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土高原一处平坦的田野上，搭起了一座简陋的戏台。   

 原来这里正在演出话剧《新女性》：年老的女工卧病在床，当童工的女儿依偎在母亲身旁，而她无力养活母亲，又无钱给母亲治病，一筹莫展。这时，工友姐妹们对她们伸出了友爱的双手，给了她们无私的帮助，显示了团结的力量。    尽管这出戏用现在的眼光看艺术水平并不很高，但它却牵动着台下所有观众的心，大家都为女工的命运担忧。他们屏息静气，聚精会神地观看。我没有想到《新女性》竟会有如此大的威力，引起观众如此强烈的共鸣。   

 这便是1939年地处陕西关中旬邑县马家壁的鲁迅师范学校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演出节目之一。台上的母女，就是我的母亲和我扮演的。    我母亲本是乡村女教师，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教师联合会，也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后来本村鲁师毕业的师兆祥回家探亲，在回鲁师时带了我们母女二人，巧妙地通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到了鲁师。母亲时年34岁，我才14岁，我们母女此后便成了同学。  

  刚到鲁师时，女同学们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房内有相对两铺大炕，原来的女同学都挤在一铺较小的炕上，大炕空着。   

 我们来了后，就睡在大炕的一头。同学们很活跃，又都很热情，一有空就和我们攀谈，问这问那。同她们交谈的是母亲，我常常是一言不发，同学们想逗我说话，还欢迎我唱歌，我都张不开口。她们就自己唱，唱完了又欢迎我唱。其实我会唱很多歌，也有革命歌曲，如《民族解放先锋队队歌》，就是我在家里时偷偷学会的。但我羞于见生人，更不敢在生人面前开口。从前每逢出门，不是母亲拉着我的手，就是我拉着母亲的衣角。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同学狠狠地说我是“封建残余”。母亲笑了，向我重复了这四个字。    “封建残余”这四个字，对我刺激很大。我很羡慕她们，热情、开朗、无忧无虑，可是我都做不来。在家里的时候，我哭着闹着要到边区去，几乎要偷跑；母亲一半是对我不放心，一半是为了寻找我那离家已14年的父亲，才下决心同我一起来边区。我在想，如果我那时真的离开母亲偷跑出来，我将怎样生活？简直不可想象。我暗暗下决心向老同学学习。   

 过了不几天，我和母亲都编在第五期（班）学习。因为母亲当过教师，便被全班同学选为学习班长。我会识简谱，也会写美术字，这些小小的“才能”，也很快被同学发现了，于是选我为文娱干事。我的任务，除了指挥全班唱歌，还负责编壁报。音乐教师荆津那时怀了孕，有时不能上课，就由我把要教的新歌在她面前唱两遍，再到班上去数；壁报也是准时编出，每期都要更换新报头。这些工作我做得很认真。  

  尽管班上同学为壁报投搞很踊跃，不缺稿源，但我还是常常将母亲的军：“你是学习班长，写篇稿子吧！”说实在的，母亲是学员，可是却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她是班主任刘若曾老师的得力助手。上完课，他们常常在一起研究工作。母亲很忙，再加上她的笔头并不快，所以她往往要向我求饶，或者告诉我哪个同学学习好，让我去采访她们。将军的结果，往往是我去完成任务。 

   我和母亲都编入第5期后，组织上把我们母女安排在离这个班最近的一位老乡家里，独居一个小屋。夜里我还要钻进母亲的被窝，摸摸她的乳头。这种生活，一直到后来我们母女又在一个小学教书时，还是如此。当时，蔡畅妈妈总爱和我开玩笑：“唉呀，这位教员晚上还要摸着妈妈的奶子睡觉呢！” 

