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山起义，也称榆横起义，是解放战争初期，发生在陕西榆林横山地区国民党驻军中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蒋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下，由习仲勋同志亲自策划和组织实施的，它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习仲勋的革命生涯中也是很重要的一页。

1945年8月，经过8年浴血苦战，全民族的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全国人民载歌载舞欢呼胜利，期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致力于建立自由、民主新国家的时候，国民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却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央和毛主席确定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政治方针，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制止内战的爆发，同时要求全党提高警惕，坚决粉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

毛主席要求各个解放区党政领导在加强战备的同时，重视统一战线工作，重视对国民党军队的分化瓦解工作。l0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建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决定在中央军委、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设立“国军工作部”，以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宣传和策反活动。

此时，习仲勋刚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岗位上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的职务。他接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后，立即通知秘书长张德生召开西北局统战部干部会议，亲自传达中央指示，并对陕甘宁边区如何贯彻中央指示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陕甘宁边区一直处于国民党部队的包围之中。它的南面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20万大军，西面是马鸿逵的两个骑兵师，北面是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指挥部及其所属二十二军和保九团，东面则是滔滔黄河，与晋绥解放区隔岸相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有22个县的建制，150万人口，两万多军队。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形势非常严峻。

习仲勋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对边区及其周边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在分析形势的时候指出：敌人的力量和装备都比我们强，但是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特别是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挥，我们是能够打败敌人的。为了保证自卫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发动群众，做好战备工作，同时要根据中央最近的指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特别要加强对国民党部队的策反工作。他进一步着重就如何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策反工作作了具体细致的分析。他说：从周边形势来看，北线是敌人的薄弱环节，那里驻扎的是国民党的二十二军和保安团，都是国民党的“杂牌军”，与蒋介石和胡宗南有矛盾。“杂牌军”内部也有矛盾，而且封建意识浓厚，从井岳秀(辛亥革命以后派驻陕北的镇守使，二十二军的创始人)到现在的左协中(二十二军军长)，一直是以乡情、亲情为纽带，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和他们有过较好的统战关系，现在我们要尽可能保持这种关系，并且要冲破他们的封建意识，利用他们和蒋介石、胡宗南的矛盾，对他们进一步做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特别是那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官兵，和我们站到一起，反对蒋介石，反对内战，反对榆林地区的亲蒋分子和特务分子。这项工作做好了，对我们粉碎蒋介石、胡宗南的进犯是非常有利的。

会议经过讨论做出决定，由西北局统战部和绥德地委统战部具体负责对榆林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抽调关中分区干部师源担任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协助和加强对榆林国军的策反活动。会后，习仲勋又派延属地区专员曹力如和绥德地委副书记刘文蔚北上榆林，与胡希仲取得联系，了解榆林上层具体情况，特别是第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官胡景通和副指挥官胡景铎兄弟的动态，以便争取和策动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举行反蒋起义。

胡景通和胡景铎是著名爱国将领、旧民主主义革命家胡景翼将军的胞弟，排行为五、为六，人称“胡老五”、“胡老六”；胡希仲则是胡景翼的儿子，人称“胡大少”。胡景铎和胡希仲年龄相差无几，他们与习仲勋不仅是富平同乡，而且曾在立诚学校同学，青年时代在一起参加过革命活动，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他们虽然各奔东西，但仍不绝书信往还。胡景铎和胡希仲两叔侄思想进步，早有投奔边区参加革命队伍的愿望，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党组织曾指示他们继续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国民党部队中，借重胡景翼的影响，为抗日进行统战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们先后回到了富平，率领部属和家乡子弟千余人北上榆(林)横(山)地区，暂栖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麾下，胡景铎受任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希仲受任晋陕绥司令部参议。他们的目的是要投奔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他们到达榆横之后即与习仲勋秘密联系，希望得到习的支持和帮助，所以习仲勋派遣曹力如和刘文蔚带着他的亲笔信去榆林与胡希仲见面。

