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解放街，长在文胜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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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师克强
昵 称 生在解放街
性 别 男
生 日 1964-08-11(农历七月初四)狮子座辰龙
现居住地 甘肃省兰州市

（2010-05-19 10:59:52）

1949年9月5日，彭德怀的大军凭着解放兰州的威猛之势乘胜追击，一举解放了我的家乡靖远。
1949年9月11日出版的《大众日报》在头版报眼位置据“新华社西北前线9日电”，以《我军解放靖远县城》为题转载了这条消息。
当时，解放军是从南门进的城。据父亲讲，打开城门并组织老百姓带着慰问品欢迎解放军进城的老先生，是他连襟的父亲。
这位性格豪爽、仗义疏财的开明绅士在家乡人眼里，的确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他是民国时期靖（远）、会(宁)、海(原)三县“青帮”的帮主，帮内人称“大爷”。他家中养着许多“闲人”，光吃饭不干活，有的甚至敢和“大爷”随便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他好结交八方朋友，他家开的店（客栈）中，各路朋友乐不思蜀。
老先生还收留过一位四川籍的“西路军”战士，解放后老先生给足这位战士盘缠，送他回了老家。
抗战时，老先生家接待过盟军飞行员。那年，一架执行任务的美军飞机由于机械故障迫降黄河边的一片荒滩上，老先生派人将飞行员接到家中款待。为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老先生还请来担任县中学英语老师的加拿大传教士艾正道（汉语名）当翻译。同时，老先生派人积极联系省城的“八战区”司令部；直到“八战区”派人接走了飞行员、派车拖走了飞机。
正是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先生，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毅然打开南城门，把解放军迎进了靖远城。
这位仗义疏财、行善积德的老先生解放后安享晚年，于1962年无疾而终。许多邑人后来感慨：老先生如果活到“文革”，肯定要遭大罪！但生活恰恰不是由假设构成，积德之人，必有厚福。
老先生的长子正是我父亲的连襟，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中期，他和我父亲在兰州国民党“八战区”司令部举办的文艺训练班毕业后，一同去了绥远的抗日前线，在傅作义将军麾下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和他俩一同去绥远的，还有青年画家杨丁东。半个世纪后，我在兰州多次采访过杨老先生并和他成为往年之交。
至于老先生的其他后嗣，解放后大多当了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务作稼穑。改革开放后，老先生的次子以及他的子女开始经商，在家乡独创“二元卤鸡”（老先生的次子名叫“宋二元”），一时声名鹊起，名震陇原。此乃后话，按下不表。
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南街跨过。因此，这条街在解放后的好多年中一直叫“解放街”。
其实，听父辈们讲，解放军进靖远城前，守城的国民党官兵弃城而逃，城中留守的兵士已所剩无几。据父亲回忆，靖远解放的那天凌晨，只听到零星的枪响和一两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根本没有“兰州战役”打得那样惨烈。
“解放街”的中段解放前住过一户大户人家。主人姓武名库，咋听都是个火药味很浓的名字，其实他本人却是个很儒雅的绅士。武库原籍会宁，据说他家在会宁是数一数二的大户，有许多房产和田地。武库在兰州上完学后到靖远当官，在“解放街”中段置了“两进两出”的两座“四合头院”（四合院）。诚然，父亲给我讲的明显有点夸张。武库的所谓“两进两出”，其实只是一座前院（四合院）套后院（普通平房）的院落罢了。前院我没见过（解放前已毁），据说曾被国民党的“七二旅”征用为旅部。后院（解放前是住下人、存放杂物的地方），解放军进城后成为临时团部，再后来就成我们几家人合住的大杂院。
“七二旅”在许多老靖远人的概念中纯属怪胎。“七二旅”没旅长，它的掌门人是白师长。白师长大号叫白海峰，蒙古族，据说是成吉思汗那一脉传下来的。白师长手下有位姻亲叫云泽，他是位中共地下党员。不光是他，听说连白师长的夫人也和共产党过往甚密。
后来老蒋密令白师长处决云泽，白提前放走了云泽，还瞒天过海地糊弄“委员长”说“共产党大大的狡猾”。
云泽何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乌兰夫！云泽是他闹革命时的化名，后来他当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靖远的一些乡贤还积极筹备着和他取得一定联系，为家乡谋点福祉，但最终未果。
白海峰解放前率部起义，投奔了共产党。解放后，他担任西北民族学院第一任院长。
武家的大杂院当解放军团部时，我一岁多的二姐每天还端着自己的小木碗，从附近的姥姥家跑到这里要解放军的饭吃。每天母亲做好饭盛给二姐，二姐都毫不犹豫地把饭反扣在自家的案板上，然后摇摇晃晃地去团部吃解放军的饭。
多年后母亲回忆当年的情景仍记忆犹新：“有一次解放军吃肉包子，你二姐吃完后人家又给了一个。——那个包子可真大，把你二姐的木碗填得满满的，还露出半截呢！”
母亲对住在武家院中的解放军印象很深：“那些兵娃娃对人很客气，很有礼貌。行军打仗很辛苦，他们眼中都布满了血丝，看起来乏塌塌的。”我第一次听母亲这样说时，还指责母亲“污蔑解放军”。在我心目中，解放军战士个个都威武挺拔、精神饱满。岂不知这些解放军在“兰州战役”中都经受了极其残酷的血与火的洗礼；即便战场上没负伤，生命也严重透支了。他们中的大部分在靖远略作休整后，还要挥师西南，解放四川。
武库是1960年死的我那个大姐的干爸，所以解放前两家人走得很近。所谓的近，主要是父亲走武家走的勤。母亲不愿意去武家，除非万不得已、的确出于礼节的需要，母亲才勉强去一趟武家。母亲不愿意去武家的原因很简单：武库的老婆是个“野狐精”（狐狸精）。这个人小武库近二十岁的老婆，据我现在分析，她是小妾，武库的原配应该在会宁老家。武库成天在外忙公事，留漂亮小妾在家中自然不放心，便盯叮嘱一个可靠的老妈子暗中监视小妾。可小妾并不知情，只要武库一出门，就急不可耐地去我姥姥家串门儿。我父母当时没房子，住我姥姥家。小妾去我姥姥家串门的目的很明确：见英俊潇洒的我的父亲。父亲小武库十多岁，当时三十出头，风华正茂。小妾不满足逐渐衰老的武库，就频频地骚扰我父亲。可小妾万万没想到：在她眼里貌似风流倜傥的我父亲，却是个“油盐不进”的主儿。任凭小妾百般挑逗和引诱，我父亲“我自岿然不动”。小妾只能忧怨地悻悻而归......
很多年后，我背着父母猜测：武库的男性生理有缺陷，他的小妾只是他生活的一件装饰品而已。
我家住进武库家院是土改以后。本来我家以“自由职业”的成份不可能在土改中分到房子，可母亲硬是多次跑有关部门，总算从姥姥家搬出来，住进了武家院。
这一住，一直从五十年代住到1971年。三姐、“喽喽”姐（1960年少亡）、四姐、哥和我都出生在这个院
解放后武库回到老家，靖远房产被政府没收。“文革”中，武库遭到残酷批斗，生死未卜。不过以会宁在“文革”中是定西地区的重灾区而言，武库凶多吉少。
大杂院人家的日子过得很清苦，但大杂院孩子们过得很愉快。你说是“黄连树下弹琵琶”也好，或者你说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也罢，反正大杂院的孩子个个无忧无虑。
大杂院里“大娃娃头儿”（孩子王）的交椅，一直被后来成了我二姐夫的“常虎儿”独占，而且一直无人撼动，直到大杂院解体前夕。“常虎儿”坐第一把交椅实在是众望所归：论年龄，他最大；论膂力，他第一；论个人才干，他鹤立鸡群。的确，这“常虎儿”不当老大，谁敢妄想?!——简直有“不当不足以平民愤”的呼声！乖乖，“常虎儿”必然是振臂一呼天下相应的巨擘。舍他其谁?!
“常虎儿”多才多艺，“常虎儿”侠肝义胆，“常虎儿”玉树临风......开玩笑，别的毛头小子对“常虎儿”完全是虔诚的个人崇拜和盲目的神秘图腾。于是乎，唯“常虎儿”马首是瞻；若有违抗，军法处置！
“常虎儿”心中窃喜道：“当领导的感觉真好！”
“常虎儿”端的文韬武略，“常虎儿”果然不负众望！多年以后，他是大杂院走出去的第一个县级干部。
“常虎儿”他凭什么？第一是实力！第二是实力！！第三还是实力！！！他当了好几万人的大煤矿的矿长、矿党委书记后，我们不敢再失礼地贸然称他为“常虎儿”，而是一本正经地叫他大号——吴轼夫。这名儿是由“吴世福”演变而来的，他自己嫌他老爹起的这名忒俗，就毅然改了。
我现在想，“常虎儿”恋我二姐，采用了一种“先攻克两头，再智取中间”的战略。他首先“攻克”我父亲，具体战术是投其所好，他经常恭恭敬敬地拿着自己的书法、篆刻作品“呈”给我父亲“教正”。说实话，他当时作品的水平已远远高出同龄人好多倍，而且已明显形成个人风格。父亲自然对这位天资聪颖后天又十分努力的邻家大男孩儿赞许有加。
如果说“常虎儿”对父亲是精神渗透，对我则完全是物质利诱。他借助他妈当营业员和家中栽了葡萄、苹果、梨的优势，在物产极度贫乏的那段岁月中，老给我一些糖果、小食品和水果之类，很快就俘获了我幼稚的心。
有张我起名为《葡萄架下》的三寸黑白照片，堪称二姐夫当年摄影作品的代表作。
正午的阳光透过二姐夫家细密的葡萄枝叶均匀地洒在我的脸上、身上，我被梦幻般的光斑装饰得满身金光、一脸幸福。就在这一刻，二姐夫果断地摁下了快门，用光和影的特殊语言永久记录下至今给许多亲友留下美好回忆的一瞬。
照片洗出来后，亲友们啧啧称奇，并夸赞照片上的我是“阿尔巴尼亚阳光娃娃”。
“阳光娃娃”，听听，多老土，简直土得掉渣！那时的人竟然连“阳光男孩”这个概念都没有，简直叫人郁闷（不，是把人雷倒）！
尽管郁闷，但敝帚自珍的我还是沾沾自喜。当时由于“自力更生”的闭关锁国政策的误导，我们对外国的概念是为数不多的一些和中国交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尤以阿尔巴尼亚令人神往。一方面由于它地处遥远的欧罗巴大陆，另一方面更由于它人种的洋气和威猛：高大挺拔的身材、金黄色的自来卷头发、深邃的“花眼睛”（双眼皮）和“能鼻子”（高而挺的鼻梁）......诚然，阿尔巴尼亚人民和我们缘悭一面，我们只能通过仔细观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摄制的《新闻简报》来向往异邦洋兄弟姊妹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
很可惜，这张当时被许多亲友争相悬挂、珍藏的照片，竟在2004年夏天母亲去世后人间蒸发！我整理家中所有的老照片时都没有发现这张照片的踪影。翻箱倒柜地折腾了好几天，能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还是没找到。大姐还诙谐的和我开玩笑：“你那张照片照得太心疼（漂亮）了！想想看，一个‘阿尔巴尼亚阳光娃娃’，肯定是人见人爱。老娘生前就爱美好的东西，说不定她老人家在那边害怕寂寞，顺便让你这个‘阳光娃娃’去温暖她老人家呢！”
借大姐吉言，祈愿这张“阳光娃娃”照亮母亲行走天堂的所有孔道、小径，温暖母亲在属于她老人家的乐土中直到永远......
