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秋朗（1924年9月17——）

师哲长女。自1939年开始先后就读于延安鲁迅师范、延安自然科学院，并先后在延安安塞完小和延大附中教书；新中国成立后曾在空军、青岛科技情报研究所（任负责人）、北京工业大学（任图书馆副馆长）等单位从事多种工作，1984年离休。离休后，从事推动徐特立教育思想的研究工作，著有《现代圣人徐特立》一书，与人合著、合编的有《心向延安》、《缅怀林华》、《延河儿女——延安青年的成才之路》等书。 

生命的转折

师秋朗



朝思暮想临头却意外

　　陕北安塞县侯家沟门区政府旁边有一所完全小学，有学生二三百人，这在人烟稀少、文化落后的陕甘宁边区是难得的一所大学 校。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上半年，我母亲和我都在该校任教。此地风景优美。学校在山半腰，山下一条清澈的河，在石板河床上潺潺流过。对面半山腰有一条小路，陕北老乡赶着毛驴，横坐在驴背上，放开嗓子唱着“信天游”，十分惬意。沿河边有一条不显眼的公路直通向革命中心——延安。说它是公路，是因为可以走汽车，但并未经过正式修建，说它不显眼，是因为一年到头也不见得会有一辆汽车通过，路的界线并不分明。
　　1940年5月的一天上午，学生下了课在室外唱啊，跳啊；校长和教员们也在崖边远眺、交谈。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山峦已经复苏，满目青翠，红花点点，一派勃勃生机。这时，远处来了一辆罕见的汽车。这辆车经过学校山脚下不继续前行，却拐了个弯向学校驶来。显然，汽车上的人要到学校来。这时，我们不只是新奇，甚至有几分惊奇了——汽车上不可能是一般人，肯定是首长，可是他们到这普普通通的小学来干什么？校长赶紧亲自摇铃，把学生都赶回教室，准备迎接首长。
　　从汽车上下来5个人，穿着都一样，但从风度和他们行走的位置可以看出是三位首长，和两名警卫员。另一名警卫员留在车上。当时我们不认得这是什么汽车，后来才知道那是宋庆龄送给毛主席的救护车。三位首长是任弼时、李富春、王首道，他们是为党的“七大”选会址，去安塞的真武洞视察途经此处的。
　　三位首长到办公室坐定之后，其中一位问道：“你们这里有叫贾静春的吗？”
　　校长回答：“没有。”
　　我母亲在一旁插话说：“我是贾静春。”看到校长疑惑的神情，她解释说：“我在家里叫贾静春，参加革命以后改名贾醒先。”
　　首长又问：“有叫师秋兰的吗？”
　　同声回答：“有。”
　　师秋兰是我的原名。我对给女孩取花呀、草呀的名字很反感，参加革命时就要改，但母亲坚持不肯，留着这个名字为的是我的父亲终有一天会找我们。她对自己和丈夫十几年的离别有着各种思想准备，但她坚信他不会不认自己的女儿，所以她改了名字，却不让我改。现在，这一天来到了……
　　任弼时伯伯问我母亲：
　　“你的丈夫在哪里？”
　　母亲答：“去苏联15年了。”
　　首长们全都轻轻地“嗯”了一声。任伯伯又问：“你想见你的丈夫吗？”
　　母亲说：“想见，他在苏联可怎么见得着呢？”
　　任伯伯以极其轻微的声音说：“他回来了。”
　　这声音在母亲听来，却像五雷轰顶……
　　父亲、母亲自幼青梅竹马，他们都在外祖父办的学校里读书，男校、女校一墙之隔。由于有点亲戚关系，二人两小无猜，常在一起。
　　外祖父是清朝末代举人，但对清朝腐败不满，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并在县里首创女校，在当地较有威望。他提倡女子不缠足，自己的女儿带头不缠足。母亲自幼天资聪颖，14岁时已是县里有名的女才子。
　　外祖父的进步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教育女儿的仍然是封建的伦理道德，我的母亲尽管能写会画，她14岁丧父即辍学，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她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16岁时由母亲包办和只有15岁的丈夫成了婚，从此便做起贤妻良母。
　　结婚对于男人没有影响。我的父亲婚后照旧在外上学，在社会上闯荡。
　　1924年秋，我来到人间。父亲年终回家，见到自己四五个月的女儿，爱不释手，说：“我真想把她玩、玩、玩、玩成个圆弹子。”却只玩了几天，此后一别15年。
　　1925年，父亲参加了富有正义感的冯玉祥和胡景翼领导的国民军二军。同年一、二军各选派25人去苏联学习军事，他被选中。到苏联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
