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德清，生于 1927年，1938年1月参加抗日游击队秦赖支队，1939年3月入党。战争年代曾在八路军和地方党委任勤务员、宣传员，做文秘、政治工作。全国解放后曾在山西省委党校学习文化。此后在太原市委和山西省委从事组织和纪律检查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她与丈夫、原省委书记王大任共患难，自己也遭受迫害，被审查七年之久，恢复工作后仍做纪检工作。1980年调吉林省纪检委任专职委员。离休定居太原后，主编60万字的《烽火太行半 边 天 》，于2005年出版。

　　参加八路军

　　师德清的家在太谷县小白乡上庄村。1937年冬的一天，村里来了5个伪军逃兵，街巷里都关了大门不敢出声。逃兵用枪托砸开了当铺的门，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抢劫。恰好当时有抗日游击队的3个同志在村里，听说此事直奔当铺。逃兵胆怯心虚，很快就被制服了。村民们纷纷打开家门，随着人流涌向一片小小的空地。师德清也挤在人群里看热闹，那一年她才10岁。只见一名抗日游击队员站在高处，声音洪亮地说：“老乡们，别害怕，我们是红军改编的第八路军，是为老百姓办事的，是专门打日本人的！这些逃兵借战乱祸害百姓，我们一定要处罚他们。希望你们了解抗日游击队，参加游击队，大家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说完，游击队员就押着逃兵出了村往东边去了。师德清听到人们说，看来共产党是为咱老百姓办好事的。这是她对八路军抗日游击队的最初印象。

　　师德清的父亲是普通的半农半商的买卖人，但在她7岁之后，家境迅速衰败，以至于到了常常是揭开锅盖却无米可下的地步。她被迫辍学，再往下的命运也许就是被卖去当童养媳了。她的舅父当时是抗日游击队侦察员，常到村里动员大户人家为抗日出钱出粮。她家成了舅父的据点。她的父母提出要上山投奔八路军，因为她舅父说只要是愿意抗日的，八路军都要。

　　1937年11月，太谷县城被鬼子占领了。1938年初，她随父母跟上舅父走了好远好远，在山里找到了抗日游击队。她父亲当了大队部管理员，母亲去了被服厂。舅父想让游击队也能收留她。“不行。这么小的女娃娃，行军时跑得动吗？”管招兵的干部看她瘦小的模样，口气很是坚决。她听到这句话，眼泪顿时就流了下来。一个女游击队员走到她身旁，一边为她擦眼泪一边说：“小娃娃，你哭什么？有甚委屈的话对我说说。”女游击队员的这句话，仿佛一下触动了她内心所有的委屈，她居然哭得泣不成声。这没有任何语言倾诉的哭泣，比哭诉更为悲恸。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年代，一个普通农家破败的悲剧也许就凝结着那个时代悲惨的印迹。一个11岁的女孩子，如果有几分奈何，怎么会出来当兵呢？无言的哭声一定引发了那位女兵和招兵干部的心事。女队员说：这娃娃哭得好可怜，就收下试试吧。招兵干部不再作声。

　　她穿上军装，系上腰带，打上裹腿，成了一名小战士，当了勤务兵。

　　烽火情谊

　　游击队天天出操、唱歌，还上课。她太珍惜这新生活了，每天乐呵呵的，干活十分勤快，白天打扫卫生，油印材料，送文件，跟随大姐们到村里去做宣传。到晚上，一上炕就睡得什么都不知道了。有一天早上起来，她发现自己尿了炕。她和翟英大姐合铺着一条线毯，于是胆怯地不敢下炕。翟英走过来盯着她的眼睛笑着说：“小鬼，是不是犯错误了？没有关系，晒晒就好了。”从那以后，翟英总是在入睡前提醒她去上厕所。上课时，她有太多不认识的字。下课后，刘韵大姐手把手地教她写生字。有一天，刘韵从兜里拿出一本小字典送给她，她当时就高兴得蹦了起来。这本小字典陪着她度过了战争岁月。“1938年的一个夜晚，鬼子进村了，枪声响成了一片。子弹仿佛在耳边嗖嗖地飞过。我每次行军时除了要准备自己的背包、干粮袋、手榴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必须背上两盏油灯和打饭菜用的两个洋瓷盆子。正在我手忙脚乱时，翟英大姐跑进来一把拉上我就跑。我说还没有拿上油灯呢。大姐惊呼道：快跑！我们在黑暗中不停地跑，也不知道摔倒了多少次，一会儿跌到河里，一会儿闪到沟里。天蒙蒙亮时，我才看到大姐跑丢了一只鞋，我也丢了背包。幸亏我们的交通队借着天黑主动还击，鬼子摸不清情况，没敢深入追击。”师德清说起这段与翟英大姐生死与共的情谊时，仍然激动不已，就仿佛是昨晚发生的一幕。

　　1939年春天，鬼子对辽县县城进行轰炸。一天，她正提着壶去打水，警报响了起来。正当她迟疑时，特委组织科长周璧飞跑出来追上她，夺过水壶扔掉，拽着她就跑。随着炸弹落下的怪叫声，周科长一把将她推倒在地，炸弹在身后轰然炸开，掀起的土厚厚地盖在他们身上。她事后常常对人说：“若不是周璧科长，我那时就没命了。”