我翻检家中的老照片时，无意中发现了与“阳光娃娃”同样大小的另外一张二姐夫拍的黑白照片。那是1967年冬天，我刚三岁，拍摄地点在二姐夫家上房前。画面上，穿着花棉衣的四姐抱着穿条绒棉衣、戴人造革暖帽的我。四姐右手搂着我的腰，左手半插在我的右腋下。我左手抱一尊玩具瓷娃娃，瓷娃娃的底座被四姐的左臂托着，显得既稳当又安全。我俩笑得都很灿烂，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面部表情被这笑破坏得夸张变形。我后来给这张照片的定义是：我们很丑，但我们很幸福！
1967年，是“文革”的第二年。我们的父亲正在罹难：他不得不忍辱负重地默默承受“史无前例”的政治迫害。可我们姐弟仿佛全然不知这场浩劫给父亲带来的身心戕害，童贞的纯洁和少年的天真早已冲破了精神樊篱，满面灿烂的春光粉碎了禁锢人们思想的沉重桎梏。
正由于此，这张照片才弥足珍贵！
其实二姐夫当年的摄影“装备”简陋得让人难以置信：一架国产的二手120“方匣子”照相机（他用积攒的零花钱买的），装胶卷的后盖子都盖不严。为防止胶卷跑光，装好胶卷后，二姐夫就用绝缘用的黑胶布粘住盖子。黑白胶卷是人家照相馆大机子淘汰的宽胶卷，他用剪刀剪成120的尺寸后用胶布粘接起来，再往那架老掉牙的120上装。
而这一应操作，都在二姐夫自制的“暗室”中完成。他的“暗室”是两个接在一起的“老羊皮”（绵羊皮）袖套，缝死中间，只在两边留下仅容手插进去的两个小口；为防跑光，小口上还缝了两个挡光的“皮门帘”。他的操作步骤是：1.把宽的黑白胶卷放入“暗室”中，双手密切配合剪成120的尺寸，用黑胶布粘接（当时没有透明胶带）；2.左手小心翼翼地把照相机塞入“暗室”，右手打开后盖，双手积极配合装好粘接在一起的胶卷，盖好盖子，用黑胶布粘住盖子；3.从“暗室”中慢慢取出照相机。
在“暗室”中操作，二姐夫的眼睛根本用不上。他完全是“官知止而神欲行”，纯粹玩儿的是“庖丁解牛”的那一套。这让现在搞摄影的哥们儿听听都很悬，绝对会认为二姐夫的这一套是“天方夜谭”。
可二姐夫偏偏就制造了让人无法企及的“天方夜谭”。
在惊叹二姐夫技艺高超的同时，我不得不佩服人类历史上无数“人定胜天”的憾人先例。不禁又想起当年王铁人的那句豪言壮语：“尿尿尿也要把油井打出来！”
信哉，斯言！
四十年过去了。如今我一再追问年逾花甲的“常虎儿”（呸呸呸，掌嘴！要叫二姐夫！！！）当年的摄影秘诀何在？他故意给我卖关子，转身向我二姐狡黠地一笑：“他碎舅（小舅）到现在还不明白我的秘诀！——很简单，那是爱情的伟大魔力嘛！——当一份纯洁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竭力维护她的神圣。不要说为小舅子和小姨子玩玩‘走马匣子’（照相机）这种雕虫小技，即便你让我摘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满大街疯跑着找云梯！”
听听，在下见过自我感觉十分良好的人，但从来还没见过二姐夫这么......（恕在下词汇匮乏）的人！
公元1968年的元宵节，本是个阖家团聚、“父母在不远游”的好日子。可大杂院孩子们的偶像“常虎儿”却背起简陋的行囊，顶风冒雪去离家300公里以外的窑街煤矿当“煤黑子”（挖煤工）。由于家境窘困，身为长子的“常虎儿”勇敢地担当起养家糊口的职责，毅然以一个“老三届”高中毕业生的身份报名去煤矿当工人。
正月十六晚，正是家乡人逛灯会、“游百病”、“火树银花不夜天”的良辰美景，“常虎儿”和一帮志同道合的弟兄们一道踏着窑街黑乎乎的烂泥跋涉到了在光秃秃山顶的四面透风的工棚中，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最艰辛也最难忘的一段蹉跎岁月。
这一年，会宁城关镇有一位叫“王大妈”的城市居民说了两句看似平常的话，有意无意中被《甘肃日报》、《人民日报》的记者听了去，加工润色后就变为：“我们都有两只手，何必在城里吃闲饭！”极富煽情的文章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发表后，伟大领袖毛主席亲笔作了批示并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王大妈。于是，一场中国历史上独有的轰轰烈烈的城镇居民“上山下乡”运动拉开了宏大的序幕，成千上万城镇居民扶老携幼纷纷从繁华的城市涌向农村。
就在这一年，我们大杂院中的“宝儿”家去了大芦公社大芦大队、“天来儿”家去了共和公社“毛不拉”（蒙语名）大队、已和“常虎儿”结婚的二姐随公婆一家也去了“毛不拉”。大杂院中只剩下我家和“军一儿”家，夕日红火热闹得大杂院突然变得冷冷清清，濒于解体的边缘。
四十年后，我和报社的一位同仁（他是王大妈的内亲）探讨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他说王大妈当年完全是出于一种很朴素的意识面对记者说了两句很平常的话，结果被加工成了后来影响了千千万万两代、甚至三代人命运的“名言”。其实王大妈当年也很无奈，但当她作为一种特殊政治氛围下推波助澜的工具时，她又不得不接受随之而来的历史事实。
“大返城”时，王大妈因为有当年许多令人艳羡的光环在身，她是最后一批返城的城镇居民。返城后，她还念念不忘当年毛主席接见她的情景，她把毛主席给她的一支“中华”烟一直供在家里很显眼的位置。后来王大妈和在城里工作的子女幸福地生活在会宁城里，颐养天年，直至寿终正寝。
生前，老人家每每回首往事。当年那段特殊的历史永远也不会从她和无数亲历者心头抹去，“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一位资深的政治家说：“谁掌握了政权，谁就掌握了历史的解释权。”作为黔首布衣，我一介穷书生没有资格臧否历史，更无权指点“上山下乡”那段特殊的历史。我只有在心中默默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祈福，祝福他们宁帖安详、福寿康乐！
我家和“军一儿”家没下乡都有充分的理由。我父亲在外地工作，我大姐在兰州上学，二姐随婆家去了毛不拉，三姐、四姐年纪尚小，哥哥当时只有11岁，我年仅四岁，母亲长年体弱多病，举家无一人能胜任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
“军一儿”家情况更特殊。“军一儿”是收养的且只有九岁，一个妹妹还不满周岁，“军一儿”妈陶姨还要赡养年过古稀的老父。诚然，陶姨居委会主任的身份在关键时刻也起了主要作用。
两年后（1970年），我家和“军一儿”家不得不搬出大杂院（解放街37号）的原因是，县木器厂要扩建，要扒了大杂院建一座大型家具车间。
我家搬迁盖房的新址在“刘家壕”。所谓的刘家壕，其实就是一出瓦砾遍布、杂草丛生、臭气熏天、老鼠蚊蝇横行的天然垃圾坑。按说搬迁盖房是家里的大事，作为家里“掌柜的”（一家之主）的父亲肯定要回家照应。可由于父亲当时正在定西文工团为晋京汇报演出的“样板戏”赶制大型布景，加之他头上还背着“历史反革命”的“黑锅”，根本无暇也不敢顾及家里。母亲一个妇道人家，只能任有关部门摆布。说白了，刘家壕就是有关部门指定给我家搬迁的新址，我家别无选择。
婚后我才知道，这刘家壕颇有些来历，想当年曾是显赫一时的富人区。我妻子外祖父家的“四合头”院就建在壕边，因之这壕也就随她外祖父堂而皇之的姓了刘。
妻子的外祖父家当时富甲一方，邑人称之为“刘半街”家。言下之意，南街（后来的解放街）的半条街都有他家的产业和买卖。
可我家来到刘家壕时，昔日“刘半街”家的富丽堂皇早已灰飞烟灭，映入母亲和我眼帘的只有满目疮痍、一派萧索。
我家的新房1972年盖成，当时的门牌号仍沿用“解放街37号”，后来改成了有鲜明“文革”印记的“文胜巷9号”。
按我母亲的话说，“军一儿”家的确选了个“好印印”（好地盘）。他家的新址选在我母亲娘家老宅“场子院”的隔壁，这里地处解放街繁华闹市，交通便利、生活方便、眼界开阔、人脉兴旺。
“军一儿”家之所以选中这块儿“风水宝地”，他妈陶姨居委会主任的特殊身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想来，曾在我们心目中襟怀坦白、大公无私的陶姨当时私心杂念“大大的有”啊！陶姨当年的确以权谋私了（尽管那时还不时兴这个概念），也没有人去检举揭发陶姨的“腐败行为”。要怪就怪咱国家那会儿只顾了抓阶级斗争，根本就没把反腐倡廉提到议事日程上。反正人家就正经八百、心安理得地住在了“好印印”上，不服不行，当领导干部就是牛啊！
我家和“军一儿”家搬出解放街37号后，县木器厂的家具车间很快就建成了。这个车间生产的家具我没有任何印象，倒是这里赶制的70口棺材给我脆弱的神经烙下了恐怖的印记。
1974年，我上小学三年级。这年暑假，担任“五七红专小学”（“文革”前叫“靖远师范附小”）“红小兵”（“文革”前叫“少先队”）大队副的我带着一帮鼻涕都擤不干净的小屁孩儿，每天晚上走街串巷、东家进西家出，乐得屁颠屁颠地宣讲《党的基本路线》（以下简称《基本路线》）。说是宣讲，其实就是一帮孩子背着手站在人家院子中背诵自己一知半解却又十分自豪的“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云云。其实，我等“宣讲”《基本路线》时心里都有“小九九”：有的在家闷得慌想出来透透气，有的嫌家里冷清出来图个热闹，有的觊觎人家院子中累累的青涩的苹果和梨。我和他们不完全相同，除了与他们共有的乐趣外，我还有自己的乐趣：统领三五十孩儿们为党“卖嘴”（耍嘴皮子）。瞧那阵势，三五十中华少年气冲斗牛地“列挂”（排列）着；听那声气，《黄河大合唱》般响遏行云！力拔山兮气盖世，立如松兮声如钟，我这个大队副美着呢！至于“阶级斗争”，讲也五八、不讲也四十，只是大家不愿、也不敢说破罢了。
那天晚上，我们浩浩荡荡地首先去解放街自来水房旁的老卢家背《基本路线》。老卢家那晚只有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在家，我们呼啦啦进去时，老太太正准备睡觉，她二话不说就极不耐烦地赶我们出去。我还来不及上前理论，冲在最前面的“老扁”越俎代庖地抢先开腔：“你竟敢反对我们讲《基本路线》！——反对《基本路线》就是反对党，反对党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不等“老扁”说出下文，卢老太已顺手操起一把大扫帚向措手不及的“老扁”和我们横扫过来，她边挥舞扫帚边高声喝斥：“讲你妈的脚后跟！老娘把你们这帮碎栽娃子（小坏蛋）扫地出门，看你们这些碎狗日的还讲不讲阶级斗争！斗争，斗争，斗得儿子不认老子，斗的女人（妻子）和男人（丈夫）划清界限，斗得国家乌烟瘴气、鸡犬不宁，斗的老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还想咋斗？！”
随着卢老太声色俱厉的气势和毫无章法套路可言的“扫帚功”的所向披靡，“老扁”和几位闪展腾挪不及的小子已不幸挂彩。我们大呼小叫着落荒而逃，起初雄赳赳、气昂昂的豪情壮志霎时一落千丈。偏偏老天这天晚上也刻意偏袒卢老太。我们刚刚狼狈地逃离卢家，方才还皓月当空，刹那就乌云密布，继而大雨就猛烈地浇向穿短袖短裤和裙子的我们。不一会儿，我们个个都变成了落汤鸡。
本来还准备完成宣讲十户人家的既定目标，这会儿也像大雨中的土疙瘩一样泡成了泥糊糊随水流而去。我沮丧地一边往家疾跑，一边想着明天到校后咋给“大队辅导员”老师汇报交差。我边跑边用双手捋着满头满脸的雨水。就在那一刹那，一个炸雷在沉闷的夜空响起，一道强烈的闪电把黑漆漆的夜幕霎时撕开了一个亮口子。正是这道闪电，让我透过家具车间巨大的玻璃窗看到了惊悚的一幕：70口白森森的棺材10口一排组成了一个棺材方阵，就像一群整装待发的魔鬼虎视眈眈！
第二道闪电照亮家具车间的大玻璃窗时，我双手抱头狂奔回家。
后来我才知道，那70口棺材是为70位井下遇难的煤矿工人准备的。当时靖煤指挥部所辖的某国营大矿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瓦斯爆炸事故，70个强壮的生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顷刻间就变成了左倾蛮干的殉葬品。
后来我也知道，木器厂做这70口棺材是很光荣也很神圣的“政治任务”。厂里接到上级命令，必须在48小时之内做好70口棺材，否则就要追究厂长的“政治责任”。厂长哪敢怠慢，加上他又是位带兵打过仗的老军人，懂得“军令如山倒”和“攻必克”的深刻含义。他率领全厂所有能工巧匠挥汗如雨，提前8小时把70口质量好、做工精的上好棺材做出来了。
后来上级领导让厂长仁兄谈感想，他无比自豪地说：“木工师傅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不要说70口棺材，即便是70座大山，我们也能搬走！常言说得好‘人心齐，泰山移’嘛！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工人阶级最讲团结，团结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的这番豪言壮语让上级领导刮目相看、赞不绝口。