   我从小爱挑食。当时的伙食主要是大馒头、黄豆芽熬豆腐。我就不爱吃黄豆芽和豆腐，大馒头作为主食，我也不习惯——在家里常吃的主食是面条。母亲看我吃不好饭，便每天给我买一个烧饼。那时定量供应灯油，母亲就把灯油省下来，用它跟老乡换个鸡蛋煎了给我吃。母亲没有积蓄，离家时变卖了东西得的钱，除了路费，所剩无几。这些钱既要照顾我的生活，还要尽可能节省，以备急需。所有这些，我的教员和同学们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们只看到我日渐活泼，工作认真，却没有注意到在我背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佑护着我，那便是伟大的母爱。我常常在想：要是没有母亲在身边，而是我独自出来参加革命，岂不是要饿死？！当然，真到那时，我也会适应环境的。  

  在家乡的时候，我的祖母常年卧病在床，我母亲实际上是那十多口之家的内当家，在村里又是受人尊敬的教师，所以她习惯于管人，自己说了算。这种作风，时常表现在做学习班长这个工作中。我作为她的同学，很看不惯。那时每星期六都要按组开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和母亲在一个组里，我就批评她“家长作风”。同学们听后都笑了，那意思是：“瞧这个丫头，批评她妈哩！”而我却严肃认真的。母亲听了笑笑，表示接受意见。  

  在学习上，由于全班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听课的重点也不同。文化课对我们部分同学来说，可以不听。但教务长马小云讲授的《社会发展史》，我们是非常感兴趣的，每次都去听。当年的同学，至今回忆起这一课程，仍然津津乐道，一致认为马小云老师讲得好。而我自己，也感到这个课程很新鲜，还经常在课堂上提点问题。教员对能提问题的同学很有好感，认为肯动脑子，学习主动。实际上我对许多内容并不真正理解，还是死记的多，只是在以后才逐渐理解消化的。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深感这一课程为我们确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接受新事物方面，我自信比母亲快。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定义等等，我虽不甚理解，但记得很熟。母亲毕竟为无数繁杂的事情所搅扰，记忆力不如我。有时睡到炕上要问我：“中国的奴隶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而她对奴隶社会生产力的特征却理解得很透，用不着去记。我想如果像现在学校的考试方式，我的考分一定会超过母亲的。   

 母亲很快入党了，我却还不知道党是怎么回事。那时党组织不公开，发展党员是支部对表现好的同志个别做工作后吸收的。母亲入党的事，她从未在我面前泄露半点，我也丝毫没有觉察。虽经两三个月的锻炼，我已不拉着母亲的衣角走路了，但因同在一个班，同住一个屋，几乎是形影不离。当我有一两个小时见不到母亲时，我便安慰着自己：她是班长，自然有她的事。其实，那是他们在过组织生活。他们开会时，一个个秘密转告，然后到一个倒塌了的破房子里，或到沟底某处人迹罕至的地方开小组会或支部会。而开会的时间是不能拖长的，否则，就会被人发现而暴露了这些党员的身分。    我那时根本不知道有个党组织，我以为到了边区就都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有一天，指导员找我谈了入党的事。这个问题一提出，便使我坠入了五里雾中。我不明白，我已经是“共产党”了，怎么还要我入党？这个党又是干什么的？我怎么看不见她？指导员耐心地启发我，我只是给他一个不吭气。    但我在心里却暗暗下了决心，不搞清楚这些问题我绝不入党。   

 指导员撬不开我的口，只好作罢。但他交代了要保密，这一点我还能坚决做到，即使在母亲面前，我也只字未提。

    我入党是4年以后的事了。我曾问过母亲：“你那入党志愿书、入党动机一栏是怎样填写的？”母亲说填的是“为妇女解放”。我心里暗暗有一种骄傲情绪——别看你入党早，你的觉悟没有我高，我的“入党动机”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当然事后我又发觉自己这种情绪错了：第一，依靠共产党求得妇女解放并不错；第二，相隔4年，不可同日而语，母亲的觉悟也在提高。 