　　父亲兄弟姐妹7人，他是长子。他走后，母亲在家里孝敬公婆，侍候祖母，一大家人的吃、穿、戴都出自她一人之手。日日夜夜做不完的活，睡眠不足；祖父还要经常发脾气，把他的一切不满都撒在我母亲身上，母亲把委屈埋在心里；思念丈夫，不免落泪。她患了严重的眼疾，经常牙疼，疼得她团团转。这一切都不能影响她该干的一切事情。大姑出嫁，叔叔们一个一个娶亲，都要她操办。祖母后来常年病卧在床，她又代替婆婆当起了家。
　　1936年，我们村要办女校，需要请个女先生，找来找去找到我母亲的头上，但是祖父不答应。村长三次上门都遭到拒绝。大姑背地里给村长出主意：“你把聘书放在我们家门口的土地佛龛里。”原来，那时当地有这样一种风俗：求亲时，如果对方不肯答应，而这一方又非求到不可，便将求亲的聘书放在对方的土地佛龛里，对方便不得不答应。大姑将此法沿用于聘教师上。祖父早晨去开院门时看到了佛龛里的聘书，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只好答应了。
　　母亲离开锅台，走上讲台，对她来说，多少是一点解脱。但是微薄的薪水几乎全部给了祖父，还要常给弟妹、侄子买东西。为了只给他们买而不给我买，我生妈妈的气。
　　祖父吸食鸦片，家产渐渐进入了那个小孔变成了烟雾，家境每况愈下。母亲那点薪水，对他无济于事。他想来大钱。他经常背着我母亲，却又让她能听见，骂她“守活寡”、“绝门鬼”。二婶因为生了男孩而得宠，便肆无忌惮，常常乘我母亲不在家时，无缘无故辱骂我，我只要还她一句，祖父就操起杠子要打我，亏得小姑姑的救助，才保住了小命。为此，有人劝我母亲改嫁，也有人劝母亲把我卖去当童养媳。
　　母亲对家人的咒骂只当没有听见，别人欺负我，她只当不知道，她忍辱负重，默默地等待我长大；不为那些出于好心还是恶意的劝说所动。只有一次，她认真地争了一下男女平等。那是祖母去世后办理丧事时，我已14岁。按风俗和族规，为亡人抱纸瓮的必须是长子或长孙，没有女人的份，而这时长子（我的父亲）不在，又无长孙，本该次子（我的二叔）担当此任。但母亲决定让我抱纸瓮，并向家人简单宣布：“我的女孩和男孩一样！”意外的是，从族中老人到我的祖父和叔叔们竟无一人提出异议。我想其中原因：一是母亲的社会地位，教书先生是很受尊敬的；二是经济实力。祖母的一切穿戴装殓全都是母亲一手操办的，就是借钱，也只有她借得到，其他人还能说什么？
　　在这个家里，祖母是惟一公平待人的人。她受尽了女人的苦，她不重男轻女；她受丈夫扼制，对任何事情都不能作主；她病卧在床，一切都无能为力。但她是公平的象征。她的去世，使我悲痛欲绝！我抱着纸瓮，扶着灵柩，把亲爱的祖母送到长眠之地。我觉得公平和她一起被埋葬了。我怎样痛哭也不能挽回了！
　　母亲不为一切蛊惑所动，原因之一是为了祖母，没有我母亲，她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只有一种说法使母亲犹豫过——有人说，“半夜拿擀面杖在水缸里搅，秋兰爸就会心神不安，他就该回来了。”母亲将信将疑地半夜起来，摸到擀面杖，走到水缸边。但她又想：“这是迷信，不会的。如果没有作用，我何必去搅；如果有作用，搅得他心神不安，而他又回不来， 岂不害了他？”她把擀面杖放回原处，又回到我身边躺下……
　　现在，丈夫回来了，他回来了！天啊，这是真的吗？这一天真的来到了吗？！喜从天降，她却不敢相信。
　　首长们来到时，我正在宿舍里。忽然，母亲气喘吁吁地跑来，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快去！你爸爸回来了，快去！”不由分说，拉起我就走。我以为来人中就有我的爸爸。不过，我一点也不激动，我根本不知道我有个爸爸会是什么样子，我从来也不想爸爸。我参加革命以后，时常思念村边的那棵老槐树，却从来没有思念过爸爸。
　　我到了首长面前，任伯伯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了。李富春伯伯又问我：“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我爸爸有好几个名字，我随便说了一个：“师懿哉。”
　　王首道说：“现在的名字少了中间一个字。”好像就算我说对了。
　　其实我父亲“师哲”这个名字是他同周恩来、任弼时等一同归国的途中，周恩来建议他改的，任弼时知道，王首道不知道，南方人又对“哉”、“哲”二字发音相近。
　　首长们站起身要走了，任伯伯说：“你们准备一下，我们去办点事，下午返回来接你们去延安同亲人团聚。”
　　下午如约上了汽车。首长们夸 我们自己走上了革命道路。可是母亲晕车，无法谈话，我则心里感到惭愧……

