔡口、闫楼对日作战四次，消灭了敌人一批有生力量。此间，考城县保卫队队员户相云同志从敌区密购一车子弹到解放区，被马逢乐部下发现后扣留，他冒生命危险把人和子弹要出，并亲自护送到我根据地。此事被马逢乐知道后要将他除掉，一小队长向他报讯，他才及时脱险，并向户清云汇报了情况。地下党指示他马上离开马部，另作安排。
1941年春，日寇对我鲁西与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杀害，我抗日力量急剧消弱，革命工作一度处于低潮。2月，冀鲁豫五分区情报总站后城子地下联络员师振海被敌人残酷杀害，用刺刀挑着人头示众，敌人歇斯底里地叫嚣：“谁再为共产党卖命，格杀勿论！”后城子联络站处于豫鲁边界，是豫北解放区通往豫南解放区的咽喉，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地下党立即指示他重建联络站。他明知山有虎，偏要虎山行，把生死置于肚外，与本村师殿良同志，以开杂货铺为掩护，重新建立了地下联络站，组织上明确他为站长。地下党向他安排四项战斗任务：1、秘密掩护和营救我抗日干部，战士脱险；2、秘密护送我上级首长安全过境；3、秘密为抗日游击队收取和转运军火及军火原料；4、秘密刺探敌人的军事部署及活动情报。

有我在，就有同志们在！

1941年8月，伪顽三股敌人对考城县委所在地——五大庄一带进行清剿扫荡，考城县十三位县领导干部被敌人拉网式的追捕，县委决定找一个最可靠的地点，把同志们掩护起来，县委把这一重要掩护任务交给了大砦区副区长兼户庄村党支部书记户清云同志，户清云经慎重考虑，决定把这一特殊掩护任务交给敌占区后城子村表弟师绍宗。
一天半夜，当户清云和考城县政府党组书记兼县大队长李荣村、县委副书记徐宗雨、组织部部长马振清等十三位同志把师绍宗同志从睡梦中叫醒时，师绍宗感到情况不妙。事不宜迟，他赶紧把同志们领进院内。李荣村同志上前拉住他的手紧张而严肃地说：“绍宗同志，这十三位同志是我们这一带仅剩下的革命“火种”，县委决定让你承担这一特殊重要的掩护任务，这是党对你的最大信任！“师绍宗清楚地知道：本村汉奸、便 衣队成群，稍有不慎就会给全家人带来杀身之祸，也将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但他凭着对党的赤胆忠心，毫不犹豫地对李荣村首长保证：“请大家放心，有我在就有同志们在！”随即把十三位同志藏进自家刚盖好的三间草房内，立即垒严门窗。他白日放哨，夜里从外村馀来白馍让同志们充机，连父母妻子都不让知情，唯恐被敌人发现。但是，可怕的险情终于出饥：一天，土顽军特务大队长马宏图带着十几个荷枪实弹的特务兵来找他催粮款，马看见他的新草房，不怀好意的说道：“绍宗弟，几天没来，你啥时盖起了新房子？里面收拾的咋样？让你嫂子搬来住几天如何？”边说边向草房走去。千钩一发之际，他灵机一动，厉声说道：“你说这是啥话？何心当着这么多弟兄的面小看于我！你家的楼再高我不眼气（羡慕），我没钱盖楼算我没本事，这与你可干？咱井水不犯河水，你享你的福，我受我的罪，有正经话快说，没正经话快走！”他的一番话说的马匪面红耳赤，只好勉强敷衍两句，带着匪兵灰溜溜地滚开。这时，在草房内听得清清楚楚的同志们一个个屏住呼吸，准备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待师绍宗送走了“瘟神”，向同志们报信时，大家才算千斤巨石落地。就这样，他整日如坐针毡似地掩护大家半个月，敌人围剿一无所获。十三位同志安全脱险之时，李荣村同志根据师绍宗原来要求与当场表现，向户清云同志建议：介绍师绍宗同志火线入党。从此，李荣村等县领导常在他家办公，他家成为敌占区中一小块红色根据地。这次重大掩护任务他除担特大风险外，还自己承担了全部费用，至今未让政府报销。在抗战期间，他常常自费完成革命任务，每当户清云等领导同志提出为他报销经费时，他总是说：“就算我交的党费吧！”