   离马家堡2里地有个职田镇，该镇为国民党所辖，星期日鲁师的同学常到镇上买点文具和日用品。到了1939年五六月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磨擦日甚一日。先是在傍晚对从职田镇回来的同学打黑枪，接着夜间在马家堡周围滋扰，我们全校手无寸铁的师生受到极大威胁。于是，我们被迫过起了游击生活，常常夜间紧急集合。每当这时我们的生活班长范云轩，总要把独居老乡家里的我们母女先唤醒，使我们没有落后过一次。我们先是到沟底躲一夜，白天回到原地上课。后来就被迫不断转移，夜里下沟，白天换个村子。一般是在破庙里暂歇，村边的大树下上课。转移时黑板是由男同学背着，而壁报总在我的挎包里，每到一地，便细壁报挂出来。不管如何行动，按时编报是不会耽误的。有时伙食供应不上，我们便到老乡为了饲养牲畜而种的苜蓿地里，采摘苜蓿芽煮了充饥。这时，我那每天一个烧饼的“特殊待遇”早就没有了。  

  鲁师的学制是半年。到了7月，大部分同学都分配到边区去办学校，只剩下部分工作人员和很少的同学，这些人奉命返回延安。而我和母亲也是留下来和学校一起行动的。   

 为了这次长途行军，母亲用仅有的几个银元买了一头毛驴，驮着行李，也为她代步。我们第一天只走了四五十里。一夜醒来，浑身像散了架似的，脚也落不得地，只能勉强走路。   

 三天过后，我们就一点也不觉得累了。我们这时才把每日行程增加到六七十里。我年纪小，比母亲走得快，而母亲要是没有那头毛驴，肯定受不了。我们在路上颠簸了7天，最后一天竟行程110里。这天我们同大队一起出发，却与早出发两小时的先遣队一同到达，还参加了为后来者烧水的劳动。这时我觉得战胜了行军的困难，心中别提多高兴了。   

 我和母亲经历了艰难的跋涉，终于重返延安。随后，母亲被分配到安塞完小当教员，我同一批年龄小的同学到边区中学继续学习。刚去不久，学校又改名“边区师范”。我们母女同学的生活虽然结束了，但这段美好有趣的生活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1991年3月17日    　

师秋朗    女，生于1924年9月。鲁迅师范学校第5期学生。从事过多种工作。离休前任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长期研究徐特立的教育思想，建立了“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著有《现代圣人徐特立》。帮助她父亲完成著名的《峰与谷——    师哲回忆录》一书，并主编出版《心向延安》，其中由她撰写的《生命的转折》一篇与该书中的《母女同学》是姊妹篇。

 在黄土高原一处平坦的田野上，搭起了一座简陋的戏台。   

 原来这里正在演出话剧《新女性》：年老的女工卧病在床，当童工的女儿依偎在母亲身旁，而她无力养活母亲，又无钱给母亲治病，一筹莫展。这时，工友姐妹们对她们伸出了友爱的双手，给了她们无私的帮助，显示了团结的力量。    尽管这出戏用现在的眼光看艺术水平并不很高，但它却牵动着台下所有观众的心，大家都为女工的命运担忧。他们屏息静气，聚精会神地观看。我没有想到《新女性》竟会有如此大的威力，引起观众如此强烈的共鸣。   

 这便是1939年地处陕西关中旬邑县马家壁的鲁迅师范学校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演出节目之一。台上的母女，就是我的母亲和我扮演的。    我母亲本是乡村女教师，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教师联合会，也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后来本村鲁师毕业的师兆祥回家探亲，在回鲁师时带了我们母女二人，巧妙地通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到了鲁师。母亲时年34岁，我才14岁，我们母女此后便成了同学。  

  刚到鲁师时，女同学们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房内有相对两铺大炕，原来的女同学都挤在一铺较小的炕上，大炕空着。   