现在看来，“老扁”那天晚上纯粹低估了卢老太家雄厚的实力和扎实的家庭背景。卢家是本县的名门望族，卢老太的大哥曾是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抗日爱国名将，卢老太的儿子曾任县委书记、市人大主任，老太本人是当时仅存于世的卢家年龄最大、辈分最高的“活老儿家”（活神仙）。面对一帮乳臭未干、连鼻涕都擤不干净的黄毛小子，卢老太当然无所畏惧，她肯定要坚决捍卫卢氏家族和她本人的崇高威望。可无论如何，你卢家再显赫，你卢老太再德昭乡里、再有当大官的儿子罩着，也不能全然不管不顾当时火药味很浓的特定的政治氛围呀！您老就不怕我等中涌现出一两个“甫志高”、“王连举”向有关部门检举揭发您的“反革命言行”，让您老“吃不了兜着走”吗？
只可惜，我等当时早被卢老太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吓破了胆，只有丢盔弃甲、落荒而逃的份了，哪还敢有心思说人家卢老太的不是。
再说“老扁”，你小子也忒狂了，根本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你小子不就仗着自己家有“城市贫民”的好成份嘛，即便你家是三代雇农或者像《杜鹃山》中的女主角柯湘家一样“三代挖煤做马牛”又能怎么样？你小子不就是肩上掮了个栆核儿一样的扁头嘛，还想冒充残疾人，还想找残联寻求保护吗?告诉你，门儿都没有，那会儿还没有残联这个组织！你小子想告，那也只能是“提着油葫芦告车”（靖远方言，“告不响”的意思），连个屁结果都没有。你小子也不把自己放到秤盘子里掂量掂量，到底有半斤还是有八两；就凭你，也配跟人家卢老太炸刺儿？你小子难道不知道鸡蛋碰石头的严重后果，就不明白螳臂挡车的可耻下场！
我想老扁当时肯定是能昏头了，误以为自己就是“泰山顶上一青松”。其实，他充其量也就是“场子院”的一棵葱。猪鼻子插两根葱，倒像摸像样地装起大象来了，还真拿自己当干部使唤了。虽说别不拿豆包不当干粮、拿村长不当干部，可你首先得是豆包、是村长啊！
那晚，气急败坏的“老扁”索性脱了他那双满是窟窿眼儿的黄球鞋，赤脚狂奔在洪水肆虐的解放街上，边奔边声嘶力竭地叫嚣：“妈妈的，好你个卢家死老婆子！你不就仗着有个当大官的龟儿子嘛，欺负人也不看个好日子。等老子有朝一日头上也顶个官帽翅翅（乌纱帽），老子非好好收拾你个死老婆子！老子要把你个死老婆子打个落花流水，让你瘫倒在地，还要踩上一双永远都不洗的大臭脚！”
关于“老扁”，我的内侄加学友，过去是解放街的“名流”，如今是南大街的“雅士”。此乃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少年时代，我和我的同伴使用率最高的几个词语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伟大领袖毛主席”、“打倒蒋介石”。我们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救星，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国民党反动派是全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蒋该死”（蒋介石）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由于特殊的政治教育氛围和强行灌输的教育方式，我们心目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台湾”，必定是暗无天日；台湾人民必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至于台湾小朋友，那必定遭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当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尽情享受着社会主义新中国阳光灿烂的幸福生活时，海峡那边的小朋友们必定生活在无比痛苦的煎熬之中；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每时每刻还要遭遇国民党反动派和万恶的资本家的双重压榨。尽管我们吃着苞谷面发糕、穿着哥哥、姐姐们“退了巢儿”（淘汰）的打补丁的旧衣服，还念念不忘台湾小朋友，每天都为他们“捏下一把把汗”（十分担忧）。我们忧心忡忡地牵念台湾小朋友：哪怕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只要每天不要遭受资本家用“牛皮鞭子、竹竹棍儿”的毒打，我们就烧了高香了。现在看来，我们当年的担忧，纯粹是杞人忧天。
高度的教化一旦达到一定的程度必然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
1975年4月6日，星期天，阳光灿烂。这天中午，挂在我家屋檐下的舌簧小喇叭中播报了一条新华社的消息：4月5日（清明节），蒋介石在台湾台北市去世。当时，我和哥哥正在家中倒“煤块子”（煤砖）。听到这个消息，我首先发表评论：“这下好了，蒋该死终于死了，台湾的小朋友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哥哥显然比我有城府：“什么呀！老蒋死了，还有他儿子，天下乌鸦一般黑，台湾人民还得受二茬罪。”姜还是老的辣，精辟！
这天我们倒煤块子的干劲分外大，似乎蒋介石的死让我们心花怒放，干起活来根本不觉得累。往常要干到下午四五点才能完的活儿，这天我们两点不到就收工了。
幼稚的我和哥哥根本不知道，蒋介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就在蒋介石去世的前一年。1974年1月18日，在我们心目中一向和我国交好的社会主义小兄弟越南政府不顾我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悍然派兵侵占我西沙永乐群岛。
中央速调海军东海舰队火速增援。可是，东海舰队必须通过国民党海军封锁的台湾海峡。如何安全通过，成为中国海军的一个难题。
中国海军要通过台湾海峡的消息很快被国民党得知，台湾的海军司令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应对，蒋毫不犹豫地说：“你不知西沙吃紧吗？”海军司令领命，蒋又指示：“你们要一路护航，保证舰队安全通过。还要准备补给船，给前线送给养。”
出乎东海舰队预料，国民党海军不但大开绿灯放东海舰队通过台湾海峡，而且一路护航，保证舰队安全通过。随后，几十艘台湾补给船开赴西沙前线，为前线的解放军战士送食物和淡水。
1月20日，东海舰队如期抵达前线，中越兵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海军形成绝对优势，将入侵越南海军几乎全歼。
西沙海战是中国海军史上光辉的一页。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国共精诚合作的结果。蒋介石在此事件中的表现感人至深，他对西沙海战的胜利功不可没！
蒋介石一贯坚决反对“台独”。1949年12月蒋介石撤至台湾后，台湾人心浮动，美国让台湾独立，台湾当局面临巨大的压力。强压下的蒋公岿然不动，他掷地有声地说了句至今让人们钦佩不已的话：“谁要台独，我要谁脑袋！”
少年时，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印象来自可怜的几本小人书。那上面描绘的国民党人个个青面獠牙、人人尖嘴猴腮，形象猥琐、语言粗鲁，是一群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大坏蛋！每次我咬牙切齿地大骂国民党时，我父亲的脸色都不太好看或很不自然。父亲有一次实在忍不住对我说：“国民党不一定个个都是坏人，他们中还是有好人的......”不等父亲把话说完，我果断地及时打断父亲的话：“爸！您怎么连一点起码的阶级立场都没有。您怎么会说出这样叫我失望的话呢？!”
我当时哪里知道：我父亲解放前曾先后在国民党靖远县党部、国民党兰州市党部供过事，他在兰州市党部工作时的顶头上司就是我妻子的大舅。抗战时父亲还远赴绥远，在傅作义将军麾下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乖乖，我傻逼兮兮地经常在家里大骂国民党，原来我身边有一个最亲的人就是不折不扣的国民党啊！
农历乙卯年腊月（1976年1月）的一天，我照惯例背着十几斤白面去我家附近的“文胜队”（“文革”前叫二队）压面房去压过年吃臊子面用的细长面条。按理说，我家隔壁“红光队”（“文革”前叫四队）队部院子里就有压面房，可我母亲嫌这里压的面不好，每次都让我舍近求远去文胜队压面。文胜队压面房原先操作压面机的师傅姓陈，由于他的家庭背景复杂，生产队不放心他，就派了一名“根红苗正”的贫农的女儿做他的徒弟。队里的意图很明确，让“贫下中农”放心的徒弟取代陈师傅。陈师傅深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奥妙，更明白“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道理和惨痛现实，悉心教会徒弟所有技术后，乖乖地回家种地去了。
陈师傅的徒弟名叫“苹果儿”。这“苹果儿”天生一副好模样，身材高挑，五官姣好，尤其是留了两根乌黑发亮的大辫子。这“苹果儿”走起路来纤腰扭动，如风摆翠柳；这“苹果儿”说起话来丹唇微启，似百灵婉转。用我老娘的话说“苹果儿”是“姐儿心疼（漂亮）了，头上顶块儿抹布都好看”。至关重要的是，“苹果儿”首先是贫农的女儿、其次是生产队长的直系亲戚。加之她又是家中唯一的掌上明珠，从小娇生惯养，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泼辣性格。去她那里压面的人稍有不慎，就很难避免和她发生口角。说实话，我每次去“苹果儿”那里压面都有很大的心理障碍，生怕和她发生不必要的冲突。所幸我天生懦弱，从来没有和“苹果儿”发生过任何不快。
那天我起了个大早，准备把队排在最前面，好让“苹果儿”早早给我家压好面。我披星戴月地赶到压面房一看，只见门上把着一个大大的“铁将军”（铁锁）。再一听，平时机器轰鸣的压面房院子中竟没有一点声息 ！我正纳闷，压面房隔壁的王家溘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嚎声；紧接着又传来一阵不堪入耳的谩骂声和杂沓的脚步声。少年好奇的天性促使我赶紧跑到王家看个究竟。我被随后而来的人们裹挟到王家院子里才知道，出大事了！
“苹果儿”这天凌晨跳黄河自杀了！自杀的原因很简单，前一天傍晚她和隔壁的王家爸吵了架。
每年腊月，“苹果儿”的压面房的生意异常火爆，顾客盈门。尤其过了腊月二十，压面的、磨面的、碾米的人络绎不绝。压面房内机器轰鸣、人声鼎沸。入夜，压面房内灯火通明，各种机器声彻夜不息。每当这时，“苹果儿”成天春风满面、笑语盈盈、干劲冲天。为此，城关大队还给她颁发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特别奖。按理说，“苹果儿”是方圆十几里人民群众的“大功臣”。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苹果儿”的努力，大家就过不好年。
可隔壁的王家爸偏偏不识时务、不知好歹，王家妈更不应该“紧处加楔子”（紧急时添乱）。本来平时都“能鼓鼓儿”（很精神）的王家妈偏偏在举国准备过春节的节骨眼上病了，而且这病还不是一般的病，它的大号叫“神经衰弱”。得了病的王家妈白天心情烦躁、晚上失眠，整得王家爸也束手无策，心情很是郁闷。更让王家爸闹心的是，只要隔壁压面房的轰鸣声一传过来，王家妈就像鬼魂附体一样神不守舍、胡言乱语甚至有了自杀的前兆。面对痛苦不堪的老婆，王家爸当然不能等闲视之，他决定必须和隔壁的“苹果儿”正式谈判一次。于是，王家爸就鼓足了勇气去找“苹果儿”理论。谁知“苹果儿”根本没把王家爸“这根烂葱”放在眼里，用后来贫下中农的话说就是“人家‘苹果’凭啥尿你个坎怂（不讲理）老杂毛子”。王家爸天生不善言辞，“苹果儿”禀赋伶牙俐齿，双方“辩友”辩论的结果可想而知。可谁都不会想到，“苹果儿”跟王家爸吵完架后不久就离开压面房不知去向，她家人到处找也没见她的踪影。凌晨时分，一个在黄河边放水的“文胜队”的老汉急冲冲跑到“苹果儿”家报信：等他听到动静从水房撵出来时，“苹果儿”已跳进了黄河；再等他喊来一同放水的一位小伙子帮忙把“苹果儿”打捞上岸时，“苹果儿”已停止了呼吸。“苹果儿”家大小人等悲愤交加、怒火中烧，一声吆喝，手里操了家伙，直奔王家！与此同时，他们还抬了“苹果儿”早已冻成冰棍儿一般的尸体，停在王家院子中央。