　　那时，每当鬼子撤退后，她在随部队转移时，看到凡是鬼子扫荡过的村庄，百姓的尸体横陈，幸存的妇女坐在地上哭诉着，而那些老年人则愁容满面地在一片残垣断壁的废墟中寻找着什么。在1941年反“扫荡”中，她得知在太行军区二分区卫生处任会计的父亲惨遭鬼子杀戮，还被肢解了尸体。

　　在血与火的面前，她一天天地成熟起来，不仅知道了要感恩大姐大哥，而且懂得了抗日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她决心与自己的部队一起抗战到底。

　　特殊任务

　　1939年的一天，从前线回到特委机关驻地的女县委书记陈舜英想在开会期间洗个澡，于是领导指定师德清提点热水来。她烧了热水，放到房间里，并关上了门窗。但陈舜英就是迟迟不肯脱衣。同屋的一个女干部催她，而陈舜英朝一个光头小子那边使了使眼色，意思是让这个小男兵出去。当时那位干部就笑弯了腰，原来那个剃了光头的“小男兵”就是师德清。鬼子的扫荡反复无常，师德清长期和衣而睡，也没有条件洗澡，故而就生了虱子和疥疮，于是索性剃了光头。一边是白天黑夜的急行军，一边是枪炮声和死亡的追逼，这就是战争。一个本该是最爱美且具有极其敏感羞怯心理的小姑娘，却在战火之中无法顾及自己性别的标志。师德清和她的女战友们常常在晚间关上房门，脱光了衣服，忍着剧烈的疼痒，在火边烘烤身上的疥疮。

　　1939年3月，她宣誓入党了，那年她才只有12岁。

　　师德清心地善良，干活勤快，会照护人。入党一年之后，组织上派她去照顾一个患精神疾病的女干部，当时患者病情十分严重，失去说话能力。她立即本能地对领导说：“不敢去，怕她打我。”但领导说：“党员就应该服从决定，试试吧。”她便不再推脱。病人常常到野外跑，有时跑到陡崖边上了，被老百姓高声喊着，才停下来。师德清常常吃力地抱住病人，而病人则用脚使劲地踩她的脚，并用手在她的胳膊和身体上留下带血的伤痕。特委驻地与医院相距30公里，她定期要步行去医院取药。有一次，就是那位把她误认为男兵的陈舜英看她来回太辛苦，就派了马夫让她骑着马去医院取药。没想到路上马受惊了，将她摔到了沟里。她的左臂肘关节脱臼不能动了，当时找了一个放羊的给捏了捏，又赶上鬼子扫荡，就耽误了治疗时机。再后来做了两次手术，也没有办法复原，落下了一个伤残的左臂。在伺候精神病人近半年的时间里，她苦恼过，半夜里也流过泪。但是，哭后又发誓，一定不能辜负党组织的期望，要照顾好这位病人。后来，被她精心照护的病人恢复了说话能力，精神也正常了，回到了自己丈夫身边。师德清圆满地完成了这一特殊任务。

　　主编《烽火太行半边天》

　　解放后几十年间，烽火岁月的战友情谊始终萦绕在师德清心头，成为一个情结。她觉得，媒体对战争年代的女革命者宣传得很不够。她认识的好多大姐，在战争年代赫赫有名，连命都不顾，可在解放后却默默无闻。76岁那年，她作出了一个决定：要为烽火岁月的女革命者编一本书，为她们扬扬名，让后代铭记她们的事迹。她又像战争年代那样，开始了一次长久而又艰苦的行军。

　　她首先去了北京，向曾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同志做了汇报，又拜访了好多当年的大哥、大姐。曾担任过全国妇联副主席的杨蕴玉大姐对她说：“你如果能完成这个任务就太好了，我们都80多岁了，只能由你来挑这个重担了。”随后，她联络几位大姐向老战友们发出了倡议书，赵德尊老人最先响应。她到山西省图书馆、史志院翻阅材料；多次去晋东南、晋中、河北、河南等地的革命老区，寻找战友和她们的后代。

　　2005年8月，由师德清主编的《烽火太行半边天》正式出版发行。全书近百篇文章，60万字。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同志为该书写了序言，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彭佩云、顾秀莲等多位资深老干部为该书题了词。书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在师德清老人家里采访时，正值酷暑，而她左臂关节的伤残处却带着一个厚厚的护套，透过护套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那严重变了形的肘关节。她说，想写的内容很多，但近来发现精力不支了，“文革”期间落下个失眠的病根，夜里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我很惊讶。面对我的疑问，她说，那时她的丈夫王大任同志在监狱里住了整整3年。

　　王大任同志1968年在狱中曾写过一首《写给德清》的诗，诗前写道：“德清出生之年乃中国大革命之年，她11岁于1938年初随舅父上山参加革命整30年。13岁左臂因公负伤，终身残疾。”诗如下：“从军革命年始龀，追随组织为人民。卅载奋斗如一日，独臂抖擞葆青春。浑厚热忱待同志，勤奉职守尽忠心。饥寒饱暖念老幼，茹苦何尝顾自身。”我想，这正是师德清老人一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