 我们来了后，就睡在大炕的一头。同学们很活跃，又都很热情，一有空就和我们攀谈，问这问那。同她们交谈的是母亲，我常常是一言不发，同学们想逗我说话，还欢迎我唱歌，我都张不开口。她们就自己唱，唱完了又欢迎我唱。其实我会唱很多歌，也有革命歌曲，如《民族解放先锋队队歌》，就是我在家里时偷偷学会的。但我羞于见生人，更不敢在生人面前开口。从前每逢出门，不是母亲拉着我的手，就是我拉着母亲的衣角。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同学狠狠地说我是“封建残余”。母亲笑了，向我重复了这四个字。    “封建残余”这四个字，对我刺激很大。我很羡慕她们，热情、开朗、无忧无虑，可是我都做不来。在家里的时候，我哭着闹着要到边区去，几乎要偷跑；母亲一半是对我不放心，一半是为了寻找我那离家已14年的父亲，才下决心同我一起来边区。我在想，如果我那时真的离开母亲偷跑出来，我将怎样生活？简直不可想象。我暗暗下决心向老同学学习。   

 过了不几天，我和母亲都编在第五期（班）学习。因为母亲当过教师，便被全班同学选为学习班长。我会识简谱，也会写美术字，这些小小的“才能”，也很快被同学发现了，于是选我为文娱干事。我的任务，除了指挥全班唱歌，还负责编壁报。音乐教师荆津那时怀了孕，有时不能上课，就由我把要教的新歌在她面前唱两遍，再到班上去数；壁报也是准时编出，每期都要更换新报头。这些工作我做得很认真。  

  尽管班上同学为壁报投搞很踊跃，不缺稿源，但我还是常常将母亲的军：“你是学习班长，写篇稿子吧！”说实在的，母亲是学员，可是却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她是班主任刘若曾老师的得力助手。上完课，他们常常在一起研究工作。母亲很忙，再加上她的笔头并不快，所以她往往要向我求饶，或者告诉我哪个同学学习好，让我去采访她们。将军的结果，往往是我去完成任务。 

   我和母亲都编入第5期后，组织上把我们母女安排在离这个班最近的一位老乡家里，独居一个小屋。夜里我还要钻进母亲的被窝，摸摸她的乳头。这种生活，一直到后来我们母女又在一个小学教书时，还是如此。当时，蔡畅妈妈总爱和我开玩笑：“唉呀，这位教员晚上还要摸着妈妈的奶子睡觉呢！” 

   我从小爱挑食。当时的伙食主要是大馒头、黄豆芽熬豆腐。我就不爱吃黄豆芽和豆腐，大馒头作为主食，我也不习惯——在家里常吃的主食是面条。母亲看我吃不好饭，便每天给我买一个烧饼。那时定量供应灯油，母亲就把灯油省下来，用它跟老乡换个鸡蛋煎了给我吃。母亲没有积蓄，离家时变卖了东西得的钱，除了路费，所剩无几。这些钱既要照顾我的生活，还要尽可能节省，以备急需。所有这些，我的教员和同学们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们只看到我日渐活泼，工作认真，却没有注意到在我背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佑护着我，那便是伟大的母爱。我常常在想：要是没有母亲在身边，而是我独自出来参加革命，岂不是要饿死？！当然，真到那时，我也会适应环境的。  

  在家乡的时候，我的祖母常年卧病在床，我母亲实际上是那十多口之家的内当家，在村里又是受人尊敬的教师，所以她习惯于管人，自己说了算。这种作风，时常表现在做学习班长这个工作中。我作为她的同学，很看不惯。那时每星期六都要按组开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和母亲在一个组里，我就批评她“家长作风”。同学们听后都笑了，那意思是：“瞧这个丫头，批评她妈哩！”而我却严肃认真的。母亲听了笑笑，表示接受意见。  

