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老家时，舅姥姥都会从枕头包里取出一个装红枣用的小布袋递给我姥姥看，姥姥捧在手里，给我讲她的哥哥、舅姥姥的丈夫，也是我的舅姥爷生前的故事，舅姥姥在一旁掉泪。每当这时，农家小屋鸦雀无声。每次我们离开老家时，舅姥姥把我们送到村头，远远地望着我们。村里人都知道舅姥姥爱叨唠红枣布袋的事，时间长了村里人都称舅姥姥是红枣奶奶。

舅姥姥去世好多年了，尽管当时我还小，但是脑海里始终有忘不掉的记忆。每当想起她，心里就有一种深深的思念，一种难舍的回忆。

当时我才10岁，记忆中的舅姥姥，也就是我妈妈的亲舅妈，是个满脸风霜的农村老太太，头上裹着白羊肚毛巾，身穿一件对襟的白色粗布衫儿，一对小脚走起路来迈着八字步，年近八十了，每次见了我都拉着我的手看来看去，“吃了没有啊？你是个大姑娘了，将来会有出息呀！”这几句话，反复说个没完，就像个老小孩。

村里的人都知道，舅姥姥珍藏着舅姥爷留下的几件东西：一个曾装过红枣的小布袋；一双舅姥爷参军离家时换下的粗布袜子；一个搪瓷烈属门牌；一张革命烈属证。舅姥姥用一块粗布包着这几件东西，放在自己的枕头包里，每天睡觉时枕着。小布袋是舅姥爷当年当八路军最后一次离家时忘记带走的布袋；粗布袜子是舅姥姥当年一针一线为舅姥爷缝制的，针脚均匀整齐；搪瓷烈属门牌上面写的是军属，据说是当年乡干部搞错了，烈士家错挂了军属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从门框上掉下来摔坏了，舅姥姥拾起来放在枕头包里，1978年又重新更换了烈属牌；烈属证是1945年颁发的，1954年注销换新时，旧证没有上交，上面写着舅姥爷的姓名（李同爱）、职务（连长）和政治面貌（共产党员）。

小时候，姥姥带着妈妈和我，每年都回一次老家。每次回老家时，舅姥姥都会从枕头包里取出这几件东西，先交给我姥姥看，姥姥捧在手里，给我讲舅姥爷也就是姥姥的亲哥哥生前的故事，舅姥姥在一旁不停地掉泪。一边是刻骨铭心的兄妹情，一边是挚爱永恒的夫妻情，这时的农家小屋里总是鸦雀无声。

每次我们离开老家时，舅姥姥都拉着我的手，在我的兜里装满花生和红枣，把我们送到村头，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远去。

舅姥姥是一位英雄的妻子

舅姥姥的丈夫、我的舅姥爷李同爱，1938年参加八路军，曾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三分区侦察连长，曾带领侦察连的同志亲自完成护送白求恩大夫从河南转到山西的任务。舅姥爷机智勇敢，曾率领两名通讯员一次击毙7名日本鬼子和汉奸。舅姥爷文武双全，是当时八路军中有名的小秀才。舅姥爷的家乡在河北定州，当地有一种名叫“定县大秧歌”的秧歌戏，历史上主要流行于华北平原中西部，因发源地在河北定州而得名。舅姥爷从五六岁时就上台表演节目。参加八路军后，他在八路军队伍中又编剧又演戏。他编写的抗日歌谣在军中广为传唱，聂荣臻、杨成武还观看过他编演的抗日小话剧。

听姥姥讲，舅姥爷小舅姥姥5岁。舅姥爷17岁、舅姥姥22岁成的亲。老家的风俗是“女大三，抱金砖”，男孩子家里的条件越好，越要娶个大媳妇。河北定州早在民国时期教育事业就比较发达，而且定州自古就以灿烂的文化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著称于世。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先生曾在定州搞过长达十年之久的平民教育。抗战前，姥姥家是当地的大户，我的太姥爷，也就是舅姥爷的爷爷是当地有名的乡绅，舅姥爷从小受着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全家人靠勤劳致富，过着平静幸福的日子。日本侵略者打破了一家人的平静生活，舅姥爷放下了书本，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抗日运动。

听姥姥说，舅姥爷在参加八路军前，是村里的民兵排长，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村东公路伏击战。当时八路军得到情报，有四辆日本军车，由河北保定向曲阳运送粮食和弹药要经过定州，八路军要民兵配合，姥姥家的麦地刚好在公路边，舅姥爷和八路军商议，让民兵排跟着八路军深夜隐藏在公路两侧的自家庄稼地里。第二天早上，当日本军车经过时，埋伏在公路边的八路军和民兵一齐开火，打了一场痛快的伏击战，击毙了十几名日军，缴获了两卡车弹药和一车面粉。

姥姥讲，那天八路军和村民迅速运走了缴获的弹药和面粉，不一会儿，赶来的大批日本鬼子和汉奸把村子包围了，烧光了全村的房子，姥姥家的房子和所有用品都被烧了。姥姥说：“多亏了全家人撤离得及时，当时汉奸带着日本鬼子点名要舅姥姥全家人的命。”