巧施妙计探敌情

土顽军副司令袁景华一伙奸淫掳掠，是盘踞南彰的大恶霸。考城县委决定，在1943年中秋节期间消灭这股顽匪。但袁匪甚是狡猾，行踪难定，李荣村让师绍宗想办法弄清袁匪是否龟缩在南彰砦内的确凿情报。
一天，师绍宗在南彰庙上遇到袁手下的心腹便衣队长王宏雨，王出口不逊地说：“土八路都不敢露面了，今个儿是叫你来探讯的吧！”师绍宗借势厉声说道：“你别血口喷人，你这手下败将还敢在老子面前逞凶！”说着上前一把抓住王宏雨的头摁倒在地，顺手拾起一块半截砖把王砸个头破血流，昏死过去。一个匪徒见事不好，立即跑步向袁景华报告，袁立时大怒，带几个打手来到现场。此时，躲在远处人群中的师绍宗看见袁景华露了面，心中一阵狂喜，引蛇出洞之计成功了。
党组织得到袁景华行踪的可靠情报后，于中秋节晚上一举歼灭了这股顽匪，袁景华毙命于袁家楼上。

身在敌营步步险

1944年秋，党组织安排师绍宗为抗日游击队秘密收取军火原料：生铁、麻杆、火硝。这些物资秘密运往兵工厂心经过我家门，当我探知这些物资都是从后城子村师绍宗那里运出时，我母亲又说：“师绍宗肯定是地下党！”从此我对师绍宗有了深刻的认识。但是，战争年代的地下党都是单线联系，我却无缘与他相识。
师绍宗收取的这些军火原料，由于隐蔽困难，被村里便衣队发现后，密告给已成为“豫东剿共司令”的马逢乐，马决定杀害师绍宗，这消息被马的传令兵师石头（师的堂侄）听到后，火速密告给师绍宗，师绍宗知道事情暴露了，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经研究，党组织决定用以毒攻毒的办法，让师绍宗离开后城子村，利用更高层次的人事关系，打入伪考城县军政要害部门继续从事情报侦察工作，与户清云保持绝密单线联系。
1945年9月，马逢乐进考城争当伪县长，一进城便发现了师绍宗，立即逮捕押在东关药铺。药铺姚掌柜暗示他从药柜后面地道逃出，待马逢乐离开考城后，他才露面。
经人引荐，师绍宗进入伪县联队当一名文书，为了取得敌人信任，他让家眷搬进县城；为了及时传递情报，他把弟弟和侄子带到县城读书或做事。他有意和汉奸队长吴克禄搞好关系，深得吴的信任，因此，从吴的口中了解到很多重要情报，他把情报写成密信，让弟弟或侄子送到五大庄，交给户清云。他收集的敌人重要情报，为我军有力打击敌人，军政安全转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寇投降后，他仍文书和文化馆馆员的身份留在国民党县政府，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一次，师绍宗给户清云密写的情报底稿因来不及处理被阴险狡猾的艾纪曾从床下翻出交给了伪县长周润庭，周立即对师绍宗严加审问，幸亏情报底稿是暗语，无头无尾，敌人抓不到把柄，才侥幸过关。
后来，户清云打电话向他了解敌人的活动情报，不料，狡猾的艾纪曾拿起电话，户清云误认为师绍宗接电话，直接问道：“城里增加多少敌人？”艾纪曾一听，马上叫来周润庭，周命艾纪曾叫来师绍宗接电话，师绍宗一看这阵势心中一动，却不露声色地拿起话筒，没等户清云开口，抢先说道：“云哥！你放心吧！咱国军很快就去咱那一带剿‘匪’，你在家等着吧，我一定让国军把穷人抢你的粮食夺回来，事成后千万别忘了请客。”放下话筒，他向周润庭报告说：“打电话的是我表哥，多次找我为他出气，等急了，今个儿在电话上催我哩！”弄的周润庭丈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师绍宗一连两次重大嫌疑让周润庭警觉起来，周顽固执行蒋介石的“宁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密令，把师绍宗抓了起来，关进县政府警察班，由顿佩德当看守，待审问后处决。顿佩德倾向革命，暗中找来师绍宗的仁伯——伪县参议长祝子新以人头作保他才勉强脱险。”
师绍宗不但为党组织输送了大量重要情报，1947年2月，又从大叛徒李奉琛的虎口中营救出蔡尚友、蔡尚智、蔡尚裕、蔡成道四位战友脱险，又从敌人手中救出了本村27名革命积极分子免遭杀害。眼见就要解放，1948年春节，户清云传达县委书记徐宗雨的指示，任命师绍宗为县政府第一科科长，待建立了稳定的县政府立即上任。不料，黎明前夕，1948年4月12日，兰考县发生一次敌我力量悬殊的“白楼合击”激战，徐宗雨和户清云在战斗壮烈牺牲，师绍宗从此与党组织失去了单线联系。