霎时，王家院子炸开了锅！从此，厄运毫不含糊地降临王家。
不久，王家爸被县“革委会”以“辱骂致死人命罪”判刑入狱。王家爸被叛了八年刑，由于在狱中表现好，减刑两年。家里没了“顶梁柱”（主心骨），王家妈终日以泪洗面、病情很快加重，在王家爸服刑一年后就撒手人寰。王家收养的唯一的姑娘“招存儿”含泪草草掩埋了母亲，开始了多年“低头认罪”的艰难岁月。
王家爸出狱后，“招存儿”虔心伺奉年迈的养父。老人家颐养天年，走过人生中最平静的一段日子后，寿终正寝。
再后来，“招存儿”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去县农机厂当了工人、和我的“实兄哥”（舅子哥）成了同事。不久，她和靖远一中的一位老师结了婚，婚后生活美满幸福。至今，他们仍幸福地生活在靖远县城。
现在每当我想起当年这个案例，除了复杂的辛酸外就是感觉十分滑稽。“文革”中，全国各地都砸烂公、检、法，各类案件一律由最高权力机关“革委会”审理；各种法律条文荡然无存，“革委会”的领导办案无法可依，只能想当然地给“罪犯”（如今叫“嫌疑人”）定罪名。王家爸的“辱骂致死人命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1976年夏天，靖远师范校园内发生了一桩轰动全县的案子。
师范有一位女校医偷偷地和一位县上的干部“好上了”。在此之前，她还和县铁厂的一位工人保持着“那种关系”。不知为何，和干部“好上”后，她有意开始疏远那位工人。工人耿耿于怀、愤愤不平，暗中盯女校医和干部的梢，逐渐掌握了女校医和干部的“行动规律”。气急败坏的工人开始准备报复，他很快酝酿了一套报复计划。工人在远离工厂的一处荒滩上经过反复试验，试制成功了一种靠外力引发的爆炸装置。
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工人事先得知女校医和干部在师范的宿舍幽会，工人白天踩好点后，午夜时分躲在女校医宿舍附近的大槐树后伺机下手。凌晨时分，干部和女校医“办完事”。心中有鬼的干部不敢贸然出门，先打发女校医出门打探动静。就在这时，躲在槐树后让蚊子咬了大半夜的工人感觉一个黑影走向放在槐树旁的干部的自行车。工人迅速往自行车的锁子上装好爆炸装置，只等干部开锁时引爆。
一声巨响后，工人惊诧地听到了一声女人的惨叫。
不久，案子破了，工人被抓获归案。无法可依的县“革委会”领导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案件，为给罪犯定罪名大伤脑筋，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好几天后，一拍桌子，终于有了：就定他狗日的一个“因奸爆炸罪”！
“因奸爆炸罪”的受害人在靖远是一位公认的传奇式人物。这个事件发生后六年，他又成了轰动定西地区的一起枪击案的受害人，而且他在这起枪击案中大难不死。邑人多有感慨：“这家伙命真大！简直和猫一样，有九条命啊！”后来不知谁说了一句：“这家伙是打不死的XXX啊！”再后来，邑人见了这位仁兄干脆就叫他“打不死的xxx”。“xxx”是这位仁兄的大名，我不便公开，敬请读者诸君海涵！关于枪击案，读者诸君莫急，我在后面会详述。
1976年9月9日，对上小学五年级的我来说，是一个像往常一样的平凡的日子。下午上学的路上，我的同班同学王刚异常神秘而严肃地把我拉到他身边、附耳对我说了一个让我既不相信又让我十分震惊的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我甩开王刚立刻跳起来：“你放屁！毛主席怎么会逝世？！王刚你造谣！你狗日的竟敢咒毛主席死！！！”王刚闻言立马冲上来捂了我的嘴，又狠狠地踢了我一脚：“别乱喊！再喊我踢死你！毛主席真的逝世了，我爸中午告诉我的，他们早上就传达了中央文件。”
在我幼稚的心目中，被全国人民一直高呼“万岁”的“永远健康”、“万寿无疆”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就是一位必须长生不老的伟人。他老人家绝对不会逝世、也绝对不能逝世，他要逝世了，中国的革命事业怎么办？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压迫的无产阶级革命人民怎么办？再说的具体一点，我们这些毛主席的“红小兵”怎么办？毛主席一旦逝世，我们全中国人民头顶的天就塌了！所以，当我听到王刚的“造谣”后，恨不能把他给活吃了。但当我听到他说是他爸传达的中央文件精神后，我开始有些相信他的话了。
王刚的父亲当时是我们县的革委会主任，他的话无疑具有很高的权威。
怕我不信再乱喊叫，王刚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你如果不信，下午晚些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会播出同样的消息的。”我跟着王刚将信将疑地来到学校，我俩很清楚地看到，学校广播室的刘老师正踩着木梯子收拾操场上的大喇叭。
这天下午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向全世界播出了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为此联合发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下简称《告》），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告》还说：“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们全校师生在操场上肃立、默哀，全场一片哭声。回到教室后，许多同学还悲痛欲绝地继续哭着。其中哭得最凶的要属 “老扁”，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嚎啕大哭。作为班长，我有义务在关键时刻发挥必要的作用。我开始劝说哭得最凶的 “老扁”，谁知他不但不听劝，反而冲着我大喊：“同学们看啊！——咱们班长竟然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感情！他竟然要阻止我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听了他的话，我一下子就懵了！正在我不知所措地和“老扁”僵持时，班主任张老师为我解了围，他替“老扁”擦去涕泪，然后又缓缓地面朝全班同学说：“同学们，班长做得对！中央要求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作为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就要擦干眼泪，把对毛主席的无限怀念投入到有限的学习实践中去。”
“老扁”还是不理班主任的劝说，照样哭得昏天黑地。
从那一刻开始，我永远记住了“化悲痛为力量”这个词组。
毛主席的逝世，使我们这些当年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小学生有机会开始正式接触电视节目。
此前，尽管早在1970年甘肃电视台已成立，但我们从来没有在县上看到过电视节目。我比别的同学幸运一点，1970年随我母亲去兰州大姐家时，在东方红广场上千人的身后看过影子一样的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播出的样板戏《白毛女》。
毛主席逝世后，全靖远县只有广播站和县机械厂两家单位各有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两家单位接受了县上的有关指示，接待全县人民收看有关毛主席逝世的一切电视报道。再说这两家单位的电视收看效果的确一般，尽管高高地竖起了三根电线杆接在一起的天线，银屏上的图像还是雪花很大并且不时伴有行扭，直看得人头昏眼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乐此不疲，一遍又一遍地看毛主席逝世的大量报道。白天去离学校近的机械厂看，晚上又随家在广播站的同学去广播站看。满目全是单调的白花、黑纱，充耳皆为悲痛的哭声、哀乐声。可我们就是愿意，家长们也不敢阻拦，生怕谁说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敬。
其实我们心里最清楚，大家都没见过电视、更没看过电视呀！当铺天盖地的电视节目向我们汹涌而来时，哪怕它再单调、再枯燥、再悲痛，我们也一百个愿意！
今天，当很多家庭成员都坐在等离子彩电前欣赏丰富多彩的数字电视节目时，所有的小朋友肯定会说当年的我们是“一群白痴”！
9月18日，毛泽东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北京百万群众参加，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
9月19日，全国各地隆重举行毛泽东追悼会。靖远县的追悼会在县城中心广场举行，广场中央的旗杆上国旗降半旗。广场上原来没有升降国旗的旗杆，这个旗杆是县上一家大工厂为毛主席的追悼会加班加点赶制的。广场的主席台不够大，无法摆放各单位给毛主席敬献的花圈；就临时在主席台两侧又搭建了两个对称的长方形大木台子，木台子上还摆不下花圈，就摆在广场四周。整个广场被花圈簇拥着，数万人胸戴白花、袖箍黑纱，庄严肃穆，哭声此起彼伏。为了防止现场有人哭得昏过去，县医院派专人到广场一侧的县体委的院子中随时待命，及时抢救哭昏的人员。
我们班被安排在县体委一侧的广场正（南）门旁，同学们不断看见体委院子中哭昏的人在现场无法进一步救治、让县医院仅有的一辆破救护车拉出来往县医院跑。
临来广场前，学校领导特意给同学们叮嘱，一旦发生“苏修美帝破坏毛主席追悼会的紧急情况”（好像领导说的是发射导弹什么的话），我们就立即往乌兰山后的城南沟跑，在那里隐蔽。我们还暗自庆幸自己占了个“好印印”，一边低头默哀毛主席，一边盘算着发生异常时如何尽快“隐蔽”。
“老扁”这天不再嚎啕大哭，只是默默地流着泪，并不时注意观察着周围有无异常。我猜想，他也害怕由于自己的一时疏忽而错过“隐蔽”的最佳时机。
从那一年九月开始，全县的各种纸张脱销了半年。给伟大领袖做花圈用去了全县所有纸的库存，以致我们的作业本在好长一个阶段都用再生纸做。反正那会儿天天讲阶级斗争，我们也不好好学习，作业本几乎不动，还不如奉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逝世后，全中国老百姓一度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恐慌之中。谁能尽快接替毛主席“把革命进行到底”，成了人们极度关心的头等大事。
有一个小花絮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县城某中学有位极度崇拜毛主席的老师，每天早、中、晚三次都去学校专设的悼念厅沉痛悼念毛主席。每次悼念时，这位老师都哭得一塌糊涂；每次哭时，他都有一番与毛主席的“对话”：“毛主席呀，毛主席！您老人家离开了我，您让我怎么办呀？我最忠于您老人家，我最听您老人家的话！您给我说说，您离开了我们，谁领导我们继续向前进啊？”
这位老师和全国许多人的担忧不久迎刃而解。这年十月，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举国狂欢，美酒飘香；红旗招展，曙光在前。
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只有一个概念：跟着一个毛主席都“放心”的人走社会主义道路肯定没错！
时隔不久，这位毛主席“放心”的人离开了他主持的短暂的中国最高权力中心。一个当年横扫大半个中国令国民党闻风丧胆的巨人、“文革”中屡遭磨难的伟人横空出世，率领中国人民从此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通天大道。
我们感念着位伟人，我们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国这列让世界瞩目的快速列车，正以巨大的热情和能量奔跑在富民强国的轨道上！
我们为生在这个国度自豪，我们为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骄傲！
1982年“清明节”那天，解放街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县法院一位姓刘的年轻法警持枪闯进解放街县公交局的会议室，枪杀了公交系统的一位领导、打伤了县地毯厂的厂长。这位厂长正是当年“因奸爆炸罪”一案的受害人，子弹从他一侧的脸部射入、从另一侧穿出；如果再偏一点射入，这位仁兄的脑袋很有可能被打爆。