不懂革命仍然要革命

　　我在想：我哪里懂什么革命？！自己到了边区，就以为是共产党了。想到此，就觉得脸发烧。我参加革命，完全是为了个人的自由解放。我痛恨我那个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我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母亲当了小学教员，环境应该有所好转，可是不幸的事接连发生。1936年四叔因共产党嫌疑被捕入狱，花了不少钱上下打点，也未能把人救出来。根据“双十二”事变后同蒋介石的谈判，他应该释放一切政治犯共同抗日，可是迟迟至1938年四叔才被释放。四叔到家只停留了两天就去了陕甘宁边区的鲁迅师范。二叔在北平，无固定职业，生了病还要家里接济，所有这些，都要我母亲筹措。
　　我本来在县里女子高小上学，由于家里出了这许多事，母亲只好送我到附近的第三高小（男校）去旁听。但在这里受到一些坏同学的调笑，我很气愤，却无力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母亲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教师联合会。我便不去上学，跟着母亲到处宣传抗日、搞募捐，在庙会上我登台演讲。紧张得自己都听不见自己说了些什么。
　　1936年红军北上的后期，有一部分经过我们家乡，他们不进老百姓的家，老百姓主动给他们烧开水。他们只在墙上写了许多大标语匆匆上路了。我难忘乡亲们站在村外引颈远眺的情景！他们多么盼望这支军队到来啊！哪怕只是路过一下！这是我对共产党、红军的第一个印象。那么我的父亲是共产党，无疑是个好人。
　　1938年初，忽然接到十几年毫无音讯的父亲从欧洲寄来的信，还装着一张报纸，这报纸一面是中文，一面是洋文。母亲拿着信，手不住地哆嗦，全家人围在一起听她读信，她声音发颤，眼泪不断模糊她的视线。信上说让我们到延安去，到保安去。按当时狭隘的理解，认为我父亲已经或者将要回到延安、保安。于是母亲怀着急切的心情，带着我匆匆上路了。
　　走了几天山路，到了瓦窑堡，这里驻扎着红军，红军里有不少女兵，看起来略显粗野，但她们是真正的人，是站着的人，是昂首挺胸的人，是完全同男人平等的人。我非常羡慕，多么希望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
　　听人说这里住着一个军长，这可是个大官，母亲决定去拜访。我们找到他的住处——一个普通的窑洞，里面只有一张床，床上是单薄的被褥，一张桌子，上面放一台电话，一条长凳，两个小板凳。接待我们的大概是警卫员，他说首长在打篮球，让我们等一会儿。我们坐在长凳上等着。过了一会儿，首长回来了，他一面同我们谈话，一面坐在小板凳上洗脚。他自我介绍说他叫“贺晋年”。母亲说明了来意，贺军长非常热心，当即安排由兵站派毛驴把我们转送到延安。
　　到了延安，我的眼睛不够用了，一切都新鲜。虽然各方面显得简陋、粗糙，但人人兴高采烈，一切是那样的有生气，我感到眼前亮堂了，呼吸畅快了。寻找父亲，早已被我抛到几霄云外，那完全是母亲的事。
　　由于我们只知道父亲在家里的名字，不知道他在苏联的名字，组织上查找的结果是：已从苏联回国的没有此人，在苏联尚未回国的，一时又查不到。几年之后肖劲光对我父亲说：“曾有一中年妇女带着个女孩找她的丈夫，但因为只知道你在苏联的名字，而不知道在家里的名字，所以未能帮上忙。”
　　没有找到父亲，祖母又病卧在床，母亲放心不下，还是回家。组织上又给我们安排了一切返回的事宜。
　　回到家，我像小鸟放飞了一下又重新被关进了笼子；我像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又重新掉进了恶臭的深渊；我像看到光明之后又被锁入黑屋子。我再也不能忍受，一天也不能忍受！而这时国民党镇压抗日、反共限共更加嚣张。母亲又让我去高三听课，到了学校正遇上学生出的壁报因宣传抗日被“查学”的撕得粉碎，校长受到训斥，几位受学生爱戴的先生被逮捕，有的以“共产党”的罪名被杀害，学校笼罩着恐怖。这个学我绝对不上！于是我一方面帮助母亲教妇女识字班，一方面想办法再到边区去。我向母亲要求，继而哭、闹，她就是不答应。我给在鲁迅师范的四叔写信，说我要去。四叔回信却给我母亲，母亲收到信也不让我知道。后来知道四叔的信是介绍那里情况，并鼓励我们去。我无可奈何之下，给母亲写了个纸条“我要走了”放在桌上。母亲怕我偷跑了，而且这时祖母已去世。这个家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于是母亲便决心同我一起走。1939年1月3日我们到了陕甘宁边区枸邑县的鲁迅师范。
　　鲁师的学生都是国民党地区来的热血青年，而韩城人约占一半，人称“韩城师范”。这里抗日救国的声浪很高，课程很新鲜，教员、学员打成一片。我觉得到了天国，十分满足。除了好好学习担负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可想的了。
　　母亲和我被编在一个班里——第5期。母亲被选为学习班长，我负责壁报和文娱，音乐教员因故不能上课时，我就替她教唱歌。纪念“三八”节，我和母亲同台演出《新女性》。教员喜欢我上课时能提问题，指导员喜欢我在生活会上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学习班长的家长作风。
　　这年四五月间，国民党闹磨擦日甚，同学外出常遭顽固派的袭击。我们常常被迫在夜间转移，每次转移，我都把壁报装在自己的背包里，每到一地又挂出来，壁报在同学的支持下，总是准时更换。
　　在转移的路上，有一天指导员找我谈话，动员我入党。这一下我可糊涂了！我想：“我到了边区，不是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吗？还入什么党？”这话没有说出来。那时候党组织不知哪里去了，母亲很快就入党了，而我不知道，只是形影不离的母亲有时不公开，一两个小时无踪影。“她是班长，当然有工作”，我这样给自己解释。自从指导给我提出入党问题之后，才多了一个要搞清楚的问题：我为什么还不是共产党？这个党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看不见？我要不要入？在这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坚决不入。指导员数次谈话，毫无结果。此后不久，便限制了入党年龄必须满18周岁。

