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29日，山东省章丘县黄桑院村13个棉花姑娘分到73元钱，高兴极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最早的分配兑现是1979年秋季。我在1979年9月30日采访的“棉花姑娘喜悦”，可能是中国农村分配政策兑现最早的图片报道。这场分配，牵涉到农民自身利益的调整，被棉花姑娘们称为“生死搏斗”。回想30年前的这场分配，感慨万千，深感改革第一步走出的艰难。

一、1979年春天，大多数作业组都散了

农村改革是一个艰苦探索的过程。从1978年到1980年的两年，农业生产形式呈现扑朔迷离状态，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整个1979年，争论的焦点不是包产到户，而是“包产到组，联产计酬”。

1979年3月15日的张浩来信和《人民日报》编者按发表后，使得“包产到户”引发的斗争的范围更广了。河南省一位县委书记编的一首顺口溜，成为1979年反对“包产到组”的口号：耕地累死牛，用水打破头，拖拉机不用了，大片土地成了花布头。与安徽相邻的江苏省某县，沿着边界挂起一排排高音喇叭，白天晚上高喊：“坚决顶住安徽的分田单干风！”

然而整个中国处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时期，支持“包产到组”的人并没有因为有人压制而退却，反而更加坚决，农村改革在斗争中前进。当时，新闻界不少同志通过新闻事实的选择表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推动了农村改革的发展。《辽宁日报》农村部记者范敬宜在1979年撰文，提出“莫把开头当过头”的观点，批评一些人“错把支流当主流”的倾向，《人民日报》转发了这篇文章，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新华社驻山东记者南振中专门调查农村落实“五定一奖”责任制情况，还写了“五定一奖”的书。被很多地方当作培训农村干部的教材。驻安徽记者张广友也发表不少调查，1979年3月7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加“编者按”发表了他的长篇述评《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也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1979年9月下旬，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公布实行。修改中，有两处特别引人注目。

一处是重申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的原则：“人民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男女同工同酬。加强定额管理，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付给报酬，建立必要的奖惩制度，坚决纠正平均主义。”同时指出：“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这个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肯定了“包产到组”，肯定了联产计酬，而且为广大农民在实践中大显身手敞开了一道口子。

另一处是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改为“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由“两个不许”变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对“包产到户”口气和缓了，而且允许某些例外。

当时不允许宣传包产到户是明确的，但是分开到组是允许的。在十一届四中全会一散会，我就到章丘县农村来了。在章丘县农村了解到，张浩来信到十一届四中全会正是农民最难受的时期，也是农村改革处于低潮的时候。开始，张浩来信确如一盆凉水泼在刚刚点燃的“联产承包”的星火上，很多作业组都散了。紧挨黄河的山东章丘县已经分开的数百个作业组全部合并到队里去了。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少地方恢复大呼隆做法后，棉花长势看着差下来，棉枝长疯了，也没有人打杈。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作业组，就又悄悄地搞起了“五定一奖”，“联产到组”的星火在扑灭后又暗暗地燃烧起来了。

二、农民有分到钱的了

1979年9月30日，我正在章丘县绣惠公社路边饭店吃饭，很多交粮的司机也在这里。绣惠粮库较大，周围几个公社都把粮食运到这里来。有一个从平陵城公社来的司机说，有一个大队植棉的闺女每个人分到70多元钱。一年能分到70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当地很多大队的社员，自从人民公社成立便没有从队里得过一分钱现金。

平陵城公社离绣惠公社只有30里路，我急着要去。因为当时只要能分配到现金，便是新闻。农村分配到秋收结束才开始搞。而这个地方分到现金比其它地方要早3个月。当时正好有辆拖拉机要回平陵城，我与县委报道员陈玉先爬上拖拉机的拖斗。赶到平陵城公社时，太阳已贴地皮了，马上从公社找辆自行车朝地里骑。骑到一块棉花长得很高的地里，闺女们在里面看不到。队长师振奎一声喊：都出来吧，天黑了，收工了。这些姑娘嘻嘻哈哈地从棉地里钻出来，扛着棉花包顺着狭窄的小道往回走，我倒退着走，抓拍了五六张照片。