  在学习上，由于全班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听课的重点也不同。文化课对我们部分同学来说，可以不听。但教务长马小云讲授的《社会发展史》，我们是非常感兴趣的，每次都去听。当年的同学，至今回忆起这一课程，仍然津津乐道，一致认为马小云老师讲得好。而我自己，也感到这个课程很新鲜，还经常在课堂上提点问题。教员对能提问题的同学很有好感，认为肯动脑子，学习主动。实际上我对许多内容并不真正理解，还是死记的多，只是在以后才逐渐理解消化的。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深感这一课程为我们确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接受新事物方面，我自信比母亲快。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定义等等，我虽不甚理解，但记得很熟。母亲毕竟为无数繁杂的事情所搅扰，记忆力不如我。有时睡到炕上要问我：“中国的奴隶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而她对奴隶社会生产力的特征却理解得很透，用不着去记。我想如果像现在学校的考试方式，我的考分一定会超过母亲的。   

 母亲很快入党了，我却还不知道党是怎么回事。那时党组织不公开，发展党员是支部对表现好的同志个别做工作后吸收的。母亲入党的事，她从未在我面前泄露半点，我也丝毫没有觉察。虽经两三个月的锻炼，我已不拉着母亲的衣角走路了，但因同在一个班，同住一个屋，几乎是形影不离。当我有一两个小时见不到母亲时，我便安慰着自己：她是班长，自然有她的事。其实，那是他们在过组织生活。他们开会时，一个个秘密转告，然后到一个倒塌了的破房子里，或到沟底某处人迹罕至的地方开小组会或支部会。而开会的时间是不能拖长的，否则，就会被人发现而暴露了这些党员的身分。    我那时根本不知道有个党组织，我以为到了边区就都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有一天，指导员找我谈了入党的事。这个问题一提出，便使我坠入了五里雾中。我不明白，我已经是“共产党”了，怎么还要我入党？这个党又是干什么的？我怎么看不见她？指导员耐心地启发我，我只是给他一个不吭气。    但我在心里却暗暗下了决心，不搞清楚这些问题我绝不入党。   

 指导员撬不开我的口，只好作罢。但他交代了要保密，这一点我还能坚决做到，即使在母亲面前，我也只字未提。

    我入党是4年以后的事了。我曾问过母亲：“你那入党志愿书、入党动机一栏是怎样填写的？”母亲说填的是“为妇女解放”。我心里暗暗有一种骄傲情绪——别看你入党早，你的觉悟没有我高，我的“入党动机”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当然事后我又发觉自己这种情绪错了：第一，依靠共产党求得妇女解放并不错；第二，相隔4年，不可同日而语，母亲的觉悟也在提高。 

   离马家堡2里地有个职田镇，该镇为国民党所辖，星期日鲁师的同学常到镇上买点文具和日用品。到了1939年五六月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磨擦日甚一日。先是在傍晚对从职田镇回来的同学打黑枪，接着夜间在马家堡周围滋扰，我们全校手无寸铁的师生受到极大威胁。于是，我们被迫过起了游击生活，常常夜间紧急集合。每当这时我们的生活班长范云轩，总要把独居老乡家里的我们母女先唤醒，使我们没有落后过一次。我们先是到沟底躲一夜，白天回到原地上课。后来就被迫不断转移，夜里下沟，白天换个村子。一般是在破庙里暂歇，村边的大树下上课。转移时黑板是由男同学背着，而壁报总在我的挎包里，每到一地，便细壁报挂出来。不管如何行动，按时编报是不会耽误的。有时伙食供应不上，我们便到老乡为了饲养牲畜而种的苜蓿地里，采摘苜蓿芽煮了充饥。这时，我那每天一个烧饼的“特殊待遇”早就没有了。  

