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州鸣俦啸侣的日子里，师永刚一直以“中国军人”自居。他不仅逢人便自豪地称自己是“中国军人”，而且把这一称谓很骄傲地印在自己出版的诗集的“作者简介”中。我没有刻意问过师永刚为何一直自豪地称自己为“中国军人”，但我以为其中包含了强烈的爱国爱军的情节，他为生在华夏大地自豪，他更为自己能成为一名标准的中国军人自豪。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调到报社工作后，认识的第一位跟我同姓但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就是师永刚。生于七十年代末的他当时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激情四溢的他在如火如荼的军营中锤炼出坚强的性格和奔涌的才华。而从外表上看，爱穿便装的他似乎离一位标准的军人有很大的距离：不苟言笑，举止随意，满身的哥们儿义气，甚至还有点自由散漫。这一切，都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以致我跟穿便装的他坐在小酒馆里畅饮时，早已忘了他是个现役军官。然而，当时经常跟我厮混的师永刚的的确确是一名“中国军人”，而且军衔已至尉官。
由于师永刚貌似闲散的个性，跟他初识时，我误认为他属于那种中学阶段不好好读书、考不上大学、只好入伍当兵的捣蛋鬼。后来，我才知道，他毕业于西安陆军学院，正儿八经的科班生。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曾经是一名学习成绩平平的中学生。上初中时，他除了作文成绩突出，包括语文在内的其他成绩都不及格。当时，教导主任拿着他的成绩单对他说：“你这样的成绩还怎么继续往下学啊！”由于成绩差，学校曾经动过劝其退学的念头。可这小子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加之教导主任的话深深刺激了他的自尊。上高中后，他发愤苦读，终于考取西安陆军学院，毕业后来到兰州当了一名“中国军人”。
学习成绩差的师永刚十七八岁时就迷恋上了诗歌，而且每有长长短短成行的句子在报刊发表。毫无疑问，缪斯之神赋予他无比的自信并弥补了他的缺憾，为他今后一直与文字为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出众的文字让他从一名普通战士一步步地走向文学创作之路，让他由一位基层连队的士兵跃升为兰州军区的专业创作员。
当年，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到处搜寻采访素材的我，经常游走于兰州的大街小巷。每次路过南昌路兰州军区正门前时，我都把自行车往路边的行道树上随便一靠，就近在公用电话亭给军区大院内正上班的师永刚打一个电话，管他手头有没有工作，我都很霸道地强约他出来一叙。其实，我完全可以去军区大院内找他，但我实在嫌麻烦。进一次军区大门对我而言很头疼，先要在门岗旁的值班室登记，再由值班人员给你所要找的人打电话，经对方电话确认并同意你入内后，你才能被门岗放行。我办事很简捷，对限制人的繁文缛节一贯惟恐避之不及。约师永刚从戒备森严的军区大院中出来聊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电话请他出来“接见我”。
打完电话，我在树荫下望着军区大门。不一会，穿军装的师永刚迈着矫健而标准的军人步伐走来了。到了门岗的位置，他向守门的哨兵还敬一个标准的军礼。横穿南昌路时，及时躲避着来往车辆的他就开始对我大叫：“嗨，哥们儿，我来了！”等他穿过马路来到我身边时，不容分说，他就扶起我那辆靠在树干上的破旧自行车，推着它并用目光示意我紧随其后，大步流星地向附近餐馆林立的农民巷走去。到了一家餐馆门口，他撑起我的自行车、锁好，推开餐馆门站在一边，欠身让我先入内。两个人没法要包厢，他就轻车熟路地挑一个临街靠窗的带隔断的雅座。他照例先请我就座，然后唤来服务员如数家珍地点几样小菜、一瓶白酒。接下来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他跟我频频地喝哑酒，眉飞色舞、海阔天空地跟我大摆龙门阵。他的知识面很宽，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很独到，往往一针见血，常常入木三分，让我这位虚长他六岁的“老兄”自叹弗如。“老兄”是他对我的尊称，从他主动叫我第一声“老兄”时，我就毫不谦虚地笑纳了。