胡希仲向曹力如和刘文蔚报告了榆林国民党上层动态。他说：八十六师是二十二军的主要力量，新任师长徐之佳是军统特务，是蒋介石派来监视邓宝珊并进行反共活动的主要人物。邓宝珊将军目前对国共纷争抱观望态度，尚无公开反蒋迹象，而他五叔胡景通是听命于邓宝珊的，现在策动他们举行起义的条件尚不成熟。而胡景铎则不同，他既已表明了坚决反蒋的态度，又在他的部队中秘密联络了一批进步分子，随时准备投奔边区。因此，由胡景铎发动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请习仲勋速派人去横山县波罗堡(陕北保安指挥部驻地)与胡景铎联系。

曹力如和刘文蔚把他们了解的情况向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当即决定把对北线国军的策反重点放在胡景铎身上，并派师源去波罗面见胡景铎。

师源与胡景铎也是老同学、老朋友。故友相逢，无所不谈，双方很快达成了一致。胡景铎明确表示，他决心跟共产党走，他的一切行动听从习仲勋同志的安排，并请习仲勋同志帮助他早日加入革命队伍。师源完成使命后即回绥德。

习仲勋亲自到绥德听取了师源波罗之行的详细汇报。随后，他又召集绥德地委常委会议，共同研究如何帮助胡景铎起义的问题。习仲勋在会议上对策动胡景铎起义的意义和起义准备工作，作了详细分析与说明。他说：毛主席对我们北线工作非常重视，目标是解放榆横，为边区自卫战争取得更多的回旋余地。现在我们统战工作的重点在波罗，把那里作为策反的突破口。胡景铎这个人思想比较进步，是可以相信的，我们要继续做工作，给他提供帮助，争取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起义过来。这件事情办好了，可能影响很大，有利于我们彻底解决北线问题。习仲勋指示师源再去波罗与胡景铎商议，在他的部队里建立党的组织，作为起义的核心力量，再从边区派一批政工干部和军事干部到他的部队，为起义做准备。他说，我们的方针是“建党建军，准备力量，长期隐蔽，待机而动”。

1946年整个夏天，按照习仲勋的部署，从绥德到波罗，围绕着胡景铎起义展开了频繁的秘密活动。

5月间，由习仲勋介绍，经党中央批准，胡景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胡景铎的要求，入党日期定于7月1日。

接着，中共中央西北局讨论了胡景铎提出的党员发展名单，批准李振华、姚绍文、张亚雄、许秀歧、李振英、杨汉三、魏茂臣等同志入党，入党日期定于8月1日。与此同时，由边区延属分区和绥德分区抽调的40多名军政干部，以各种不会被敌特察觉的方式进入波罗、石湾等陕北保安团驻地，由张亚雄、李振英等地下党员“合情合理”地安排到各个连队，秘密进行宣传和联络工作。

6月底，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向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原、东北、华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各个解放区发动进攻。

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形势更加紧张起来。胡宗南在南线加紧调集兵力，把战车推向边区门口，同时命令北线的部队向边区进攻，企图对边区形成南北夹攻的态势。但当时，胡宗南还有六个师远在河南和陕南，一时不能到达进攻边区的前线，因而短时间内还无力对陕甘宁边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习仲勋向毛泽东汇报边区战备情况和对北线敌军进行统战工作情况的时候，毛泽东指示他：抓住时机，进一步加强对北线敌军的统战工作，同时集中兵力组织北线战役，用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办法解决北线问题，以便集中力量对付胡宗南的进攻，并为边区自卫战争扩大回旋余地。

习仲勋深刻理解毛泽东的这一重大决策。7月1日，他在延安花石砭召集西北局常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集中讨论了策应胡景铎起义和组织北线战役的问题。会上大家一致同意习仲勋同志的分析，即榆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力量比较薄弱，但与胡宗南互相配合，南北呼应，是对我后方的严重威胁；特别是横山县内的石湾、高镇、武镇等地，是敌二十二军和陕北保安指挥部的前哨据点，像插进我边区的几把刀子，战时将直接妨碍我军在陕北的活动。因此，策应横山起义，组织北线战役，消除北线国军对我的直接威胁，进而为解放整个榆横地区创造条件，这对于边区自卫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对榆横敌军的统战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以胡景铎为首的进步力量已经表明了坚决反蒋和积极靠拢我党的态度，在其部队里已经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组织和发动武装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加上我们把接应工作做好，成功的把握很大。但是，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加之榆横地区的情况十分复杂，我们要对组织起义和接应起义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想得多一些，行动计划应十分周密。会议经过讨论提出了三种行动方案；第一，在解放军的支援下，力争横山起义取得全部胜利，胜利后乘势夺取榆林，彻底解决北线问题。第二，起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还不能对榆林组织有效的进攻，就先解放无定河以南地区，使榆林失去西南屏障，待条件许可时再进攻榆林。第三，起义一旦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胡景铎立即撤出原防，率领他的骨干部队进入边区，边区予以接应。