小刘认为，这些人都是他的“仇人”、都“该死”。小刘杀人有自己充足的理由。他爱人手有残疾，在县地毯厂当织毯工。由于她的手不如正常人灵活，常常影响织毯子的进度和质量。小刘为妻子着想，多次找厂里、公交局和县上领导反映具体困难、要求调换妻子的工种，但没有任何结果。不但没结果，后来死伤的那几位领导还百般刁难、甚至侮辱小刘夫妻的人格。小刘和妻子尽管是当年定西孤儿院出来的孤儿，但人格尊严和其他人平等。自尊心极强、又咽不下一口恶气的小刘决定铤而走险。他准备了很长时间，偷偷积攒了几百发子弹。杀人之前，除携带自己的“五四”式手枪外，他还向关系好的一位同事借了一把“五四”。
出事地点离我在解放街的家只有50多米的距离，只不过那时我家在“文胜巷9号”已住了十年了。
小刘那天杀红了眼！他从公交局出来后截了一辆卡车，准备直奔县政府大院，中途遭司机竭力反抗，小刘枪杀死机后，往东关方向逃去。他先跑到一座废弃的砖窑，把借的那把“五四”埋进砖窑的废墟。然后，他飞奔到附近一处荒弃的沙地（我家乡多用这种地种瓜），躲进泥糊的看瓜窝棚，与赶来的警察、武警开始对峙。
双方陷入很长一段僵持期。
造成僵持局面的是小刘精准的枪法。没人敢贸然与这位全定西地区射击大赛的冠军较量，子弹对任何人都是不长眼的。一位自恃经验丰富的老警察率先向小刘喊话，他边喊边小心翼翼地用树枝挑出一顶帽子吸引小刘的注意力。他的话音未落，小刘一枪击落了他的帽子。这样一来，现场的局面更为僵化。
夕阳西下，双方对峙达到白热化。
沙地四周寂静得令人恐怖，和小刘对峙的警察和武警心情凝重。眼看天近傍晚，上级有关部门果断下令：天黑前必须就地解决问题，必要时可用炸药包！
傍晚，随着一声巨响，窝棚和小刘在升腾的浓烟和尘土中化为乌有。
小刘走后，那位违纪给小刘借枪的同事受了处分。尽管枪从砖窑的废墟中找到了，但这并不能弥补渎职者的过失。
这位被处分的老兄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同事，他至今仍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工作在检察岗位。偶有人提起当年那件事，他只是淡淡的一笑，平静如水的目光中看不到任何波澜，仿佛当年那起枪击案根本不曾发生过。
轰动四方的枪击案发生时，我正在庆阳师专求学。事件的所有细节，我都是后来听朋友叙述的，难免有以讹传讹、挂一漏万的嫌疑。但经我多方求证，我认为基本事实没有出入。
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我差点忘了：小刘杀人那天，靖远县发生了大约里氏4.5级的地震。只不过小刘愤怒的枪声冲淡了大地的抖动，许多人竟丝毫没感觉到地震。
事后，有人将地震跟《窦娥冤》中的“五月飞雪”硬扯关系，让人总感觉风马牛不相及和别有用心。
不过，我上学的庆阳地区（今称庆阳市）那年的五月底的确普降大雪。有气象专家称，这在陇东地区的气象史上极为罕见。放眼望去，董志塬白茫茫一片。白雪覆盖下的莽原素净而神秘，涉足户外，人们仿佛来到冰雪恒久覆盖的南极冰原。一帮南方来的同学第一次见着这么大的雪很亢奋：白天，他们在操场上尽情追逐着打雪仗；晚上，他们借着灯光津津有味地垒雪人。他们给垒好的雪人穿上报纸做的衣服，还给雪人身旁点上一支红蜡烛。
一位爱写诗的宁县的同学邀我去雪中散步。他扬起头、张大嘴，让冰冷的雪花融入他温暖的口腔中，每“吃”一口雪花，他还夸张地砸吧一下嘴，仿佛雪花是天下最爽口的美味。他满怀深情地对我说：“在这白雪皑皑的童话般的世界中，假如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该多好啊！”
没想到这厮若干年后还真遇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对方小鸟依人，“脸蛋嫩得能掐出水来”（诗人语录）。深陷爱情蜜窟中的这位老弟诗兴大发，为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即兴创作了许多浪费了很多叹词的肉麻的情诗。但无论如何，这位老弟至今生活得很幸福，夫人自然是当年那位“能掐出水来”的女士。这情景，颇让我的一些在婚姻生活上“走平衡木”（诗人语录）的同学横生嫉妒。有人酒后狂言，说要暴扁诗人一顿。诗人倒也不恼，只是憨憨一笑：“婚姻就像自留地，全凭夫妻俩精心务作。你糊弄它，感情肯定会减产；如果交给别人种，你颗粒无收！”语惊四座！大家从此对诗人五体投地。
1986年1月的一天，我刚给初三学生监完一场语文考试，骑着我新买的一辆“飞鸽”牌包链盒28男式自行车匆匆往家赶。刚到“文胜巷”巷口，只见巷口一侧停着一辆我从未见过的很漂亮的小轿车。冬日灿烂的阳光映照着青灰色的流线型车身，反射出炫目的迷人的光芒。看到这辆小轿车的一刹那，我在县城的大街上骑着“飞鸽”招摇过市的自豪感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自惭形秽的我正准备迅速避开小轿车而去，小轿车的门恰到好处地缓缓打开了，一个魁梧的身影立即映入我的眼帘：“常虎儿”——我的二姐夫、挺着“将军肚”款款向我走来。他热情地拍拍我的肩膀：“我们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你好啊！我来看望姨娘（岳母），你二姐已经到家里去了，我让师傅（司机）看看，把车停到哪儿合适。”
通往我家院子的小巷子十分狭窄，仅容一辆架子车通过，二姐夫漂亮的小轿车当然要找个“合适”的“下榻”之处了！否则让巷子里的毛头小子们不小心把它蹭一下或划一下，别说二姐夫，就连我也会心疼死的！
二姐夫的“座驾”是当时十分罕见的“桑塔纳”。
1983年4月，第一辆桑塔纳轿车在上海汽车厂组装成功下线，我国自主品牌“上海牌”轿车消失，标志着桑塔纳品牌进入中国。
1985年，上海大众第一辆桑塔纳轿车正式下线，开始批量生产。
桑塔纳是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生产的品牌车。该厂坐落在桑塔纳山谷下，该山谷以盛产葡萄酒享誉世界，该山谷还经常刮起一股类似“科罗拉多”的旋风叫做“桑塔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股强劲的“桑塔纳”旋风在黄浦江畔刮起，这标志着固步自封的中国汽车工业已拉开了发展壮大的帷幕。
我二姐夫无疑是被这股旋风裹挟进去的第一批受益者之一。
在此之前，我所见到的领导干部，大都乘坐着土不拉叽的“帆布篷”（北京吉普）。偶尔从省城来一位大领导，无不过坐一辆老“上海”。桑塔纳的横空出世，无疑给国人封闭禁锢已久的眼光和思维带来极大的震动。
也正是从那时起，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开始逐渐发生质的变化。
单说出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全线贯通的109国道，途径兰州、白银和我的家乡靖远，为家乡人民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以前我们去兰州，从靖远坐班车早上六点出发，下午两点才能到达。尽管兰州到靖远有短途火车，但这是趟类似市郊车的慢车，从靖远到兰州也需要六个多小时。109国道全线通车后，从靖远到兰州只需三个小时。我们靖远人从此告别了到兰州办事必须过夜的时代，早上坐车到兰州，中午在兰州休息，下午办完事后赶回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上世纪末，我由于工作从靖远调到兰州，父母尚在老家，经常往返于兰州——靖远之间。宽阔平整的109国道上，我或乘二姐夫的桑塔纳、或坐长途班车、或搭运煤的便车，充分领略了这条“大动脉”给老百姓带来的许多实惠。
有好几次，下午下班后，我乘坐兰州发往靖远的末班车回老家。当我乘着月色敲开“文胜巷9号”我家的院门，给爸妈说明情况后，老爸和老妈都惊讶地说：“我的个老天爷！你不会是坐飞机回来的吧？”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白兰”、“刘白”高速公路相继建成通车，我从兰州往返靖远的时间又缩短了许多。
今年春节，正月初四，我乘朋友的“别克君越”去靖远看望岳母。上午十点从兰州出发，十一点半就到靖远了。
当我乘着“君越”从人流如织的解放街缓缓通过时，车窗边不断掠过层次栉比的楼群。我努力搜寻解放街37号的踪影，已难觅当年红红火火的大杂院的“身影”。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在“文胜巷9号”，我先后完成了人生旅途中的几个重要环节：上大学（庆阳师专，请允许我的虚荣）、参加工作、娶妻、第一次调动工作、生子、短暂地侍奉父母。
1981年9月，我离开“文胜巷9号”、离开父母到庆阳师专上学。两年的求学时光，家和学校犹如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不断争夺者我这个“战利品”。一方面我要在学校抓紧时间学习，另一方面我一直“扯心”（挂念）着家乡年迈的父母。所幸我并没因为恋家而荒废了学业，总算拿到了全家人引以为荣的大专毕业证。在此之前，我们姊妹六人中最高的学历是中专。本来父母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期望我起码考取一所本科院校。还有大姐，她更盼望我考个好大学，以了结她的夙愿。当年她高中毕业后，学习成绩全年级第一，完全可以报考名牌大学，可由于我家的经济状况所限，她只能很委屈地报考了兰州工校（现为“兰州工专”）。命运往往捉弄人。大姐学习成绩优异，偏偏只能选择考中专；我学习成绩一般，有考大学的机会，自己却不争气。
尽管我考得很一般，大姐一点也没埋怨我。相反，我在师专读书的两年里，大姐给了我许多精神鼓励和物质资助。仅说一条，足见大姐对我的关照备至。每学期，大姐都会给我邮寄很多学习资料、课外参考书和笔记本、作业本。她去新华书店精心选购给我邮寄的书，到她工作的一所中学的校办工厂给我买笔记本、作业本，然后用牛皮纸扎扎实实地包装好，再去邮局寄给我。大姐的确包装得很结实，从来没有一次因包装不好而磨损了书本。
如今我和大姐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每当我在已年逾花甲的老姐面前深情地提及当年她资助我的事，她总是淡淡一笑：“姊妹间互相帮助天经地义，你别再把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拿出来唠叨。”
1983年9月，几经周折，我不得不去当时各方面条件还较差的城关中学报到，别无选择地当了一名自己很不满意的“娃娃头儿”（老师）。从1983年9月至1988年10月，我在城关中学糊里糊涂地当了五年多初中、职业高中的老师。
在城关中学，我莫名其妙的成了一个“杂耍儿”和“万金油”。由于学校师资紧张，更由于自己年轻不“省事”（懂事），除了教语文、当班主任外，我先后教过的课有：历史、地理、植物、动物、图画。工作之余，我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发挥自己的业余“专长”：给学生辅导朗诵、演讲，积极参加校内外的文化娱乐活动（办黑板报、参加书法展览、自编自演小品、参加县文化馆举办的征文、征联、灯谜比赛等）。各种奖项倒是得了一大堆，但没有一项与教学有关；用我老娘的话说就是“四六不上串儿”（和正经事儿不沾边儿）的“上不了台盘”（不入流）的破烂儿罢了。
但是，无论是“四六不上串儿”也好，还是“上不了台盘”也罢，我在城关中学依然我行我素。其结果是：凡是学生都很欢迎我，凡是教研组长和校领导都对我很头疼。对学生，我是人人尽可朵颐的美食；对领导，我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好在我禀赋直率、对同事从不玩儿心眼儿，五年下来，倒落了个好人的名声。
离开城关中学后至今，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我遇到当年的学生和同事，它们都会像父兄哥们儿一般热情地和我寒暄。记得有一年秋天，我回老家探亲，随便去县城西大街的一家皮鞋专卖店转转。我看中了一双“红蜻蜓”皮鞋，由于和店员谈不拢价格，我准备放弃。正在这时，从里间赶出来一位身材高大、长相英俊的男青年，他先冲店员道：“你咋一点没眼色，店里来了贵人不赶紧喊我不说，还要把贵人赶走？！”店员还一头雾水，他上前紧握住我的手很激动地说：“老师，我是xxx啊！您不认识我了？我的这位店员眼太拙，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她一般见识。”说完，他又让店员迅速拿来我选好的那双“红蜻蜓”，请我坐在沙发上，俯身为我穿好鞋。他边为我穿鞋边对店员和其他顾客说“你们知道吗？这位是我初中的老师，课讲得太攒劲（好）了！我老师不光课讲得好、人也很握耶（不错）。我老师现在在省报当记者，是标准的职业白领；是职业男士，就要穿职业鞋子。我这儿的所有好皮鞋，任老师挑、任老师选。这双新款‘红蜻蜓’，我打五折卖给老师。”有点常识的顾客都知道，凡是刚进的新款皮鞋，店家一般不打折；即便打折，也绝对不会打五折。