宣誓入党获得新生命

　　汽车开到杨家岭山脚下，有人搀扶着晕车的母亲，我跟在后面上了山。到任伯伯家，陈琮瑛阿姨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方面让母亲好好休息，一方面派人去叫我的父亲——他正在马列学院给几百人上大课。当告诉他家里来了人，要他回来时，他有点生气地说：“来了人让他等一下，我总得把课讲完！”
　　下了课他回来，琮瑛阿姨到半山坡迎着他，很神秘地、笑眯眯地说：“师哲，你到我家里去，看看谁来了？”
　　爸爸上了山，几十米的路上，已被许多人围上了，随他进来的是一片欢笑声、玩笑声和逗趣声。周恩来同志也在其中。爸爸一时不能明白是怎么回事，当他知道眼前是离别15年的妻子和女儿时，却不知是怎样突然降临的。任伯伯向他解释说：“你不是在寻找你的妻子和女儿吗？你不是说老家来信说她们可能在安塞一个小学吗？我们今天经过那里发现了一个小学，就去查访，她们果然在那里。”爸爸表示了感激之情。人们像闹新房一样热闹，我傻呆呆躲在角落里不知所措。
　　此后几天，我们差不多每天在琮瑛阿姨家里吃饭，她问我们家的情况、参加革命的经过，不过我的话很少。
　　我和妈妈第一次被分开了。有个爸爸实在没有什么好处！我晚上同一位不认识的女同志住在招待所，早上到爸爸的门外，模糊地喊一声“爸爸”，他开了门，我进去，然后这一天我就很少开口了，更叫不出“爸爸”。邓发同志曾几次对我说：“你要多叫几声‘爸爸’，把十几年的补上。”
　　几天之后，母亲仍回工作岗位，我留在爸爸身边。从此我这已经当了教员的干部，又缩回去成了孩子，比许多同龄人矮了一辈。我在人们眼里不再是干部，而是“干部子女”。为这些我很不甘心。
　　在爸爸那里看到他带回来的许多照片：工厂里的大机器、田野里的康拜因、欢乐的男女大学生……啊！这就是我们的明天。
　　开始时爸爸对我很迁就，可能是为了建立感情吧。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又来了，有一次母亲要用一下我的笔，我脱口而出：“你尽剥削我。”爸爸在一旁听见了，问我：“什么叫剥削？”我脸红了，答不上来。爸爸解释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我感到很惭愧，连剥削都不懂，还革什么命。从此再也不敢乱用名词了。
　　又有一次爸爸问我：“要是派你出去工作，又被敌人抓住了，说你爸爸是共产党，你妈妈是共产党，你是个小共产党，你怎么办？”
　　我心里想：无非一死，我根本就不怕死，我在家里就知道他们残忍地抢杀共产党人；我和母亲参加革命也是冒死前来的。我们走到临潼时，休息了一天，母亲和我在街上蹓哒，母亲是她当教员的装束，阴丹士林布旗袍，胸前佩戴着一枚蓝色证章，那是我在县里妇女训练班学习时的证章。这引起了一个国民党军官的注意，他来到我们面前，特别盯住了那个证章，由于妇妇面前不好离得太近，所以他看不清证章上的字，不知他是怎样误解的，盯了一会说：“哦，你们是一师的。”母亲说“是的。”他就走开了。我们继续往前走时，母亲换了农妇的衣服。到了三原县境内，在和边区交界的一个山乡小店过夜，店主人一面安排一面嘟囔：“天下不太平，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跑什么？这里过路人常有被抓走的，不是枪毙，就是活埋，说他们是投奔那边的。”夜里，果然一群兵狂呼乱喊冲进店里，枪栓哗啦哗啦一阵乱响，说要查店。查到我们。母亲说带孩子走亲戚，就这样混过去了。