会议还做出了两项相应的决定：一是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副政委张仲良负责北线战役的准备，支援和接应横山起义；一是派西北局统战部范明处长到绥德，准备去波罗与胡景铎协商起义的具体计划。

8月下旬，习仲勋作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司令员贺龙去晋绥解放区指挥作战)，与王世泰、张仲良等军事领导干部举行会议，按照花石砭会议精神，讨论了北线战役的部署问题，成立了北线战役作战指挥部，由王世泰和张仲良分别担任正副指挥，负责制订作战方案，指挥作战。

会后，习仲勋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呈递了一份有关北线战役的方针和计划的书面报告。毛泽东于9月2日批示：“即照所定方针去做。”

北线战役的计划得到毛泽东批准后，习仲勋立即到绥德检查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指派范明带上他的亲笔信去波罗会见胡景铎，传达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并就武装起义的具体计划当面商定。

中秋刚过，胡景铎在他的家里接待了习仲勋派来的、扮作立诚中学教员的范明。他们素昧平生，但却一见如故，谈话很快切入正题。范明向胡景铎传达了党中央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基本方针，西北局关于发动横山起义的决定和基本方案。在讲到蒋介石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中国革命还将经历一段困难的时候，胡景铎坚决表示：“我们就是要在党和革命尚有困难的时候参加革命，决不做蒋介石的一黄土；如果在革命形势顺利的情况下参加革命，或者在自己不得已的时候才起义，那还有什么光彩?”胡景铎明确表示了举行起义的坚定意志，并完全同意西北局关于横山起义的方针和方案。

在第三天的会谈中，他们详细地讨论了有关起义的具体问题，其中包括起义的日期，所属各部起义的地点和干部任职名单，解放军对起义各部的接应，起义部队的番号和起义的口号，对反动分子的控制和处理，起义后的“通电”内容，以及双方联络的具体办法，等等。在共同认识的基础上，一个详细的起义实施计划被他们一起制定出来了。

因为时间紧迫，范明立刻返回边区，习仲勋听取了范明波罗之行的汇报以后，又带着范明去枣园，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汇报。毛主席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又看了联防军司令部作战科送来的榆横敌军布防图，然后指示习仲勋和王世泰说：“这个起义可以搞了”，并要求联防军司令部集中六个团的兵力，做好起义的接应工作。

起义的具体计划拟定之后，胡景铎立刻分头通知所部骨干加紧起义前的准备，并严格保守机密。但是，国民党的特务和胡景通的亲信们也没有睡大觉，他们时刻在捕捉一切可疑的迹象，特别是胡景铎以举办军干班为名，实际上是培养起义骨干的活动，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并向榆林总部作了反映。为此，胡景通立即电召胡景铎到榆查问。胡景铎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应付不好将对筹划已久并且即将付诸实施的武装起义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经过仔细的考虑和周密的安排之后，他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应召赴榆，面见了他五哥——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官胡景通。胡景通非常严厉地责问他：“你在波罗都搞了些什么名堂?是不是要断送我在陕北十几年的苦心经营?你带来的那一杆子人是不是别有所图？你还办什么军干班，是何用心?”胡景铎胸有成竹，从容不迫，他以“整饬军容，提高士气，消除各种不良现象”等理由为自己辩白，从而消除了他五哥尚无真凭实据的疑虑。因为预定的起义日期日益迫近，胡景铎又机智地摆脱了特务头子徐之佳的纠缠，飞马离榆，日夜兼程，返回波罗。

习仲勋密切地注视着榆横的动静。在胡景铎从榆林返回原防的第三天（即10月5日），习仲勋召集王世泰、张仲良、徐立清等北线战役指挥部领导人开会，决定以接应胡景铎起义，解放无定河以南地区为基本着眼点，命令所属解放军各部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并组织民兵3000人配合作战。