建国前，户清云曾任南彰区区长，师绍宗的好友徐西朋任区委书记，我任党委委员、副书记。师绍宗收集的情报经户清云转南彰区委研究处理，师绍宗虽与户清云单线联系，但师绍宗的地下党员情况，区委的同志们谁都清楚。1948年10月，当地彻底解放，徐西朋同志在上任兰封县县长后，我主持南彰区委工作，徐西朋告诉我师绍宗等人的党籍情况。不料在建国后1951年全国“镇反”运动中，师绍宗被我公安人员从开封市“抓捕归案”，押进县监狱列入被镇压罪犯名单，当时我带领县公安局、法院负责人在检查监狱时发现了师绍宗的名字，立即将他释放回家。但师绍宗并不知道这是组织上的安排。师绍宗刚释放几天，我先后让后城子村干部师殿相和县书店工作人员师祥准通知师绍宗上班工作，我已任命他为县文化馆馆长，由于他迟迟未来报到（后来知道他又回到开封市工作），师绍宗同志既有了工作，我未能积极地将这位素不相识的老战友找回作适当安排，因此造成他半世蒙冤，这是我工作中的一大失误，为党和革命造成了损失。
文革时期红卫兵一下子给他代上三顶反动帽子连续批斗，后来又被公社革委会按历史反革命份子上报县公安局批捕，我作为县革委主要负责人，在审查批捕名单中又突然发现师绍宗的名字，我立即将他除名，使他再免遭劫难。这时，我本应该为他平反，然而由于极左泛滥，我本人多次受冲击，自身不保，不可能全面解决师绍宗的问题。
但师绍宗无论如何忍辱负重，却从来无怨无悔，始终对党忠贞不二，他心中有一种坚定信念：共产党始终是英明的，暂时的乌云决不会永远遮住太阳，伟大的党早晚会为他彻底平反，让他回到党的怀抱。所以，在半个世纪的逆境中，他仍痴心不改，默默地企盼着阳光的到来。他把批斗场当作接受考验和锻炼的大熔炉，常常在批斗大会刚结束，就立即回到修车铺为群众义务修理自行车，而且一坚持就是几十年。一般人很难做到的是：他每到年终都要焚烧一次欠帐本，他说“这样做可以减轻精神负担，有利于身心健康。”他如饥似渴地练习书法，在极艰苦的条件下，竟然逐渐发展成为县、市、省书协会员，作品多次被国内和国际书画大赛入选并获奖，后被聘为多家书画院名誉院长、常务理事，正式入编《当代中国书画名家精典》等国家级图书，这些图书都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等收藏。经专家评审，其作品润格每平尺2600元。他的书法成就为我县、市、省和国家争得了荣誉，但是，他的书法作品从未卖过一分钱，无论谁来求字，他都无偿赠送，为政府、集体、企业和个人书写各种标语牌匾不计其数，同样不收分文。
2000年当他获悉兰考县“焦裕禄烈士陵园”展览大厅特需一辆“飞利浦”自行车作为焦裕禄遗物之一用于展览时，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已珍用了60年的世界名牌——英国产“飞利浦”自行车无偿捐献给了国家，并成为国家级珍贵文物，而他仅要求一份荣誉证书和与一张与这辆自行车的合影照片。村里人说他傻，他却说：“我这件传家宝能有这样一个圆满的归宿，我已经是非常满意了！”
他一生最大的愧疚，是没有给儿女留下任何家产；最大的欣慰，是他把革命优秀传统传给了后代子孙，子子孙孙在非常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一个个都成长成为党和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尤其是他的非常懂事的重孙孙，把每学期的奖学金全部都交给曾祖父，而今年又以全校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入县重点高中。他严格要求子孙中的任何人不能参与赌博，不能染上任何不良嗜好，全家老小，德才兼备，村里人有口皆碑。他把祖训刻碑勒石道：“优良传统承百世，艰苦创业显峥嵘”。横批：“继往开来”。
他的一生创造了全乡四个“第一”：1、“七七”抗战英雄部队上尉；2、本村最早一位共产党员；3、自行车修理技术和技德，享誉豫鲁边区；4、书法艺术达国际水平，他的生平业绩正式入编大型历史献《新世纪——中华老年风采录》、《中国当代杰出共产党人》和《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等，可以说师绍宗同志在社会上完全称得上是一位有重大历史影响的革命人物。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当代杰出的共产党人，建国后竟含冤受屈半个世纪之久，为了恢复党籍和讨还公正，在数十年的逆境中，他矢志不渝地艰苦奔波了53年。在极左时期，他的正当申诉被说成是阶级敌人翻案，招来更严厉的批斗，又报上级批捕。他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只有无可奈何的遭受折磨，每天都在期盼着生命曙光的到来。