这就是我和我的学生的师生情。其实，后来我了解到：这位开皮鞋店的学生，当年我只给他代过一星期的语文课；当时给他们班代语文课的老师病了，我临时替的课。
学生普遍反映我的课讲得“很攒劲”，我当年从未沾沾自喜过。可这次买皮鞋的经历，让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讲课“实力”，也不得不承认：老师是学生最好的榜样。
再说我的“四六不上串儿”和“上不了台盘”的“杂耍儿”。我当年教过语文并悉心辅导过朗诵的一位女生，后来参加甘肃电视台招考女主持人的考试，从500名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以优异成绩进入甘肃电视台担任主播。由于她出色的主持水平，几年后又被南方一家著名电视台选中，现在已成为那家电视台的“当家花旦”。
1988年2月25日，农历戊辰年正月初九，靖远县普降瑞雪。这天，“文胜巷9号”我家的院子中喜气洋洋、欢声笑语。早上五点。我方娶亲团“团长”——“常虎儿”——我二姐夫，我方娶亲团“开路先锋”王xx(此处删去俩字，否则大不敬，鉴于此公乃我二姐夫的亲表叔，我实在不敢造次)，率领一干人等浩浩荡荡地把我老婆娶进了我家门。
那天娶亲的婚车很牛逼：是二姐夫单位刚接（买）的“丰田”面包，外形美观，性能优良，乘坐舒适，堪称婚娶的最佳交通工具。二姐夫不但给足了我和老婆面子，也给足了男女双方家庭的面子。我不禁暗自感喟：“有位当领导的姐夫真好啊！”
“开路先锋”更是十分卖力，他用自己能言善辩和机制灵活博得双方家庭的一致赞誉。不仅如此，他还为我老娘节省了好几个“红包”。他到我岳母家后，好半天敲不开门，里边的几个我老婆的侄子、侄女不断叫着要红包。他往门里塞一个红包，说一堆好话；说一堆好话，再塞一个红包。乘里边稍不注意，他猛地一下破门而入！等里边的侄子、侄女再要红包时，他信誓旦旦地说：“一个都没了！早都给你们给完了！不信你们搜搜我，如果搜出来，我是——”他的话还没说完，贤淑温良的我的老岳母上前为他及时解了围：“算了，算了！就是闹腾着耍的，你们还当真了！”
娶亲到我家后，这位“开路先锋”把好几个红包往我母亲面前一摊：“老太太，看好了，这可是我给你省的！”
本来我母亲以前还因为“开路先锋”少年时打过我哥而对他耿耿于怀，从看到他摊开的好几个红包那一刻起，我母亲彻底原谅了他。其后，又和他成为忘年交，但凡我家大小事宜，我母亲都要找他出主意、想办法。
诚然，我多年来一直随二姐夫，每次见了“开路先锋”，都恭恭敬敬地叫他“王家表叔”。这位生性豪爽的表叔也很乐意和我在一起，每当我和他同桌共饮之时，我俩都吆五喝六地高声猜拳行令，从不忌讳长幼有序的那套破规矩。我们耍得十分高兴，我们喝得非常融洽。
1988年11月，我从靖远城关中学调到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说心里话，我并不是厌恶当老师；相反，我觉得老师是最适合我的职业。说这话并非我矫情，我的确热爱老师这个职业。之所以要调离学校，最主要的一点是我百分之百的厌恶当时城关中学特殊的人事氛围。说白了，和学生在一起我心情愉悦，跟老师和校领导打交道我手足无措。除此而外，屁大个学校居然还有许多让人无法容忍的潜规则。比如平行年级的期中期末考试，尽管我也是出了吃奶的力气，可我所带班级学生的成绩却一直落后。开始我很苦闷，以为是自己不努力所致。可后来一了解，才明白别人的好成绩是做了手脚的。本来我也完全可以顺着大家一块儿做手脚，可每当我想到同流合污的结果是误人子弟时，我就坚定了我行我素的意志。这样做的后果可想而知，我在同事之间逐渐被动起来，校领导也时常嫌我“不求上进”。时间长了，我自己也很苦闷，即便学生再欢迎我，学生家长照样多次向校领导反映，要求学校“调整”我。学校还算照顾我，调整我去教刚成立的职业班的语文课兼班主任。教职业班，没有心理负担，因为学生的主课是财会。但教职业班接踵而来的是更大的麻烦，职业班生源复杂，进校时学习成绩大都较差且调皮捣蛋，这无形中给管理造成相当大的麻烦。我焦头烂额地在职业班干了两年后，终于疲惫不堪，萌生了调离学校的念头。
说调就调。灵机一动，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把自己的想法很快告诉了我五叔，没想到五叔一口答应帮我调工作。五叔当时正被学校聘请来给职业班学生教《商业会计》和《工业会计》，他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是当时全地区唯一一位高级会计师，并且他在全省的同行中有很高的声誉。五叔是我父亲的堂弟，从小与父亲都是失去父母的孤儿，都由我的大祖母一手抚养成人。兄弟俩相依为命数十年，从感情上说，完全胜过胞兄弟。有这层特殊关系，五叔关照我自然是无微不至。加之五叔人缘好、社会关系广、门路多，帮我调工作，肯定大有希望。
尽管五叔答应帮我，但他有一个条件：我必须保证不给我父母说我调工作的事。五叔说他害怕万一调个不好的单位我父母埋怨他。尤其是我母亲——他的四嫂，他一向很惧怕我母亲的“刀子嘴”不饶人。
后来我才明白，五叔给我联系的新单位是广播电台。而广播电台的一把手是我母亲“最不感冒”（最讨厌）的人。当年我家从解放街搬迁时，曾选中了这位“最不感冒”的人家的老宅基地。人家也答应我母亲可以把新房盖在他家的老宅基地上，可母亲嫌人家多占了，一气之下又选了刘家壕。
在五叔的积极奔走下，我的调动进入了实质性的具体操作阶段。广播电台已向城关中学发了调令，我必须尽快办有关手续。但主管单位县文教局不同意我调动，理由是城关中学缺老师，我又是“青年骨干教师”。文教局局长说，城关中学的校长已经跑了好几次局里向他“告状”，斥责广播电台“挖教育事业的墙角”。局长无奈，只好扣押我。情急之下，我只好求父亲去文教局给我求情。文教局长是父亲当年在靖远师范教过的学生，城关中学的校长也是父亲当年的学生，只有父亲能说这个情，也只有父亲能说通这个情。我先瞒着母亲，动员父亲给我去说了情。局长和校长碍于父亲的情面答应了我的调动，我喜不自禁的同时陡生忧虑,心里赶快琢磨我老娘这关咋过。
苦思冥想了好几天，我不想出半点怎样说服老娘的招数。学校、文教局、人事局不断催我办理有关手续，说再不办，他们就要把我退回学校。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愁眉苦脸、一筹莫展。妻子看我很着急，她急中生智，想出一个主意来。
那天，我神情严肃地对母亲说：“妈，县文教局要调我去若笠中学当老师。”“什么？！”母亲像过电一样身体一哆嗦，“他们凭什么发配你去那儿？！”“因为我违反了有关人事调动的政策，给学校、文教局和人事局造成了很大麻烦，让人家很被动，人家很生气，就要调我去若笠。”我样装出一副很沮丧的样子。母亲急得在地上走来走去：“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难道就没有一点补救的办法吗？”“恐怕没有。”我装出更沮丧的样子欲擒故纵，“除非发生奇迹。”“不行！你去了若笠那个穷得兔子都不拉屎的鬼地方，我和你爸谁管啊？你得好好去求求人家领导，争取让人家网开一面。去，快去！”母亲用近乎哀求的语气催促我。“那好吧，我去试试。”我故意给母亲卖个关子，“不过人家答不答应就不由我了。”
我立刻出门，假装去求人。在外面逛了一大圈儿后回家向母亲汇报我“求人”的“”结果：“妈，我求了好半天，人家几位领导就是不答应。”“什么?!”母亲的脸都绿了，“我的个天老爷呀，这可叫我们老两口咋活呀！——难道就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了吗？”我看母亲都快急出眼泪了，就故作可怜说：“办法倒是有一个——”不等我说完，母亲就打断我的话：“快说，有啥办法？”我故意唯唯诺诺：“人家说，人家说......”“有屁快放！”母亲简直是咆哮着对我道，“你平常话比屎都多，关键时刻哑巴了，你诚心要急死老娘啊！”“是这样的。”我这才慢条斯理地说，“人家领导给了两条路让我选择——”母亲再次打断我：“哪两条路？快说啊！”我故意怯怯地望着母亲：“人家说，要么我服从调动去若笠，要么我去广播电台上班。”
母亲沉默了足有半个小时后多我说：“哎，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遇上你这个不争气的孽障！去吧，去吧，看来你只有去广播电台‘吹喇叭’（搞宣传）了。你给老娘记好了，这可是你自己的选择，将来在那儿遭罪了可别怨恨老娘没拦你。你自己要往火坑跳，怨不得别人！”
不久，我办好了调动手续，正式去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当了一名记者兼编辑。后来的实践证明，那位我母亲很“不感冒”的领导对我很好，工作中很器重我，生活上十分关心我。我能在广播电台独当一面，把工作搞得风生水起，全凭这位领导提携。
1989年7月11日，农历己巳年六月初九。夏令时，中午十一点二十八分，随着一声并不响亮的哭啼声，我可爱的儿子顺产在“文胜巷9号”我家院子的西房中。我儿子降生时，我正满头大汗地在耳房兼厨房中给接生的大夫和前来帮忙的我老婆的二姐做饭。或许是我炒菜的声响压住了我儿子降生后的哭啼声，我根本没听见儿子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声啼哭。
当时接生的大夫有两位，一位是靖远一中的校医张大夫，一位是我的小内嫂高大夫、乌兰中学校医。她俩都是县上著名的妇产科医生，有多年的从业经验，并且在业内口碑一向很好。
我是早有准备且急中生智才请这二位到我家为我老婆接生的。
7月10日，老婆生儿子的前一天下午五点多，老婆还帮我从解放街老卢家隔壁的自来水房往家中拉水。
这里有必要啰嗦一下拉水。当时，我家院子中没有安装自来水，日常生活用水必须去水房拉。拉水的工具是架子车，车上搁一个装过汽油的铁皮桶。桶内装满水的重量是367.5公斤（水票定价人民币0.06元），再加上架子车的重量，总重量足有四百五十多公斤。按理，像我一样的青年男子拉这么重的架子车没啥问题，如果在比较平坦的路上，我“驾驶”这玩意儿绰绰有余。可一旦遇到特殊情况就很难驾驭这玩意儿，比如拉着它上坡、下坡以及急转弯等复杂路况，就连我这位有多年“驾龄”的“老师傅”（老司机）往往也提心吊胆、慎之又慎，否则，稍有不慎，定会整你个车仰人翻、水流遍地。
大约在我结婚前两年，我家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架子车和拉水桶。此前，大约是1985年，我家只有水桶而没有架子车，拉水只能借别人家的架子车。再往前，我家啥也没有，只能用两只小水桶担水（水票定价人民币0.01元）。担6担水，才等于拉一桶水。再再往前，五六十年代，靖远县城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去离家五公里以外的黄河边担或抬黄河水，既很费劲，又不卫生。七十年代初，县城里刚通自来水时，因为取水地在苦水河（祖历河，黄河支流）入黄河口的下方，苦水河中带有大量芒硝的苦涩的水质污染了黄河水，我们当时吃的自来水明显带有一股苦咸味儿。直到八十年代初，县上把自来水厂的取水地搬到苦水河入黄河口的上方，县城里的人才彻底告别了喝咸苦水的时代。
我拉水的路线很糟糕：从老卢家隔壁水房装满水出发，走大约100米的解放街柏油路后向右一拐，接着走约50米的一段凹凸不平的小巷子，小巷子走到头后紧接着是一段约20米的坡度约为30度的陡坡，下了陡坡向左急转一个90度的弯儿，再走约20米，向右急转一个90度的弯儿，再走约20米，向左急转一个90度的弯儿，拐到我家院子大门前的约45度的约5米的陡坡前，再往上拉。除了我家院门前的那段约5米的陡坡，其他的拉水环节，我都能独立完成。其中最难拉的一段是小巷子尽头那段约20米的陡坡，每次经过那段，我都把架子车向后猛地一扬，让车排的末端（其上绑有一个起刹车作用的架子车橡胶旧外胎）紧紧地和陡坡摩擦；我则用双肩死扛着架子车的双辕，让沉重的架子车缓缓往坡下移动。可上我家门前那段陡坡，由于刚猛向左一拐，车一点惯性都没了，人几经折腾也没一点劲了，没人帮我从车后面使劲推，我根本拉不上去。
7月10日下午，大腹便便、即将临盆的妻子把从菜市场买的菜放到巷子里，冲上来猛推我拉的架子车。一车水拉到家了，看着老婆满面通红、气喘吁吁的样子，我心疼得流泪了。老婆还跟我开玩笑：“没关系！我没那么娇气，帮你干这点活，惊动不了肚子里的小宝宝。再说了，家里除了你我，就是我肚子里的宝宝；我不帮你，谁来帮你?”