师永刚的酒风跟他的为人一样，很豪爽。但只要他穿军装跟我在餐馆喝酒，我们不但不能划拳，而且他尽量压抑着自己，生怕让餐馆内的其他食客对他有微词，从而影响了他“中国军人”的光辉形象。我很赞同他这样做，但他老是觉得穿军装在餐馆喝酒大有把自己混同与普通百姓的嫌疑，总是觉得很别扭。因此，跟我处得久了，只要我约他或他约我，他都提前换了便装与我酾酒畅叙。一旦穿了便装，他就像变了一个人，放松得近乎放肆，鸣俦啸侣，猜拳行令，把盏豪饮。酩酊之时，摇摇晃晃地跟我并行在灯火辉煌的大街上，跟任何一家餐饮场所摇晃出来的任何一位酒仙毫无二致。往往在这种时候，借着酒劲的他扶着我瘦削的肩膀，用他那满嘴喷着酒气的大嘴长啸出一串话不像话、诗不是诗的长短句。很可惜，我当时没有把他酒后啸叫出的“经典妙语”记录在案。如果我当时记录了，说不定今天整理出版后，又是一部畅销书，更说不定在诗坛能掀起一阵猛烈的旋风。如是，他小子离“鲁奖”也就不远了！我敢保证，他吼出的那些句子比如今那些另人作呕的“丽华体”和味同嚼蜡的“羊羔体”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在跟师永刚交往之初我就发现，这个看似粗放的小兄弟外粗内秀。这不仅仅体现在他那些精雕细琢的诗句上，还体现在他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的关注和思考。在写诗的同时，他对新闻有一种深切的热爱和熟稔的驾驭能力，这让自诩干过多年新闻的我很惊奇也很佩服。仅举一例，足以说明这一点。那一年，河西地区遭受百年不遇的沙尘暴，金昌市顷刻间沙尘弥漫，能见度低到极限。他及时采写了一篇消息稿发给中国青年报，发表后引起轰动。这篇消息的真实生动自不必说，单就他作的很有冲击力的标题就令人震撼并耳目一新：《金昌市不见了！》他作的这个标题，无疑是当时所有报道沙尘暴的新闻标题中最棒的一个，至今为新闻界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写诗的师永刚很谦虚，尽管他在写诗的同时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好新闻稿，但只要包括我在内的新闻界的朋友提及他的新闻成就，他就说自己无不过是“玩玩儿新闻而已”。可就他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用心实践的新闻从业阅历，奠定了他今后成为一位优秀的媒体人的扎实基础。我现在才明白，有诗人、作家声名的他骨子里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新闻情节，即便他那不同凡响的长短句和引人入胜的小说会使他攀上专业文学创作的高峰，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从波澜壮阔的文学阵地上撤离了，毅然投身轰轰烈烈的媒体大战的阵营之中。
一个偶然的机缘，促使他脱下引以为豪的戎装、走出梦萦魂牵的军营，来到诞生《春天的故事》的充满挑战和机遇的鹏城。这一来，他扎下了根；这一来，他鲲鹏展翅、扶摇直上！
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当年，我一直很羡慕师永刚。这位兄弟文字功夫远在我之上不说，单就他在兰州这座省会城市的处境就比我强得多。当时，我每天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游荡在兰州的大街小巷找“食”吃，随时都有一种很压抑的紧迫感。为了完成每月的发稿量，我像只永不停歇的陀螺一样高速运转。而永刚兄弟跟我大不相同，他一直都是悠哉游哉的样子，好像从来没有人逼着他干活。给我的感觉，他就是专为安闲舒适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不像我，无论单位和家中，总有琐碎而麻烦的事等着我去处理。再就是住房，永刚更让我望尘莫及。记得他第一次带我去军区大院靠平凉路一侧他的住房去时，当我看到年纪轻轻的他已拥有一套很温馨、较宽敞的房子，羡慕得简直有点嫉妒。我认识永刚时，已是我到兰州漂泊的第四个年头，一家三口仍居无定所，不断租住单位逼仄的单身宿舍。而永刚一个单身，就拥有了自己尽可为所欲为的一套楼房。那一晚，永刚送我题签了的诗集《仰望灵魂》。其后，我在他的房子中跟他倾心交谈到很晚。他诚邀我留下来跟他彻夜畅谈，如果不是想着老婆孩子在我租住的陋室中等我回家，我真想在他舒适而宽敞的住房中享受一番。临别永刚时，他很真诚地对我道：“老兄，以后这儿和你家一样，兄弟随时欢迎你！”