  鲁师的学制是半年。到了7月，大部分同学都分配到边区去办学校，只剩下部分工作人员和很少的同学，这些人奉命返回延安。而我和母亲也是留下来和学校一起行动的。   

 为了这次长途行军，母亲用仅有的几个银元买了一头毛驴，驮着行李，也为她代步。我们第一天只走了四五十里。一夜醒来，浑身像散了架似的，脚也落不得地，只能勉强走路。   

 三天过后，我们就一点也不觉得累了。我们这时才把每日行程增加到六七十里。我年纪小，比母亲走得快，而母亲要是没有那头毛驴，肯定受不了。我们在路上颠簸了7天，最后一天竟行程110里。这天我们同大队一起出发，却与早出发两小时的先遣队一同到达，还参加了为后来者烧水的劳动。这时我觉得战胜了行军的困难，心中别提多高兴了。   

 我和母亲经历了艰难的跋涉，终于重返延安。随后，母亲被分配到安塞完小当教员，我同一批年龄小的同学到边区中学继续学习。刚去不久，学校又改名“边区师范”。我们母女同学的生活虽然结束了，但这段美好有趣的生活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1991年3月17日    　

师秋朗    女，生于1924年9月。鲁迅师范学校第5期学生。从事过多种工作。离休前任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长期研究徐特立的教育思想，建立了“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著有《现代圣人徐特立》。帮助她父亲完成著名的《峰与谷——    师哲回忆录》一书，并主编出版《心向延安》，其中由她撰写的《生命的转折》一篇与该书中的《母女同学》是姊妹篇。

 在黄土高原一处平坦的田野上，搭起了一座简陋的戏台。   

 原来这里正在演出话剧《新女性》：年老的女工卧病在床，当童工的女儿依偎在母亲身旁，而她无力养活母亲，又无钱给母亲治病，一筹莫展。这时，工友姐妹们对她们伸出了友爱的双手，给了她们无私的帮助，显示了团结的力量。   

 尽管这出戏用现在的眼光看艺术水平并不很高，但它却牵动着台下所有观众的心，大家都为女工的命运担忧。他们屏息静气，聚精会神地观看。我没有想到《新女性》竟会有如此大的威力，引起观众如此强烈的共鸣。   

 这便是1939年地处陕西关中旬邑县马家壁的鲁迅师范学校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演出节目之一。台上的母女，就是我的母亲和我扮演的。    我母亲本是乡村女教师，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教师联合会，也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后来本村鲁师毕业的师兆祥回家探亲，在回鲁师时带了我们母女二人，巧妙地通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到了鲁师。母亲时年34岁，我才14岁，我们母女此后便成了同学。  

  刚到鲁师时，女同学们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房内有相对两铺大炕，原来的女同学都挤在一铺较小的炕上，大炕空着。   

 我们来了后，就睡在大炕的一头。同学们很活跃，又都很热情，一有空就和我们攀谈，问这问那。同她们交谈的是母亲，我常常是一言不发，同学们想逗我说话，还欢迎我唱歌，我都张不开口。她们就自己唱，唱完了又欢迎我唱。其实我会唱很多歌，也有革命歌曲，如《民族解放先锋队队歌》，就是我在家里时偷偷学会的。但我羞于见生人，更不敢在生人面前开口。从前每逢出门，不是母亲拉着我的手，就是我拉着母亲的衣角。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同学狠狠地说我是“封建残余”。母亲笑了，向我重复了这四个字。    “封建残余”这四个字，对我刺激很大。我很羡慕她们，热情、开朗、无忧无虑，可是我都做不来。在家里的时候，我哭着闹着要到边区去，几乎要偷跑；母亲一半是对我不放心，一半是为了寻找我那离家已14年的父亲，才下决心同我一起来边区。我在想，如果我那时真的离开母亲偷跑出来，我将怎样生活？简直不可想象。我暗暗下决心向老同学学习。   

 过了不几天，我和母亲都编在第五期（班）学习。因为母亲当过教师，便被全班同学选为学习班长。我会识简谱，也会写美术字，这些小小的“才能”，也很快被同学发现了，于是选我为文娱干事。我的任务，除了指挥全班唱歌，还负责编壁报。音乐教师荆津那时怀了孕，有时不能上课，就由我把要教的新歌在她面前唱两遍，再到班上去数；壁报也是准时编出，每期都要更换新报头。这些工作我做得很认真。  