10月11日，国民党部队侵占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蒋介石立即下令召开他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同时命令胡宗南积极准备突袭延安，扬言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气焰非常嚣张。

10月13日，由王世泰和张仲良指挥的北线战役（又称榆横战役）开始了。

凌晨，战斗先从榆林与横山之间的武镇和镇川堡打响。新编第四旅旅长张贤约率领所部主力向武镇发动进攻，延属分区教导旅旅长罗元发率领所部向镇川堡发动进攻，一举歼灭敌军一个团又两个营，并继续向北推进，直逼榆林南大门，使榆林守敌不敢轻举妄动。与此同时，张仲良率领新四旅、绥德警备旅、新十一旅各一部，包围了横山县城，使国民党守军王永清骑兵团陷于困境。

解放军在东西两侧的军事行动，为胡景铎所部的起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胡景铎一声令下，陕北保安指挥部及其所属各部，分别在横山县境内的波罗、石湾、高镇等地同时发动武装起义。

在波罗，胡景铎于12日夜，以在指挥部召集会议的名义，将反动分子的主要人物全部集中软禁起来。13日清晨，他亲自到城外迎接范明率领的接应部队进城，随即召集全体官兵大会，正式宣布起义。胡景铎在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蒋介石、胡宗南发动反共内战不得人心，我们不能给他们当炮灰。我们是三秦健儿，热血要洒在为正义而战的疆场上。榆林虽好，还不是我们的天下。我们要北上打榆林，南下打西安，赶走胡宗南，把红旗插到省城中心的钟鼓楼上。我们现在是西北民主联军，和解放军是友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要打倒蒋介石，推翻南京政府，解放全中国！”就这样，未动一刀一枪，波罗起义宣告胜利。驻扎在波罗附近的敌十一旅一个骑兵连，也在连长杨汉三率领下参加了波罗起义队伍。

在石湾，保九团团副张亚雄、军需主任范止英、机枪中队队长许秀歧等人，奉胡景铎之命，于13日凌晨打开城门，把绥德军分区副政委高郎亭率领的接应部队迎进城，逮捕了所有企图抗拒的反动分子，包围了保九团团部，迫使团长张子亚缴械投降。当天下午，全体官兵集中在大操场，宣布起义成功。石湾这个最靠近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重镇宣告解放。

在高镇，保九团副团长秦悦文和大队长吴凤德也奉胡景铎的命令，向全体官兵晓以大义，宣布起义。当高郎亭和张亚雄从石湾赶来接应的时候，高镇已经举起了义旗。

在横山县城，被围困的王永清骑兵团，在波罗起义的影响下，又经胡景铎做说服工作，也放下武器参加了起义行列。

至此，横山起义按预定计划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国民党榆林保安指挥部保安九团官兵和二十二军八十六师新编十一旅，共5000余人，在胡景铎将军率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横山起义胜利后，起义部队和解放军联合发动了响水战役，消灭了榆林援军10个连和响水城内守军一个营，为北线战役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北线战役和横山起义胜利的直接结果是：陕北12万人民和一大片土地获得了解放，产生了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榆横特区，使边区北线国民党军丧失了25个坚固据点，损失了40多个连的兵力，从而扩大和加强了解放军的北线阵地，为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粉碎蒋介石、胡宗南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起义部队经过改编和整训，于12月中旬，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调驻延安。他们所到之处受到边区各界的热烈欢迎。特别使胡景铎等起义官兵终生难忘的是12月24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以及邓颖超、康克清、王世泰等同志，亲切地接见了胡景铎等起义部队的领导干部。毛泽东握着胡景铎的手说：“景铎同志，你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这个道路是很正确的。你们的革命行动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横山起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这个起义发生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北部战线上，发生在直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部队中，发生在敌强我弱、敌攻我守、敌人气焰十分嚣张的历史时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横山起义就不能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产生重大的影响，不仅为西北的旧军队，也为一切爱国者“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正如朱德总司令所说：胡景铎将军在横山起义，以及其他无数次的同类事件，“形成了一个潮流”。这个潮流已经“成为人民在自卫战争中战胜反动派而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

（资料来源：《纵横》杂志2009年第4期，文章原标题：《习仲勋与横山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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