走在灯火辉煌的大街上，望着街道两旁一幢幢住宅楼中透出的温暖的灯光，想着永刚兄弟暖人的话，我心中霎时涌上阵阵暖流。
那时，我对永刚兄弟的生活状态唯一牵挂的一点，就是年将而立的他还没有找到心仪的姑娘。男大当婚，这是传统的中国人生活中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而我的看似聪慧通透的傻兄弟永刚似乎却很迟钝，四平八稳的，一点都不着急，让我这个当哥的老觉得对他的终身大事关心不够，总想尽快想方设法给他介绍一位貌美而又贤惠的好姑娘。可每当我提及此事，永刚兄弟总是一笑了之，干脆不放在心上。
终于有一天，一位跟我一样熟悉永刚的老兄告诉我：“永刚最近好像‘有情况’，那位姑娘好像是你们报社的记者。”听到这个信息，我很为永刚兄弟高兴了一阵子。但是，我没有当面问过此事。说实话，我最怕凡事任其自然、凡事随缘的永刚兄弟为此尴尬。再后来，永刚也特意邀请我和报社的那位女同事一块儿在农民巷某酒店吃过饭。餐桌上还有好几位永刚的同事以及外单位的朋友，大家谈笑风生，桌上所有人都像兄弟姊妹一样融洽，我也的确看不出永刚跟我那位女同事到底有没有“情况”。说白了，一向不善于对朋友刨根问底的我再也没有问过永刚跟我那位女同事的事。直到永刚离开兰州，直到我参加我那位女同事的婚礼（新郎当然不是永刚），所谓永刚跟我这位女同事的“情况”对我而言，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如今我每每想起此事，我都认为：假如永刚当年跟我那位女同事真有过那么一段美好的回忆，就让他们各自珍藏在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吧！而我，只能默默地永远祝福他们。
进入新世纪后，我跟永刚兄弟的交往逐渐减少。说实话，这主要怨我。随着生活的稳定，我的热情和活力大大减退，较为安定的生活让我变得越来越懒惰，以致不再像从前一样经常跟亲朋好友走动。而这时的永刚，由于一个偶尔的机缘，借助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的强劲东风，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他播撒过青春和梦想种子的西北大地、离开他一直引以为豪的绿色军营。
那年，永刚借调参与央视直播澳门回归的报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澳门待了两个多月，作为撰稿，我们的关键词始终是国家、民族、未来、世界，它逼着人往大处思考，把我的思维空间撑大了、撑开了，真有出窍的感觉。”而恰恰是这一“出窍”，让他的整个身心从西北一下子飞到了老人家当年“画了一个圈”的深圳。
有一天，永刚在澳门大街上散步，他无意中发现了《凤凰周刊》。目光敏锐的他买了几本研究后，难以遏制自己的激情，连夜给当时《凤凰周刊》的副主编邓康延写信道：“我发现贵刊有十大缺陷！”然后，他在信中一一列举。最后，他又充满自信地对邓延康说：“而能弥补这十大缺陷的唯一人选——就是我！”
他的话无疑打动了邓延康。
正好那年裁军50万，觉得机不可失的永刚主动提出了转业。于是，他成了《凤凰周刊》的一名编辑。
这一次华丽的转身，永刚推开了通向未来前景的大门。
上班第一个月，编辑部的任何一个小青年都有资格看不起永刚，因为他是从落后的西北来的。西北能有什么新观念提供给日新月异的深圳特区呢？然而，两个月后，同事们对他非常客气了；三个月后，他成了编辑部主任。当时，他的月薪只有三千元，仅是深圳一个普通打工仔的工资。而他看中的不是暂时的工资，而是能让自己充分施展才华的这一方巨大的舞台。