那时，家中就住着父母、妻子和我。母亲在我妻子临产前一个月到兰州我大姐家养病去了，不久又把父亲也叫去了兰州，实际上当时家中就我和怀孕的妻子。妻子临产前，我往大姐家发了好几份电报（那会儿大姐家和我家都没有电话），请父母回家给我和妻子长长精神（我和妻子并未奢望父母帮我们一丁点儿忙），可所有的电报都石沉大海，父母没有任何回音。不仅如此，我儿子快满月时父母才从兰州回家。他们回家后不久，不知为何，又跟我和妻子发生了今生我永远想不通的不愉快。母亲跟我们赌气后，再次带着父亲去靖远矿区的三姐家躲避。
如果不是伤心至极，那个当儿女的愿意说父母的不是？！
7月10日晚上，我一直守护在妻子身边，生怕她有半点儿闪失。至凌晨时分，妻子没有任何异常，我和衣在妻子身边小睡了一会儿。清晨六点刚过，妻子突然开始痛苦地呻吟，她说肚子疼得厉害。尽管此前大夫说的预产期还没到，但我已觉察出妻子很有可能今天临盆。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迅速找接生大夫来家为我妻子接生。几乎吓傻了的我来不及多考虑，叮嘱妻子在家先坚持一会儿，然后锁好院子门、骑自行车飞奔着去西关的六内嫂家。六内嫂拿上接生用的一应器具、随我匆匆往我家赶，出门前又让六哥骑自行车赶紧去一中请张大夫。大约七点多，六嫂、张大夫、二内姐先后赶到我家，紧急准备为我妻子接生。
六嫂和二姐埋怨我胆子太大、做事太鲁莽，她们说，万一我锁门离家后，我妻子在家出现意外，你后悔一辈子都来不及呀！
后来我只要一想起当时的情况就有强烈的后怕！我当时真傻呀！怎么能把即将临盆的妻子一人锁在家中呢？！万一......，我想都不敢往下想。我真是个十足的傻瓜加混蛋，我再忙昏了头，也不能把妻子一人留在家中啊！我完全可以找一位邻居帮我照顾妻子呀！
这是我今生对妻子和儿子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恶！幸亏母子俩后来平安无事，否则我悔恨终生！
今天，当所有城市里的孕妇都在大医院妇产科病房享受高科技、高技术带来的无痛分娩新技术时。看了我的这段文字，没有人会相信我妻子当年的经历。其实，当年也有许多孕妇去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分娩。只是我妻子的情况特殊，我儿子注定要降生在“文胜巷9号”我家院子的西房中。
亲爱的老婆和儿子，我欠你们的今生今世无法偿还，今生我只有把对你们的愧疚诉诸文字。如果上苍眷顾我们，来生我们还是一家人，我再全心全意地报答你们母子！
二姐帮着张大夫和六嫂擦洗完我儿子，吃了我做的饭后，张大夫回家了，二姐和六嫂仍在我家陪我妻子。当天晚上，二姐和六嫂都在我家陪我妻子。其后四五天，经验丰富的六嫂一直在我家照顾我妻子，白天二姐都来照顾我妻子。姊妹情深，我感念终身。
当天，由于妻子暂时无奶水，六嫂教我用沾了红糖水的药用棉签儿喂我儿子。我小心翼翼地拿了棉签儿往我儿子嘴里送时，看着满脸褶皱、瘦小丑陋的儿子，我十分担心这个可怜的小生命能否健康长大。六嫂一再给我宽心，说我儿子生下来时六斤多，属正常体重，很健康，完全没必要担心。我妻子看着一双小眼睛里满是雾翳的儿子，担心小家伙的眼睛是否有问题。六嫂告诉我妻子，这也属于正常现象，没必要担心。妻子还有点将信将疑，乘六嫂上厕所的功夫，还用手在儿子眼前不断晃动，看儿子的眼睛有没有反应；结果儿子的小眼睛看见妈妈晃动的手后，不停地眨动。妻子见状高兴地拍手高叫：“我儿子眼睛没问题！你看他的小眼睛眨得多好啊！”
六嫂叮嘱我妥善“安置”我儿子的“衣包子”（胎盘）。按家乡惯例，“衣包子”的处理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把它焙干了让产妇用水冲着服下（据说是大补，有补气养血、安神补脑之功效），一种是在家中选一处合适的地方把它埋了。妻子根本不忍心“吃”儿子曾经的“家”，我只好把儿子的“衣包子”深埋在院子中的梨树下。
那一年，汲取了妻子和儿子精华的梨树分外枝繁叶茂，到秋天更是果实累累。
妻子开始了十分辛苦的“坐月子”。
整整一个月，正是七月酷暑季节，室外气温零上三十多度。按传统习惯，妻子不得不穿着棉衣、毛裤，还得一直捂着厚棉被。这还不算，还得在妻子和儿子睡的床的周围围上一个大床单。房门更不能开，害怕风吹进来。包括二姐在内的许多过来人一再向我和妻子强调：千万不能让“月婆子”（产妇）在“坐月子”期间着凉、受风；否则落下病来，后悔都来不及！
当时我家西房的温度和室外没多大差别，起码有三十度。妻子穿着棉衣、盖着棉被捂着，儿子裹着棉被也捂着。妻子和儿子遭了大罪，他俩都不同程度的捂出了皮疹。所幸六嫂及时治疗，才没落下后遗症。
我也好受不到哪去。幸好我不用捂着，每天光着膀子、只穿条大裤衩，挥汗如雨地悉心照顾妻子和儿子。一旦家中来探望妻子和儿子的亲友，听到敲院子门声后，我第一个动作是迅速穿衣服，别让亲友看到我既不文明有很狼狈的“着装效果”。
那个阶段，我每天都要做六顿饭。四顿是给妻子做的，两顿是给父母和我自己做的。给妻子做的是单调的小米粥和煮绵的面条，给父母和自己做的是家常便饭。家乡的老“下数”（规矩），“月婆子”千万不能吃油腻和荤腥，否则肯定吃坏肚子、落下一辈子难于痊愈的病根儿！
我不知道家乡约定俗成的“月婆子”的饮食起居标准从何而来，我只知道它尽管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却被家乡人民奉为臬圭地从古至今毫不动摇地坚决“贯彻执行”。就连六嫂那样从事了多年妇产科临床实践的资深医生，也从不敢违背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陋习。诚然，六嫂或许想改变传统陋习，但我想，光我老岳母这一关她都绝对过不去！
传统陋习就像压在人们头上的一座大山，要摈弃它，谈何容易！
儿子满月前，父母和我们还算相安无事。儿子满月时，父母很冷漠，没有任何反应。满月的酒席全凭我自己一人照应。当时的满月酒席在家里办，请我的一位在乌兰宾馆当厨师的同学掌勺。当时县城里买不到活鱼，我跑到279厂的冷库去买。烈日炎炎下，我骑自行车跑了十几里路赶到279冷库。看我汗流浃背，冷库工作人员怕我感冒，拿了件棉大衣让我穿。年轻气盛的我没穿，结果买完鱼回家后严重感冒。发高烧、打喷嚏、流鼻涕、咳嗽，浑身疼。就这样，我还是坚持着跑前跑后地操办儿子的满月酒席。
天太热，买的大肉有点变味儿。我急出一身冷汗，掌勺的同学有经验，往切好的肉中少许拌了些白酒。谢天谢地，总算救了百十斤猪肉的“命”！
中午开席好一阵子后，我发现我们单位的同事一个也没到。我赶紧跑到解放街离我家不远的单位问请人的一位同事，他居然说忘了我儿子满月酒席请同事的事儿。听了他的话，我差点儿背过气去！催他赶快请人！！！等同事们都赶到我家时，都快下午两点了，好多同事都吃过饭了；为了给我面子，大家还是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我儿子的满月酒席。
儿子满月刚过完，妻子头上包一条头巾就开始下地干活了。一方面，按家乡的习俗（又是可恶的习俗），坐完月子就要下地干活；另一方面，生性刚强的妻子根本在床上待不住，再加上看我每天干活很累，她很体恤我，她就更待不住了。她开始每天都恭恭敬敬地为公婆做饭敬茶，一日三餐，尽量变着花样。那天，妻子做好晚饭端到母亲床边请母亲吃。不知为何，母亲突然大发雷霆，把一碗烫烫的面条朝着妻子就扔了过来。幸亏妻子躲得及时，不然她会烫得很惨。妻子强忍委屈，一声不吭地收拾了母亲摔破的碗，打扫了地上的面条，含着泪赶快躲到西房。
第二天，母亲就带着父亲去了三姐家。
儿子四十多天时，我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妻子和儿子。见我太辛苦，妻子带着儿子回了乡下的娘家。我思子念妻心切，每天都盘算着怎样尽快去见他们。但我又怕去见他们，我怕岳母说我没照顾好她的女儿和外孙。苦苦思念之情日日夜夜折磨着我，我寝食不安。
八月中旬，单位派我去石门乡采访。采访完回来正好路过妻子娘家所在地，我中途下了班车，直奔岳母家。看到朝我笑得很灿烂的儿子，我的热泪夺眶而出。
贤良的岳母丝毫没有责怪我。但当我说要接妻子和儿子回家时，岳母说让女儿和外孙再待一段，等我把家里的矛盾处理好了再说。在岳母家待了两天后，我不得不回家。就在我站在公路边等班车时，被当地的几个地痞流氓无缘无故地打伤了。内兄火速找车送我去县医院治疗，妻子抱着儿子涕泪涟涟地目送我上了车。
在县医院，鼻青脸肿的我躺在病床上越想越生气，发誓要让公安部门好好收拾一顿那帮流氓。警察很快来到病房给我做了询问笔录，单位领导也向民警表达了必须严惩凶手的强烈要求。可不久，我想严惩凶手的要求就流产了。
打我的流氓中，为首的正好是我妻子叔叔的外孙子。这位叔叔是岳父唯一的弟弟，解放后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受了牵连，曾被判刑入狱。这位叔叔没有儿子，一直生活在大女儿身边。而打我的流氓，正是这位大女儿的二儿子。
当妻子白发苍苍的叔叔在四内兄（名义上过继给了叔叔）的陪同下、带着外孙给我当面赔礼时，各种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的我说不出一句话。再看着打我的外甥一脸毫无所谓的表情，听着只有叔叔和内兄的不断道歉，我只有埋头无语。
后来我才知道，叔叔的两个外孙都是当地一霸，没人敢和他兄弟俩“叫板”。那天，他们之所以打我，是我“挡了他们上班车的视线”，简直岂有此理！
多行不义必自毙！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后来的实践证明，这兄弟俩不断干一些违法犯罪的勾当。如今，他俩早已是“n进宫”的“吃牢饭”（坐监狱）的斵轮老手了。
我伤好出院后，一直在家休养。其间单位如有重要的采访，我偶尔也去。这个阶段，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下大工夫采访了古琴家党世才先生。其实在我住院期间，我采写党先生的特写就已发表在《甘肃日报》的“星期天”副刊上。出院后，我进一步深入采访党先生，写成了五千多字的长篇通讯《高山流水奇深情，秘谱神奇应有声》。10月1日、2日，这篇稿子以配乐通讯的形式，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庆祝建国四十周年专题文艺节目”中先后播出两次。电台文艺部的责任编辑马应昌先生慧眼识珠，给这篇稿子选配了著名古琴演奏家龚一先生演奏的古琴名曲《梅花三弄》和《阳关三叠》。其后不久，这篇通讯被收录进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建台四十周年作品集中，这也有赖马老兄鼎力相助。
马先生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和很深的音乐造诣，我和他后来成为挚友。很可惜，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老马这位我一直敬畏的老兄不得不弃文从商，在台里领导一再鼓动下，做了广告。尽管他做了广告，待人人还是那么坦诚，办事还是那样稳妥，说话还是那样和气。
妻子和儿子不在身边，父母在几个姐姐家待着不回家，寂寞无助的我聊以度日的唯有清越干净的古琴曲。每天清晨，我洗漱完后，打开录音机，反复放吴景略、龚一、吴文光等一流演奏家演奏的古琴名曲，一直从早上听到中午。中午我也不做饭，胡乱吃一点东西，又继续听古琴曲。夜深人静，皓月当空。我了无睡意，又打开录音机，任高山流水般的琴声笼罩着我的身心......
每天，我的身边还有一位伙伴儿，一条从妻子老家捉来的黑狗。这条狗通体毛色乌黑发亮、无一根杂毛，它的模样很可爱，很像今天人们普遍钟爱的“拉普拉多”，只是耳朵比拉普拉多小了一点儿。这条狗很忠诚，每天晚上都趴在我住的西房门口守护者我。每当我放古琴曲时，它从不出声，静静地卧在门外冰凉的水泥台子上，像一位小淑女一样凝神静听.....
