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强项令，谁都知道是指东汉光武帝时的洛阳令董宣。洛阳为东汉京都，自古就有京官难为之说，原因是皇亲国戚、朝廷大员都集中在这里，谁也得罪不起他们。但董宣为官清廉，持正不阿，任洛阳令之后搏击豪强，为非作歹之徒莫不恐惧地称之为“卧虎”。而老百姓则赞扬道：“桴鼓不鸣董少平！”少平是董宣的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董宣作了洛阳令没有谁敢为非作歹，所以也就没有人击鼓鸣冤了。光武帝刘秀之姊湖阳公主有豪奴杀人之后，藏匿在她家官吏无法缉捕归案。有一天，湖阳公主出行而此奴随从，董宣得知，立即率领一干手下人在途中拦截住湖阳公主的车马，用刀在地上边画边厉声列举湖阳公主的过失，同时命令手下将此豪奴拘捕问罪，而此豪奴却依仗湖阳公主的权势公然对抗拒捕，经过一番格斗，终于将此豪奴击毙。一向骄横无比、为所欲为惯了的湖阳公主哪里受过这种忤逆？立即反驾回宫，痛哭流涕地报告汉光武帝。光武帝大怒，将董宣召来，欲棰杀之以泄公主之愤。董宣说：“纵奴杀人而不治罪，怎么能安定天下？”说完便一头向柱楹撞去。光武帝急忙叫人拖起他来，边为他敷药边令他向湖阳公主叩头谢罪。董宣不服，光武帝令人按他的头，他却将两手死死撑住地，脖子硬铮铮地直直挺住，始终不肯低头。光武帝毫无办法，只好封他个“强项令”的称号并赐给他三十万钱了事。无独有偶，在董宣之后1700余年的请代乾隆年间的安徽望江县又出了一位“矫矫刚直，面折权贵，杖责豪奴，有董宣之风”的强项令师范。

师范（1751—1811），字端人，又字荔扉，人们习惯称之为“荔扉先生”，自号金华山樵，云南赵州（今弥渡）人。其父师问忠曾任山东长芦石碑盐场的主管，为人博学多才，洁身自好，秉正持义，为官清廉，史称其“至非义则坚不可犯。”师范自幼聪睿慧敏，又深受其父德行风操的熏陶。乾隆三十三年（1668年）师范16岁，从赵州老家到省城昆明，当时的布衣名士孙髯翁家产中落，“寄寓圆通寺之咒蛟台，更号蛟台老人”。靠为人占卜为生，但“求百钱”而不可得，到了“恒（经常）数日断炊烟”的困难境地。师范见其门联，“心异之，扣衣而入。”但见老先生“白衣古貌，兀坐藜床上，如松阴独鹤。”互致问候之后，师范便向老先生求教，老先生也不谦让便“拍案敷陈，目光炯炯射人。”自此之后，师范一有空便带上糕点、饵块一类食物到老先生那里求学问道，往往一去便是一整天，常常直到天黑才辞别老人。师范与孙髯翁如此交往了整整六年而学业大进，乾隆三十九年，年仅22岁的师范一举考中云南第二名举人，入都之后，名播京师。

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师范因功授望江县令，“以爱士恤民为己任。”居官清廉，一介不取。刚一到任，就遇上了大水灾，田禾无收，民大饥馑，他立即将灾情报告上司，请求豁免赋税，输粮赈济灾民。可是，他的奏请不仅被上司全部驳回，而且还叠遭申斥。万般无奈，他不得不整冠束带，亲自去见上司，当面痛陈实情，长跪不起说：“大人如不俯允，下官只得请求革职为民了。”最后上司不得不同意免除望江县当年的赋税并予以赈济。望江人民对他感恩戴德，亲切地称他为“师父”。

师范为官，始终秉持厚德高操，坚持正义，疾恶如仇，义之所在，置个人生死利害荣辱于不顾。有一次师范的顶头上司总督大人派了一位藩司带着几名随从人员到望江县“索供帐”这“供帐”本来是供宴会用的帷帐。但这时的供帐早已异化，“索供帐”实际上就是公开索要如今常说的招待费，说得再直接些，就是总督大人以索要招待费为名，向望江县敲诈钱财。如果按总督大人的意旨办理必然加重望江人民的负担，以“恤民为已任”，自认为“我心即民心，民安我亦安”（师范《感遇》诗）的师范当然不愿意干这种损害人民利益来巴结讨好上司的勾当，于是不仅对上司的要求予以坚决拒绝，而且当面呵斥“索供帐”的执行者，接着又将藩司手下的随从人员痛痛地杖责了一顿，命令他们立即滚回省城向总督大人复命。搞得总督大人毫无办法，只得连连叹气说：“此强项令也！”师范的这一举措告诉人们一真理：上级对下级的不合理摊派，只要敢于坚决地依法顶住，无疑是会有收效的。

师范不仅是敢于执法抗上的举措同董宣一样，而且他自身的清廉也颇类董宣。董宣死时，汉光武帝派人去悼唁，“惟见布被裹尸”家中别无长物，仅有“大麦数斛”。师荔扉去世时，同样“家无余财，惟书籍千卷”。靠其挚友济南太守张鹏升的捐助才得以将其遗骸归葬于他所深深眷恋的故乡。

（摘自《孔学研究》第十五辑《官民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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