回到村里，到队长家谈话。我坐在堂屋正中的太师椅上。屋里有五六张凳子，都让干部们坐了，有队长、副队长、组长、会计、保管员与民兵排长，一大溜坐到门口。在西墙的竹床上坐着13个姑娘，她们一个挨一个挤着，把竹床压得吱吱响。

队长介绍这13个闺女包了70亩棉花，按春天订的合同，联产到组。原先定的每亩交35公斤，她们现在亩收65公斤。按合同每人奖励140元钱，先发一半，余下的到秋后决分时再补。

我问：”为什么要提前兑现？”

队长说：”大伙不相信责任制。公社看俺村棉花长得好，又是搞的责任制，搞提前兑现，把全公社的生产队长都叫来看了。”

我问：“以前种麦没有搞责任制吗？”

队长说：“种麦用工少，集体与个人差不多，就这个棉花用工多，差别大。棉花搞大呼隆，产量肯定减少。去年才收17斤。”

我问：“是不是天气好了才增产？”

队长说：“不是，是闺女们肯使劲。她们干活累倒在地里。山珍你说说。”

这个叫山珍，只有16岁，是最小的一个，她用手捂着嘴笑，不肯说，大家催着。没想到，她嘴里冒出一句：“还有场生死博斗哩”！

当里农村正在放映香港电影《生死博斗》，没想到山珍嘴里崩出这么一句。干部们一下子紧张了，会计小声却狠狠地说“你瞎说，看剥你的皮。”

姑娘们吓得一个个吐舌头，山珍被吓青了脸，眼泪差点掉下来。全场死一样沉寂，没有人说话。我又问七八句，没有一个人回的。干部们一帮，棉花姑娘们一帮，像两军对峙似的，谁也不吭声。

没办法，先回公社。让年龄大的李登芝、李淑荣和最小的李山珍晚饭后到公社来一趟。走时，听见会计说“你们不要瞎说，记者走了，看我收拾你们”，我在院墙外面听到了。

三、这里有一场生死搏斗

在饭桌上，公社书记告诉我说：“这里有一场生死搏斗。原来村干部顶着，不肯兑现。硬是公社逼着，算出来的”。

春天“五定一奖”作业组散了后，恢复大寨评工记分法。这13个小妮子情绪低落下来，干活也不使劲了。按过去计工方法，妇女劳力再强，也是一天记8.5分，像山珍这样的只能记6分。队里看她们干活还像过去一样磨洋工。队长只好发话，兑现的话还算数。这些闺女又猛干开了。特别是坐桃时棉铃虫见桃子就钻，把桃蕊吃了。打药水要天不亮带着露水下地。山珍家弟妹4个，数她大，小学三年级就停学了。天上星亮着就下地了，干到天亮已打了3遍药水了。喝一碗稀饭又接着打。中午也不歇气，最后倒在地里直吐白沫，被人救了过来。

看棉花越长越好，要摘花了。估摸着闺女们要拿钱，村里人不愿意了，说这十几个妮子能分百十块钱，那不是反了。反对最激烈的是两种人，村里壮劳力与干部家属。干部家属平时不下地，太阳晒不着，雨打不着，还记着9分，上面来人，在干部家吃饭，队长娘子们就按壮劳力记分。会计说一个人扯件涤确良小褂哄哄她们就中了，那能当真。姑娘们哭开了，可没人睬。

这时，公社分管棉花生产的书记正为明年种植万亩棉花任务落实不下去而着急，一听说黄桑院大队二小队棉花种得好，像遇到救兵似的，马上跑到队里看，要求大队算出账来，明天把全公社的生产队长召集来开现场会。

会计顶着不办，原来是干部家属们不愿意。她们在丈夫耳边嘟囔：你们大老爷们拿不过小妮子，算啥？这干部不白当啦。晚上，帐算不出，明天便没法兑现。公社书记急了，深夜11点赶到队里，逼着会计算，会计磨磨蹭蹭，动作慢得像上杀场。副队长、保管员还尽打茬，说不能这么算，不能那样算。书记看出他们是串起伙来成心不兑现，气得火冒三丈一拍桌子，你们糊弄老百姓，还想糊弄我。今天算不出，天亮就撤你们的职。不换思想就换人，能当干部的不就是你们几个行。队长出来打圆场，说你们不要“弯弯绕”了，直算了吧。不到一支烟功夫，数字就蹦出来了，每人奖励现金140元，先发73元。