初见曙光

1976年，他终于盼来了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拨乱反正的英明政策。1980年，县政府恢复了他“情侦人员”的革命身份，但党籍没有得到恢复。在原地下党领导李荣村、蔡西峰等同志的督促下，他又艰苦奔波了13年，但由于他原所在工作单位开封市鼓楼区与兰考县互相推诿，长期无人受理，党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时，村里有人讽刺挖苦说：“不当反革命对待就够他的了，还想找成老革命？真是黄鼠狼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被几十年奔波折磨得精疲力尽的他，越来越感到：最后能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十分莎茫，正欲停访息诉之际，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从天而降：2000年12月，在革命英雄王志新同志的追悼会上，我看到了师绍宗同志亲手书写的挽联，这让我喜出望外，我立即派人寻求并联系到了师绍宗老同志，这是我二人有生以来第一次见面。我二位都是在原中共南彰区委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的老战友，虽早就互闻其名，并且我先后两次代表组织从死亡线上解救过他的生命，但二人却无缘相会。这些年来，老战友蔡尚友、王志新多次向我介绍师绍宗同志的有关情况，尤其李荣村同志曾写信让我帮助解决师绍宗同志的历史冤案问题。老领导、老战友的嘱托，使我深感责任重大。但由于无能为力，我只能寻找机会向组织作反映。今天与师绍宗同志相遇，实感相见太晚，正互叙衷情之时，恰遇兰考县四大班子领导来参加王志新同志追悼会并顺便拜见于我，我抓住这一难得机遇，向四大班子领导详细介绍了师绍宗同志的革命历史，建国后长期蒙冤和企盼回到党组织怀抱的强烈愿望。县领导极为重视，县委书记朱恒宽同志当场责成南彰镇党委尽快关于为师绍宗同志恢复党籍的报告。2002年，经兰考县委研究同意，县委组织部按中发（1982）24号文件精神向市委组织部发出了“关于为师绍宗同志恢复党籍的报告”行文 。
同时，他的问题受到了原地下党领导和老战友的高度关心与大力支持，李荣村等同志向省委组织部写联名信，督促尽快解决。李荣村同志在信中为他报很大不平！他在“七七”抗战纪念军的老战友孙文涛同志也向兰考县委组织部写出证明，又专门写信督促。原国家安全部部长贾春旺同志专门为他向省委打过招呼。新华社记者鲁保国、韩立宗先后对他进行专访。《中华新闻报》秘书长王炳尧在建党80周年大庆当日对他专访并题辞，称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革命英雄。中央军委中将级离休干部蔡修甫多次电话询问解决情况，他的坎坷经历先后在《汴梁晚报》，中央《保密工作》杂志、大型历史文献《新世纪——中华老年风采录》和《中国当代杰出共产党人》上作过长篇报道，尤其是2003年中组部专门为他作出“酌情处理“的重要批示，中国书协常务副主席张飚同志为他题辞道：“任凭坎坷千里路，向阳青松一片心。”
他的这么一点小事竟受到建国前后各级党委领导和多种新闻媒体的共同关心与支持，实在让他深深地感受到党的无比温暖的关怀，这更加坚定了他要回“家”的决心和信心。
现在师绍宗同志年已85岁高龄，又患严重的“心梗”病，仅靠日服大量“速效救心丸”来维持残生。师绍宗同志53年追求企盼，可以说目前一切条件具备，却迟迟不能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我和师绍宗同志还有其它的老战友都已是风烛残年，为此，我们共同为师绍宗同志向有关组织部门发出呼呼！请尽快把师绍宗老同志接回党组织这个“家”。
无论师绍宗同志最终能否实现回“家”的夙愿 ，但他早已被承认为党的“情侦人员”，而且是一位绝对可靠贡献突出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所以我特别同情和钦佩师绍宗同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事业奋斗到解放前夕，建国后却蒙冤半个世纪，直到1990年才落实为“情侦人员”艰辛历程。他多次受到错误处理，却至今得不到彻底平反。即使这样，他仍无怨无悔，坚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一切全部交给了党和革命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今天，我们学习师绍宗同志的坚强革命精神，对于领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特殊重要的深远意义。他终生坚持追求真理的浩然正气，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崇高品德永远鼓舞和激励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