在《凤凰周刊》，永刚就像一位成竹在胸的油画家。他一笔一笔地往自认为被别人涂抹的不到位的画布上添加着丰富的色彩，直至一幅令人耳目一新的画作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到《凤凰周刊》的第三年，永刚就荣升执行主编。当了执行主编后，一向不屑循规蹈矩的他才发现，仅仅当好一个杂志的执行主编远不是他的目标，他就开始思谋着干别的事。
干什么呢？永刚自有一套酝酿已久的思路。
1999年8月，华语电视翘楚之一的凤凰卫视中文台，在非黄金时段的午夜，推出一档20分钟的谈话类节目《时事开讲》。但很快，人们对节目内容的印象就超过了那个陌生的名字。永刚从受众极为关注的《时事开讲》入手，解密凤凰，用他的话说：“这对中国媒体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为了将这种成功的模式带给更想模仿又没有办法接触到它的人，永刚开始动笔了。
永刚用了三年时间，采访了包括刘长乐、曹景行、董家耀等台前幕后的工作者，与他们同吃同住，体验节目制作的各个环节，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经过进一步梳理后，写出了一部40万字的关于凤凰卫视发展壮大的研究著作。2004年4月，《解密凤凰》出版。此书一出，立刻成为国内媒体的焦点，也成为媒体工作者了解凤凰卫视的重要途径。
2004年5月，永刚在推出《解密凤凰》后仅一个月，再度出版中国著名传媒研究专著《读者传奇》，再度解密《读者》杂志，此书一出再成焦点。
《读者传奇》的写作，得益于永刚一贯坚持的工程式阅读。为了充分了解《读者》，他将《读者》20年所有的合订本都找来，从读者来信到所有相关内容，几乎全部看了一遍，这一工程式阅读有近千万字，几乎影响了他一个阶段的写作和价值观。以致随后出版的这本《读者传奇》中，他的语言都烙着深刻的《读者》气质。不仅如此，他历时八年，采访了与《读者》相关的几乎所有的人。首次客观纪录了《读者》杂志从创刊之初开始的每个阶段令人无法置信而又奇特的发展经历，揭示了它发行量近千万的奥秘。
著名作家贾平凹、余秋雨同时为此书作序。贾平凹在序言中写道：“20年里有《读者》是时代的一桩幸事，完成了《读者传奇》又是读者的一桩幸事了。”余秋雨说：“师永刚给《读者》写传记很有意义，......都在《读者》与《读者传奇》延续与修订着一种魅力长久的道义原则和美学原则。”有媒体评论：“这本书不是一个单纯的杂志解读，而是关于中国媒体生存现状与报刊业改革的标本。”
工程式阅读成为永刚日后主要的阅读方法。每搁一段时间，他都会清理一下书架，然后放上另一题材的同类书籍，如此循环。熟悉他的人，只要看一下他书房就知道他最近在研读什么。运用此种阅读法，永刚还为金庸先生编选了一本散文集，资料来源就是明报周刊上百本合订本。
永刚津津乐道地对大家说：“金庸的第一本散文集是我做的，都说金庸只写武侠，看看人家的散文吧，那才是国学大师的水准！”
2003年10月24日，世纪老人宋美龄逝世，国内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而这些报道中的图片几乎来自《宋美龄画传》，此书的编撰者就是师永刚，出版时间是10月13日。据说，宋美龄生前看到了这本她最后的画传。
《宋美龄画传》甫出，销量在三天内就登上了三联书店排行榜榜首，15天内连印５次，半月之内７万册即已告罄，创下包括台湾、香港等6个版本在内的45万册的销量！
《宋美龄画传》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永刚精心策划的结果。2000年，在香港宋美龄图片展上，他看到了大量以前不曾见到的宋美龄的照片。媒体人的职业敏感让他立刻意识到这些图片的价值，回来后立即着手准备出版一本关于宋美龄的书。
永刚找了许多国内公开出版的有关宋美龄的书，当时他看到几十种写宋美龄的书全部是文字版本，而且很片面，他就选择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画传体例”。他认为反映一个历史人物只有图片才是最真实的，图片无法虚构，配上解说文字，减少其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客观叙述，这样就开创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也提供了一种新的重新审视历史的方法。