我给这条特别爱喝洗过毛笔的墨水的狗起名“黑子”。关于它，我有专门的文章详细介绍，在此不赘述。
儿子四个多月时，已是冬天。我再也无法忍受别妻离子的痛苦，找了一辆朋友的车，把母子俩接回家中和我团聚。尽管岳母还是不太愿意我接走女儿和外孙，我还是极力说服了她老人家。
春节前，父母终于从姐姐家回到家中。二老回是回来了，可对我妻子和儿子仍是十分冷漠。无论我和妻子怎样努力，试图搞好家庭关系，在父母（尤其母亲）面前都是徒劳无功。
那天，妻子单位组织看一部革命军事题材的故事片。我在家中照顾儿子，由于那部电影时间太长，不等妻子回家，儿子饿得放声大哭，我怎么哄都哄不了。小家伙越哭越凶，足足哭了一个多小时。我在西房整得手忙脚乱、无计可施，在上房的父母自始至终没有过来问一声他们的孙子咋了。
我寒心了，妻子彻底寒心了！妻子强烈要求搬出去住，我也同意。可谁知我把我俩的意见给父母一说，母亲率先发难，破口大骂我俩是不孝的逆子！不仅如此，母亲还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大门口堵着，干脆不让我俩带着儿子出家门。僵持了好几个小时后，母亲让父亲请来一位父亲的学生当“中人”（见证人），让我们当面答应每月按时给他二老一定数量的生活费后，才放我们带着儿子离开了家。
其实母亲当时太小心眼儿了。无论如何，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给父母的生活费一分都不会少。
那一天是腊月二十八。我先把妻子和儿子安顿在一位亲戚家，然后疯了一样跑到单位领导家求领导给我们给一间房子，好让我们暂时栖身。领导让人给我们临时腾了一间库房，腊月二十九，我和一位同学整整倒腾了一天，总算勉强腾空了那间库房。除夕，我和那位同学用架子车把我们的一些生活必需品拉到这我们临时栖身之处。除夕夜，我和妻子把堆放了一地的东西规整到大年初一凌晨时分，总算给儿子捯饬出了一个睡觉的地方。
看着睡得很甜的儿子，我和妻子相拥而泣......
公元1990年（农历庚午年）的春节我终身难忘！
我在广播电台住了两年后，因为单位领导要求所有住家户必须无条件搬出单位。当时那为关照我的老领导已因病去世，新来的领导很强势，办事雷厉风行，谁要违抗他的决定，他绝不会饶恕。这位领导一声令下，别人家很快都搬出了单位，只有我还住在单位死扛。我有我的苦衷，我实在找不到可搬的地方。为此，我几乎和这位领导闹翻。妻子看我和领导闹得很僵，求了多次她们单位领导，总算给我们腾出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住了半年后，妻子单位新来的同志没办公室，我们只好搬出。幸亏我的二“挑担”（连襟）帮忙，让我们住到他家原来住过的靖远一中家属院。
我们的二姐夫（我的连襟）张克让先生1959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靖远一中工作了30年，1990年调靖远师范工作一年，1991年调任甘肃教育学院任副院长。他历任靖远一中教师、教研组副组长、组长、副校长、校长、靖远师范校长。他在靖远一中工作期间，先后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劳模）、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靖远人民和广大师生中有极高的威信。至今靖远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靖远人不知道张克让，相当于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而靖远人都知道，他老家是甘谷人；靖远人对一位原籍非靖远的人如此厚爱，足见他在靖远崇高的威望。
正是我的这位可亲可敬的姐夫，从我们成为亲戚的那一刻起至今，一直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爱护着我、鞭策着我。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是我永远崇敬的老兄！
已在甘肃教育学院任副院长的二姐夫得知我住房困难的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靖远一中他的继任校长雒秀先生，请雒校长允许我住在他原来住过的房子中。因为二姐夫当时刚搬到兰州，靖远一中家中大多数东西尚未搬走，为人厚道的雒校长没有安排其他人入住二姐夫的房子。听了二姐夫的请求，雒校长一口答应。不久，我就搬进了二姐夫住过的院子。
这是一座包括两间卧室、三间客厅、两间厨房和两间储藏室的院子，住房面积超过200平米，院子有3分大的地。院子中有一个小花园，花园中有一棵树龄三十年以上的高大的苹果树。
在这个院子中，我生活了近三年。这三年，由于我住上了（尽管是借住）宽敞明亮的大房子，事业上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这三年是我迄今为止过得最愉快的时光。
我从文胜巷9号家中搬出来后，无论住在广播电台、妻子单位，还是住在一中家属院，都会经常回文胜巷9号看望、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按理，我妻子在家受了不少我父母的委屈，她不愿再去文胜巷9号；可恰恰相反，每次都是她催促我赶快去探望父母，照顾父母的饮食起居。有时候，我心情烦躁，在一中的院子中徘徊。妻子就会默默地备好给父母的食品和药，陪我去文胜巷9号。有时候我心烦不爱去，妻子就对我说：“有啥不愉快给爸妈说说，你心里就轻松了，走吧！”
1993年11月，我调到甘肃教育学院工作。此前的9月，妻子也考上了西北政法学院的成人大专班。我们搬离了一中家属院，用一辆卡车把我们不多的家当拉到了兰州。
我平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靖远、离开了我有着千丝万缕牵念的解放街和文胜巷、离开了我的爹娘和亲人、离开了我的朋友和弟兄姊妹。
坐在卡车驾驶室的我看着家乡熟悉的人和物次第从我眼前飞逝而过，我的双眼霎时模糊了......
家园尚在，亲人尚在，至爱亲朋尚在，我却不得不踏上去往异乡的羁旅。那种梦萦魂牵的感念从那一刻起深深种在了我的心田，随着岁月的增长不断撕扯着我柔软、脆弱的心灵。虽然我还不算背井离乡，但此后每当我从影视中看到诸如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的场景，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涌上一种难言的酸楚。
到兰州后，每年我和妻子都要回好多次靖远。看望父母，几乎每周回一次。春节、清明、五一、十一、中秋节必回；父母的生日必回；亲戚朋友的婚丧嫁娶、乔迁添丁必回。还有同学聚会、亲友升迁、邻里老人寿诞、县上的有关文化活动，等等，我一概积极参加。要的就是这种其乐融融的氛围，图的就是这种欢歌笑语的场景。
每次从兰州回到靖远，我都自豪地徜徉在家乡的大街小巷。每遇亲人邻里、老友新朋甚至陌生的面孔，我都笑脸相迎，热情地和他们攀谈，仿佛家乡、家乡人以及家乡的一切都是我最关注的话题。我用纯正的靖远官话字正腔圆地向我遇到的每一为家乡父老倾诉着我的心迹、表露着我的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
我也曾在家乡遇到过不和谐的“音符”。2003年夏天，我回家乡探亲。一天傍晚，我和“老扁”、“老旦”、“老帮”等几位发小儿在县城钟鼓楼下纳凉、闲聊，一位“农村包围城市”的开小煤窑的暴发户的儿子提着一只啤酒瓶突然冲到我们面前酒气冲天地对我们说：“几位老哥看着有点儿面生，是不是刚买城市户口不久，才住到城里来的？”我还没有发话，“老扁”早已火冒三丈：“你说什么？！——放你妈的狗臭屁！你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你面前的这几位爷那个像刚买了户口的？！告诉你吧，碎狗日的，老子们这一帮人的八辈子老先人就住在靖远城没挪过一回印印儿！你个瞎了狗眼的畜生快滚，乘你的几位长辈还没上火快回家叫你妈给你把满口喷粪的脏狗嘴洗干净了再来给我们道歉！”好个不饶人的“老扁”，如果不是我们几位力劝，早就把那个酒气冲天的毛头小子踏翻在地了。
哥几位除了我都开怀大笑，我却一点笑不出来。我心情沉重地想：我真的和家乡疏远了吗、家乡不会当我是陌路人吧？！
我的近乎鸡肠小肚的担忧实在是多余的。
2004年7月18日（农历六月初二）母亲因大腿摔断睡床近三个月后，在文胜巷9号自家院中仙逝，享年80周岁。亲友们从四面八方赶到我家吊唁，开吊（追悼会）那天，三百多位亲友把我家院子挤得水泄不通，花圈、挽帐、挽联挂满了院子的各个角落还挂不完，只好重叠着挂。几位县级领导主动要求主持母亲的追悼会，气氛庄严肃穆，人们以最隆重的仪式祭奠母亲这位普通的家庭妇女。
这是我的记忆中文胜巷9号院子中来的人最多的一次。破敝不堪的院子中人气旺盛，把戚戚悲情演绎为浓浓的人间真情。
侍奉病重的母亲两个多月后我已心力交瘁，母亲溘然辞世，我悲从心起。时值农历六月，气候燠热异常，加之文胜巷9号地势低洼，四面都不透风，院子中的气温陡然高出其他地方好几度。我身体虚弱，几乎有些难以自持。可当我看到有亲友络绎不绝地前来吊唁母亲，欣慰之情油然而生。
7月20日，我请靖远县副县长高财庭先生为我母亲作碑文并在第二天的追悼会上宣读。作为我多年的挚友，财庭兄毫不犹豫，草草应付了白银市有关领导的当面谈话，于当天下午4时从白银赶回靖远。
7月21日，母亲追悼会在文胜巷9号隆重举行。这天下午，我送走了部分前来悼念母亲的亲友，我和妻子穿着孝衫、戴着孝帽“乏塌塌”（极度疲劳）地坐在当年我们结婚时住过的西房门前的水泥台阶上小憩。我的挚友、母亲葬礼专职摄影师、著名农民摄影家魏其儒举起手中的“尼康”专业相机，为我们留下了满脸阳光灿烂的合影。这张照片现在看来似乎不合时宜，似乎从我们脸上看不出半点失去母亲的悲伤，可它的确是我们当时心境的最好写照。那么多的亲友争先恐后地前来祭奠母亲，母亲含笑九泉，我们做儿女的应该感到无比的欣慰。面对着老魏大哥的镜头，面对着我可亲可敬的至爱亲友，我们应该也必须给他们一个真心回报的笑脸。
7月22日，母亲出殡，一千多位亲友前来送行。大大小小十几辆汽车满载着花圈、挽联、纸扎从解放街一直延续到西大街，前后绵延七八公里。我站在安放着母亲灵柩的卡车上双手捧着母亲的遗像，望着街道两旁目送母亲最后一程的家乡父老泪流满面、心中充满了无限感激。
按家乡祖制，母亲本应安葬在河靖坪南坪的师氏祖茔。可母亲很固执，她生前一再强调，她死后绝不葬在祖茔。她的理由很简单：我祖母因改嫁他人也未葬在祖茔，我祖父虽然葬在祖茔，可他老人家武官出身、又是得“猛症”（绝症）去世的、“煞气太重”（我母亲语）；葬在祖茔，她担心我祖父会容不下她，更担心我祖父寻她的“木囊”（麻烦）。我和哥哥谨尊母命，在远离祖茔的刘川乡黄家大沟为母亲另择了一处墓地。
母亲担忧给她“寻木囊”的我的祖父是我们师氏家族中一位路标式的人物。祖父名讳师汉文，字云章，光绪十七年（1891年）生于靖远县城。民国元年（1912年）我祖父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后在甘肃督军陆洪涛麾下任军事教官。可惜天妒英才，1922年，31岁的祖父英年早逝，年仅一岁的父亲随祖母扶柩回乡安厝于南坪祖茔。
我现在每每幻想：假如我祖父不是英年早逝，我们师氏家族又是怎样一种面貌呢？我的这位年长“北伐名将”叶挺五岁、年长毛泽东两岁的祖父，我的这位与国共两党许多名将枭雄同在一所军校同窗共读的祖父，会是什么一种成色呢？
历史（包括家族史）不会由假设构成，我只不过闲来无事、信马由缰地胡思乱想罢了。没其他意思，博读者诸君一笑耳。
2004年10月，母亲去世后三个月，我把孤苦伶仃的老父从文胜巷9号接往兰州赡养。
扶父亲走出文胜巷9号时，我深情地再次回望我生活了多年的家园，泪水模糊。扶父亲上车的那一刹那，我站在武库家大杂院旧址一侧，极力寻觅着当年我的影子，婆婆娑娑的泪眼中，模糊不清的解放街永远定格在我满怀感念的心中！
生我养我的解放街、文胜巷，爱我怜我的家乡父老，我的肉体虽然离开了这里，我的灵魂却在此永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