  尽管班上同学为壁报投搞很踊跃，不缺稿源，但我还是常常将母亲的军：“你是学习班长，写篇稿子吧！”说实在的，母亲是学员，可是却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她是班主任刘若曾老师的得力助手。上完课，他们常常在一起研究工作。母亲很忙，再加上她的笔头并不快，所以她往往要向我求饶，或者告诉我哪个同学学习好，让我去采访她们。将军的结果，往往是我去完成任务。 

   我和母亲都编入第5期后，组织上把我们母女安排在离这个班最近的一位老乡家里，独居一个小屋。夜里我还要钻进母亲的被窝，摸摸她的乳头。这种生活，一直到后来我们母女又在一个小学教书时，还是如此。当时，蔡畅妈妈总爱和我开玩笑：“唉呀，这位教员晚上还要摸着妈妈的奶子睡觉呢！” 

   我从小爱挑食。当时的伙食主要是大馒头、黄豆芽熬豆腐。我就不爱吃黄豆芽和豆腐，大馒头作为主食，我也不习惯——在家里常吃的主食是面条。母亲看我吃不好饭，便每天给我买一个烧饼。那时定量供应灯油，母亲就把灯油省下来，用它跟老乡换个鸡蛋煎了给我吃。母亲没有积蓄，离家时变卖了东西得的钱，除了路费，所剩无几。这些钱既要照顾我的生活，还要尽可能节省，以备急需。所有这些，我的教员和同学们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们只看到我日渐活泼，工作认真，却没有注意到在我背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佑护着我，那便是伟大的母爱。我常常在想：要是没有母亲在身边，而是我独自出来参加革命，岂不是要饿死？！当然，真到那时，我也会适应环境的。  

  在家乡的时候，我的祖母常年卧病在床，我母亲实际上是那十多口之家的内当家，在村里又是受人尊敬的教师，所以她习惯于管人，自己说了算。这种作风，时常表现在做学习班长这个工作中。我作为她的同学，很看不惯。那时每星期六都要按组开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和母亲在一个组里，我就批评她“家长作风”。同学们听后都笑了，那意思是：“瞧这个丫头，批评她妈哩！”而我却严肃认真的。母亲听了笑笑，表示接受意见。  

  在学习上，由于全班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听课的重点也不同。文化课对我们部分同学来说，可以不听。但教务长马小云讲授的《社会发展史》，我们是非常感兴趣的，每次都去听。当年的同学，至今回忆起这一课程，仍然津津乐道，一致认为马小云老师讲得好。而我自己，也感到这个课程很新鲜，还经常在课堂上提点问题。教员对能提问题的同学很有好感，认为肯动脑子，学习主动。实际上我对许多内容并不真正理解，还是死记的多，只是在以后才逐渐理解消化的。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深感这一课程为我们确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接受新事物方面，我自信比母亲快。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定义等等，我虽不甚理解，但记得很熟。母亲毕竟为无数繁杂的事情所搅扰，记忆力不如我。有时睡到炕上要问我：“中国的奴隶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而她对奴隶社会生产力的特征却理解得很透，用不着去记。我想如果像现在学校的考试方式，我的考分一定会超过母亲的。   