在国民党和台湾媒体朋友帮助下，永刚找到了十分珍贵的独家照片，这些都是以前没有公开发表过的。经过三年的酝酿，在宋美龄逝世前十天上市，同时上市的还有台湾、香港等6个版本。这一成功范例，促成了永刚做《世纪华人画传丛书》的决心，以后陆续出版了《蒋介石图传》、《邓丽君画传》、《三毛私家相册》、《邓丽君私家相册》、《雷锋1940—1962》、《红军1934-1936》等，总销量超过百万册。永刚开创的画传体例丛书，在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华人中，得到不同价值观、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文化氛围人群的共同认可。
永刚在MSN上写道：“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在革命中一个人或者赢得胜利或者死去。”这是他编的《切·格瓦拉语录》中切说的一句话，也是他最喜欢的一句。他坦承：“切是我的偶像。”因为，切就是他理想的精神符号。
两次人生轨迹的改变，让永刚明白自己的理想到底是什么。第一次从诗人到战士，第二次从战士成为媒体人，都是朝着理想奋进。他说：“体制内的价值观我有，在被港台的价值观冲击后，自己就是一个多面体，思维被综合起来，这让我保持住了理想。”他要做的工作就是重新诠释文字的概念，让文字直接击中读者最敏感的神经，找到每一个字与人的契合点。
永刚表示，作为杂志的执行主编，他将继续为“全球华人提供独立意见”；作为出版策划人，他会把品牌的价值做得越来越大。如今，各种跟风画传充斥市场，永刚毅然放弃已经是品牌的“画传丛书”，重新打造新的阅读体例。
2008年，永刚出版了博物馆馆书《国人到此，低头致敬》，开拓创新了博物馆的表达方式。
如今，由永刚担任主编的《明报月刊四十年精品文丛》：《金庸散文集》、《中国戏剧大师命运》、《四海红楼》（上、下两卷）、《大家》等九本鸿篇巨制，无疑又掀起新一轮阅读热潮。
永刚兄弟，他在不断地思考中积极寻求一种安妥读者灵魂的方式。我认为，这正是他从一位诗人、作家成功转型为媒体精英的真正的价值。
永刚离开兰州的日子，我通过各种途径寻觅他的每一个足迹。
《读者》20周年庆典时，永刚作为特邀嘉宾来兰。当时，我当年在甘肃教育学院的同事富康年已成《读者》的中坚人物。我完全可以通过康年兄打问到永刚兄弟的行踪，但思来想去，我还是没有打扰百忙中的永刚。我知道，他在兰州行色匆匆，有无数比见我这位老兄更重要的大事在候着他一件件、一桩桩地办理。而我，无不过想跟他叙叙旧。日月常在，有的是机会。
近两年，我心血来潮，在网上开了博客。上网浏览别人博客的几率多了，无意中就发现永刚兄弟在“新浪”和“凤凰网·凤凰博报”上的博客。同时，我又从铺天盖地的网络、电视和纸质媒体上看到许多有关永刚兄弟的报道。每当看到他那副小眼睛、大鼻子、大嘴巴的敦厚的模样，我就激越不已，脑海中随时浮现出当年我们兄弟俩在一起侃侃而谈的情景。于是，我专门在“凤凰博报”上开了博客，又在“新浪”上开了博客。目的只有一个，加我的本家兄弟师永刚为好友。我在博客上多次给永刚兄弟留言：“永刚兄弟：我来了，我是你哥师克强！”然而，迄今为止，我一次又一次地加永刚为好友，一次又一次地为永刚留言都泥牛入海无消息！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永刚曾经对他的战友加老兄王久辛说过的那句经典名言：“太累了，事儿忙不完呐！”
我甚至无端地怀疑：如今的永刚兄弟，出必车队鱼贯、随从如云，入必助理相伴、不可开交；至于他的博客，虽然葳蕤蓬勃一片，估计都是麾下代劳；假如事必躬亲，我的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走来的这位兄弟得有分身术！
这样想着，我在写这篇拙文之前又在永刚兄弟的“新浪”博客上留言，期望他在日理万机的同时，给我这位老兄回复一条，哪怕只言片语。诚然，“事儿忙不完”的永刚兄弟实在无法抽身，我也毫无怨悔。
谁让我俩都是从“大槐树下”走来的呢？谁又让我俩在《百家姓》中共同拥有一个姓氏呢？
跟永刚兄弟认识之初，我就查过相关资料：我的祖籍在山西。
因此，我称师永刚为——本家兄弟！
（2010年12月3日，急就于金城无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