第二天上午，全公社的生产队长都来了，村里的老百姓也扶老携幼的来看分钱。书记的大嗓门响开了：“不是我抬举这十来个小妮子，是国家需要棉花。都干活不下力气，磨洋工不出产量，城里人吃啥穿啥，你们靠什么养活家小？经过了春，经过夏，大家看清了吧，还是靠责任制，要包干到劳，联产计酬，没有这法不中”。书记讲得气圆声亮，句句响铮铮的。

听的人屏心静气，会场上针掉下来也能听见响。

这13个姑娘当场领到现金，多的80多元，最少的也有67元。李山珍高兴得傻了似的跑到台上，问书记“这钱真是给俺的吧”。她活了15年，第一次手里拿过这一叠钞票，竟哭了起来。

晚上，李山珍等3个人到公社时对我说，我们长这么大了，光干活，不分钱，队里评她们6分半工，出再大的力也白搭，妇女不被当人看。现在，农村搞责任制，妇女地位能提高。可是队里干部不情愿，他们没特权了，与平头百姓一样，心里不甘。中午拿到钱后，干部就到她们家，说先让她们攥几天，暖暖手，知道钱是啥东西，过两天要收回去。我安慰她们说，中央开四中全会了，外面都行这办法了，明年放心多种棉花。她们问，能不能把她们的事在报纸上登一下，壮壮胆，队里那些“小当官”的就不敢撒野了。

四、棉花姑娘上了《人民日报》头条

回到分社，我汇报了这些生动情景，采编主任孙修纯认为这是带方向性的大问题，立即签发。后来，经编辑吴韵香、孔繁根编发，《人民日报》在12月17日的头版并列头条位置刊登了这幅题为“棉花姑娘的喜悦”的照片，用了醒目的标题与全部文字说明。因为夏季不分钱，光分粮食，秋季“分红”才能领到钱。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分配政策兑现的照片，刊发后就引起社会各界的议论，在农村年底分配的时候更容易引人注目。我自己就收到12封信，有大队干部、供销社干部、农村教师，还有几位青年女社员，都认为报纸登得好，对正在进行联产计酬的农民是一个支持。章丘县委书记举着这张《人民日报》在全县大会上说：《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支持我们了，我们不再担惊受怕了。今后没有实现联产到劳的一律照这样办，解散的要一律恢复起来。当年，新华社评出10幅年度“一等好稿”的照片，这是农村题材唯一的“一等好稿”照片。

后来了解到，这13个棉花姑娘把报纸藏在家中，李淑荣把报纸掖在口袋里好几年。开始队里有干部反对“包产到户”，她就把报纸抖出来，教训他们。20年后，我重访时见她们仍把报纸保存着，说关键时候能镇邪，乡里人不敢找她们事。

黄桑村的一幕，是中国农村改革初期基层斗争的生动写照。事实上，“联产到劳”责任制的推行，不仅在上层与中层干部中，在基层也遇到顽强的抵抗，斗争有时是非常激烈的。问题在于相当一部分既有利益者不愿意失去已有的一切，像黄桑院大队的干部与家属们，何尝不想保住“少劳动，多拿钱”的局面。联产计酬的方法明明能多出产量，而干部们还硬顶着。如果不是遇到一个急于把棉花种植任务落实下去的公社书记，可以预料到这13个棉花姑娘是不会拿到那笔钱的。

确实，联产到劳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推行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思想革命。因为它改变了分配方式，进而改变了管理体制，调整了生产关系，也是对社会关系的一次调整，触动了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使得农村各阶层人物在新的条件下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从1979年秋后，农村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农村普遍由“联产到组”转为“联产到劳”了。

30年过去了，想起这群棉花姑娘，岁数大一点的李淑荣已经有五十三四岁了，数山珍最小，也已经46岁了。过了30年，你们今天的日子过的可好？不知遇到什么新的困难？

2008年12月15日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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