 母亲很快入党了，我却还不知道党是怎么回事。那时党组织不公开，发展党员是支部对表现好的同志个别做工作后吸收的。母亲入党的事，她从未在我面前泄露半点，我也丝毫没有觉察。虽经两三个月的锻炼，我已不拉着母亲的衣角走路了，但因同在一个班，同住一个屋，几乎是形影不离。当我有一两个小时见不到母亲时，我便安慰着自己：她是班长，自然有她的事。其实，那是他们在过组织生活。他们开会时，一个个秘密转告，然后到一个倒塌了的破房子里，或到沟底某处人迹罕至的地方开小组会或支部会。而开会的时间是不能拖长的，否则，就会被人发现而暴露了这些党员的身分。    我那时根本不知道有个党组织，我以为到了边区就都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有一天，指导员找我谈了入党的事。这个问题一提出，便使我坠入了五里雾中。我不明白，我已经是“共产党”了，怎么还要我入党？这个党又是干什么的？我怎么看不见她？指导员耐心地启发我，我只是给他一个不吭气。    但我在心里却暗暗下了决心，不搞清楚这些问题我绝不入党。   

 指导员撬不开我的口，只好作罢。但他交代了要保密，这一点我还能坚决做到，即使在母亲面前，我也只字未提。

    我入党是4年以后的事了。我曾问过母亲：“你那入党志愿书、入党动机一栏是怎样填写的？”母亲说填的是“为妇女解放”。我心里暗暗有一种骄傲情绪——别看你入党早，你的觉悟没有我高，我的“入党动机”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当然事后我又发觉自己这种情绪错了：第一，依靠共产党求得妇女解放并不错；第二，相隔4年，不可同日而语，母亲的觉悟也在提高。 

   离马家堡2里地有个职田镇，该镇为国民党所辖，星期日鲁师的同学常到镇上买点文具和日用品。到了1939年五六月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磨擦日甚一日。先是在傍晚对从职田镇回来的同学打黑枪，接着夜间在马家堡周围滋扰，我们全校手无寸铁的师生受到极大威胁。于是，我们被迫过起了游击生活，常常夜间紧急集合。每当这时我们的生活班长范云轩，总要把独居老乡家里的我们母女先唤醒，使我们没有落后过一次。我们先是到沟底躲一夜，白天回到原地上课。后来就被迫不断转移，夜里下沟，白天换个村子。一般是在破庙里暂歇，村边的大树下上课。转移时黑板是由男同学背着，而壁报总在我的挎包里，每到一地，便细壁报挂出来。不管如何行动，按时编报是不会耽误的。有时伙食供应不上，我们便到老乡为了饲养牲畜而种的苜蓿地里，采摘苜蓿芽煮了充饥。这时，我那每天一个烧饼的“特殊待遇”早就没有了。  

  鲁师的学制是半年。到了7月，大部分同学都分配到边区去办学校，只剩下部分工作人员和很少的同学，这些人奉命返回延安。而我和母亲也是留下来和学校一起行动的。   

 为了这次长途行军，母亲用仅有的几个银元买了一头毛驴，驮着行李，也为她代步。我们第一天只走了四五十里。一夜醒来，浑身像散了架似的，脚也落不得地，只能勉强走路。   

 三天过后，我们就一点也不觉得累了。我们这时才把每日行程增加到六七十里。我年纪小，比母亲走得快，而母亲要是没有那头毛驴，肯定受不了。我们在路上颠簸了7天，最后一天竟行程110里。这天我们同大队一起出发，却与早出发两小时的先遣队一同到达，还参加了为后来者烧水的劳动。这时我觉得战胜了行军的困难，心中别提多高兴了。   

 我和母亲经历了艰难的跋涉，终于重返延安。随后，母亲被分配到安塞完小当教员，我同一批年龄小的同学到边区中学继续学习。刚去不久，学校又改名“边区师范”。我们母女同学的生活虽然结束了，但这段美好有趣的生活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1991年3月17日    　

师秋朗    女，生于1924年9月。鲁迅师范学校第5期学生。从事过多种工作。离休前任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长期研究徐特立的教育思想，建立了“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著有《现代圣人徐特立》。帮助她父亲完成著名的《峰与谷——    师哲回忆录》一书，并主编出版《心向延安》，其中由她撰写的《生命的转折》一篇与该书中的《母女同学》是姊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