　　我想着这些。可是爸爸下面还有话：“敌人说边区那样苦，你们何必在那里受苦？你怎么说？”我只知道不怕死，从来没有想过还要回答敌人的问话。仓促之间，我说“边区是苦。”言下之意是“我愿意”，也没有说出来，爸爸说：“边区苦是苦一些起，但是边区真正抗日，边区的人民当家作主，边区有民主、有自由。”我一听，这不正是我心里的话吗？怎么就不知道说呢？我又一次感到惭愧。这时我更加意识到做一个革命者不容易，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更不容易，我懂得太少了。
爸爸患了严重的肠炎，无力地躺在床上，还要工作。当他翻译季米特洛夫1933年在莱比锡被诬告火烧国会案中变被告为原告那本书时，他卧床口译，我伏案抄写。我被季米特洛夫的坚强、镇定和机智深深地打动了，同时我要想自己能不能做到。
住在杨家岭期间，首长们常常晚饭后到沟口、延河边散步，我有时也跟着，从他们的谈话中不时听到一些同志在狱中受到非人的折磨而宁死不屈的事。我暗暗地认真权衡自己：死，我不怕，但是敌人往往不让你痛痛快快地死。利诱，我相信自己不会为之所动，可是皮肉之苦？长期的皮肉之苦呢？我对自己没有信心。转念又想：那些坚强的战士不也是血肉之躯吗？他们怎么挺得住？我和他们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差距，消除了这种差距，我也能做到。我认为这是我入党的主要障碍，与其经不起考验而背叛党，不如压根儿就不入党。
　　过了几个月，我上了自然科学院，在学校看到一本《烈士传》，我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我觉得烈士的精神力量灌输到了我的全身，这精神来自对被压迫人民的真挚的爱、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对理想的坚定信念，我对自己有了信心。
　　常听人说党有铁的纪律。对于我这个追求自由解放的人来说，这“铁”字受得了吗？当我读了党章，了解了纪律的内容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铁，因为这正是我所要做的和所希望的。
　　我决定申请入党。可是自然科学院的党组织开始时也不公开，我不知道申请书交给谁。不久，党组织公开了，原来班上那些最起模范作用、在同学中最有威信、最能团结同学的人都是共产党员。面对他们，我又自愧不如，把申请入党的手又缩了回来。我在行动上向他们学习，争取他们的帮助。经过努力，终于羞羞答答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43年3月19日，当我18岁半的时候，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在红旗下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永不叛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