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阅了师范的从政履历，很简单，二十四岁中举人第二名，即所谓亚元。三十八岁走上仕途，先后任剑川州儒学训导七年、望江县令八年。一生官儿不大，七品芝麻官而已，却也青史留名，有“强项令”之称。

在剑川州，师范在公务之余，还亲任金华书院山长，课训仕子，兢兢业业。按惯例，学子们都称呼师范为“老师”，可先生姓“师”。师范说：“如果我姓张姓李，你们就称呼我老张老李吗？”士子们无不愕然：“那我们怎么称呼先生呢？”师范回答说：“学正杜东辂称先生，依其例，就叫我先生好了。”从这则逸闻轶事可见，身不及六尺的师范，在士子心目中很高的形象，乃是一个和蔼有加的夫子。

1788年，师范代理剑川州知州，时朝廷兵集广西平定越南政变，按照省里统一安排，剑川州派夫二百名。师范认为，“剑川至马白将三十站，以实夫往，口粮及安家银费不赀”，不如以每夫折银20两，以资代劳，就近募兵，“殊为两便”。此议立即得到批准，并在全省各地州县通行。师范“十昼夜身不贴席”，筹措完款，深得大宪褒奖。

1791年，清廷征讨廓尔喀，师范奉委佐云南粮储道陈孝升筹办凯旋兵饷，驻中甸。师范“先支五属兵米”，又“发帑按照市价平购归仓”，陆续运抵昌都，一切来往，运筹自如，展现出卓越的政治经济之才，又凸显实心爱民的从政本色，引得云南布政使兼署云南巡抚费淳击节赞赏，连章举荐。随后，入都觐见天颜，嘉庆皇帝喜称“人才难得”，授望江县令。

安徽省望江县地处南北水道要冲，谓人文渊薮。嘉庆六年（1801年），师范受任望江县，甫抵任，则“以兴利除弊、爱士恤民为己任，名教事毅然为之，死生利害弗挠其中”。为明其志，他在县衙大门上写了副楹联云：“政简入琴堂，常对一泓秋水；心清在茅屋，平分万户春光。”鲜明表达出他铁了心为人民服务的施政为官态度。

到任当年，望江县遭遇百年不遇的水灾，田禾颗粒无收，民大饥馑。师范立即将灾情报告上司，请求豁免赋税，输粮赈济灾民。可是，他的奏请不仅被上司驳回，且还叠遭申饬。万般无奈，师范整冠束带，面见上司，痛陈实情，并长跪不起，恳切地说：“大人如不俯允，下官只得请求革职为民了。”最终，上司不得不同意免除望江县当年赋税并给予赈济，民得以安。望江人民亲切地给师范上了个雅号：“师父”。

老百姓很爱戴，视为衣食父母，可师范这七品芝麻官难当啊，当得也够委屈够蹩脚的了。然而，师范却非常认真地去做，而且，做得比别人更认真。一次，省里一名藩司带着几名随从人员，到望江县“索供帐”。这“索供帐”为清代官场陋规，说得直接些，就是上级以收缴招待费为名，向各地人民搞摊派，这无疑使人民群众的负担加重。当然，这个“我心即民心，民安我亦安”的师范，当然不愿意干这种损害人民利益来巴结讨好上司，赢得更多升迁机会的勾当，于是不仅断然拒绝了上司的要求，而且当面呵斥藩司，还将不法人员狠狠地杖责了一顿。藩司一行忐忑不安地回省城向督抚复命，总督深感其为民之诚，连声赞叹说：“此强项令也！”

大家都知道，所谓“强项令”，指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时的洛阳县令董宣。史载，董宣为官清廉，持正不阿，搏击豪强，为非作歹之徒莫不恐惧地称之为“卧虎”。一次，光武帝姐姐湖阳公主的家奴犯故意杀人罪，藏在公主府内。董宣逮住机会毅然捕杀之，公主向光武帝哭诉。光武帝召见董宣欲问罪箠杀，董宣说：“纵奴杀人而不治罪，怎么能安定天下？不必皇上箠杀，我自杀好了！”说完便一头向柱楹撞去。光武帝急忙叫人把他扶起，边为他敷药，边令他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不服，光武帝令人强按他的头，他却两手死死撑地，脖子硬铮铮地直直挺住，始终不肯低头。弄得光武帝无可奈何，叹道：真是强项令啊。

据载，董宣“在县五年，年七十四，卒于官”，汉光武帝派人前去悼唁，“惟见布被覆尸”，仅有“大麦数斛，敝车一乘”。真可谓无独有偶，历史穿过1700余年之后，望江县又出了一位清正刚直绝类董宣的强项令——师范。师范不仅敢于执法抗上似董宣，而且清廉也绝类于董宣。师范去世时，同样家中别无长物，“家无余财，惟书籍千卷”。更为夸张的是，从嘉庆十三年（1808）年底解官后，师范贫穷得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在望江县雷音寺卖文为活，日常生活还得靠朋友接济。死后，还是靠其挚友济南知府张鹏升慨然践诺，才得以将遗骸归葬于他所深深眷恋的故乡弥渡。

其实，如此“强项令”，也有他内心柔美的一面，那就是师范不遗余力地建设地方文化，振兴地方文教。设小亭云馆和七客寮，交游八方名士，集一时文人雅事之盛。组织地方文化人整理当地先贤作品，编刻《二余堂丛书》12种、《雷音集》12卷、《小停云馆芝言》44卷，为后世保留下珍贵的历史文献。公务之余，还挤出时间，潜心治史，吟诗撰文不断，编成巨著《滇系》、《南诏征信录》，留下诗文五千余首篇，辑录《历代诗文》60卷、《国朝百二十余家古文抄》200卷、《经史涂说》40卷，后世得先生惠泽可谓源远流长！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儒家士人追求的人生境界，难以企及，而师范却以一小小七品官做到了这点。史籍这样记载描述：“矫矫刚直，面斥权贵，杖责豪奴，有董宣之风”。“倜傥淹雅”、“克著循声”，“非风尘俗吏”，他的上司两江总督费淳也以廉明著称，为师范《滇系》作序时是这样评价师范的。姚安人由云龙民国初年曾代理云南省长，题写师范墓联：“贤里义乡留宦绩；青山碧树葬诗人。”言简意赅，精准浓缩了师范一生。

呜呼哀哉！我不由得由衷感叹，师范多少也是有品级的官员，县令任内，“两旱两水，运楚粮，办京粮，备极劳卒，克底厥绩，民胥有生”。死了，还要朋友们凑钱，给他买棺材、请吹打、树墓碑、筑荒坟。无疑，这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堪为清官之范例。因为，师范以实际行动，实践了中国古代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也践行了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儒家精神。

师范，今弥渡县寅街镇莘野村人，字端人，号荔扉，又号金华山樵。1751年生于滇西弥渡，1811年卒于安徽望江。其父为乾隆辛酉科亚元师问忠，官天津盐场大使，有“强项场官”之称，因父子均中亚元，故而在弥渡有“亚元第”美誉。说起师范，后辈学人无不肃然起敬，不敢亦不愿直呼其名，都喜欢饱含敬意地呼之为“师荔扉”。

突然想到，师范这个名字，也许就是一种宿命——初为儒学教官，实为学高为师；后为县令，是谓“为官典范”。如果将其比作反腐倡廉的典范，以资后世师法，不仅表彰先贤之鎏金溢彩，而且于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启迪多多，良增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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