1941年，舅姥爷在河北曲阳沙城战役中光荣牺牲，年仅25岁。

舅姥姥是一位革命的母亲

自从舅姥爷参加八路军起，舅姥姥家就成了八路军的秘密联络站，舅姥姥家也成为抗战地下堡垒户。

一次，舅姥姥携5岁幼女，也就是我的小姨，从河北定州西南佐村去孟家庄村给八路军送情报，在越过敌人封锁线时招来日军疯狂的扫射，残酷的子弹夺去了她心爱的女儿。悲痛欲绝的舅姥姥掩埋了女儿的尸体，把对日本鬼子的仇恨转化成了为八路军工作的动力，投身抗日运动的决心丝毫未减。

1942年秋天，日本大扫荡。一天，舅姥姥在村头放哨，最先发现了日本鬼子，先敲响了锣，全村乱作一团，舅姥姥忙完村里的工作才赶回家，背起正在生病的太姥姥就跑。跑出了十多里地，躲开了日本鬼子的追赶，放下太姥姥，又去寻找当时9岁的姥姥，姥姥把家里两头毛驴纤绳系在手上，背朝着枪声，跟着毛驴跑出了几十里路，舅姥姥发疯似地追了几十里，才找回了姥姥牵回了毛驴。据姥姥回忆，那次，舅姥姥连急带累得了一场大病。

舅姥姥无数次地带着家人为八路军传递情报，秘密接头，家里3次被鬼子汉奸烧光。她宁可全家吃草根树皮，也要把仅存的口粮烙成饼给八路军交通员吃。在灯下，她做了一双又一双饱含着她对前方将士感情的布鞋、鞋垫。村里有贫雇农参军，她动员公婆拿出自家的土地作为奖励。

从抗战起到全国解放，舅姥姥家里先后有5位亲人为国捐躯。

舅姥姥是一位智慧女性

1941年的一天，一位姓高的八路军女干部被日军追杀躲进舅姥姥家。舅姥姥赶紧脱下自己身上的褂子让八路军女干部穿上，并把锅底灰抹在女干部脸上，让她蹲在灶间。过了一会儿，鬼子闯进屋，把刺刀架在舅姥姥、婆婆和太姥姥的脖子上，舅姥姥临危不惧，咬定女干部是自己的亲妹妹，当敌人用刺刀捅破舅姥姥的棉衣时，舅姥姥故意摔倒在锅台上，划破自己的头，又故意扎破自己的手，把血抹了一脸，经过与敌人巧妙周旋，保护了八路军女干部。

1943年，日本鬼子要进入河北曲阳山区大扫荡，提前抢光了周边村子的骡马驴牛，当时家里只剩下一头能干活的驴子，为了保住家里的这头驴，家里人想尽了办法。那天鬼子又进村了，舅姥姥赶紧把来不及牵走的驴拉进里屋里喂上草料，把破衣烂鞋扔了一院子，然后敞开大门，日本鬼子和汉奸一进门，以为已经搜查过了，就没进院子，保住了这头驴。舅姥姥说：“光听老人讲三国，听了一辈子空城计，这回真用上了一次。”

舅姥姥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

抗战时期，舅姥姥家始终是八路军的交通站，她以女性坚韧的毅力抚幼赡老。

1941年夏天，日本鬼子烧光了家里的房子和所有东西，舅姥姥带着全家昼夜不停地纺棉花，再运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卖了换成钱盖起了两间房。第二年房子又被日本人烧掉了，舅姥姥硬是带着全家在废墟上又建起了房。抗战时期，舅姥姥家的房子被日本鬼子烧掉三次，又三次建起来。舅姥姥说：“就是让鬼子和汉奸看看咱八路军的家是烧不尽的。”

姥姥经常说，战争年代最艰难的是女人。因为大舅姥爷当了八路军，日本鬼子汉奸报复抓走二舅姥爷当人质，要求从八路军队伍里找回大舅姥爷，急病了太姥爷。舅姥姥一人做主，卖掉家里的母猪，找在日本炮楼里的八路军内线关系，赎回了二舅姥爷。驻村的八路军缺少武器，她动员家里把珍藏了几代人的祖传清代御赐宝刀捐献给八路军的营长。她和男人一样挖地道、埋地雷。她成为晋察冀地区的抗战支前模范。

姥姥经常说，农村最痛苦的是寡妇。丈夫牺牲后，舅姥姥把巨大的悲痛埋藏在心底，她一方面继续为革命工作，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坚强的一分子；一方面肩负重担，家里地里的活全部承担起来，村里分配给烈军属的代工券一次也没有用过。我的姨姥姥李爱梅，抗战时是区里的妇救会长，从1942年当上村妇救会长开始，就被日伪追杀，全家人想尽办法保护姨姥姥。1946年姨姥姥的丈夫在正定战役中光荣牺牲，当时姨姥姥只有21岁，解放后，姨姥姥提出再嫁，太姥爷、太姥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坚决反对，舅姥姥站在姨姥姥一边，反复做太姥爷、太姥姥的工作，支持姨姥姥再嫁。

解放以后，舅姥姥放弃了村里的工作，专心操持家务照顾公婆。一天三餐，一年365天，烧火做饭，一顿也不少，老人病了拉起架子车就往乡里医院送，地里的活一点也不少干。娘家的人劝她回去，她执意不走。村里的人同情她，给她说婆家，她坚持不嫁。她说：“咱对得起牺牲的丈夫，对得起八路军。”

解放后的几十年里，舅姥姥最高兴的事就是每年一次到乡里验烈属证。一年到头，老人就盼着这一天，她早早起床，穿戴干净，像新媳妇似地坐上毛驴车，让家人牵着到乡里。乡里的干部对着照片，嘘寒问暖后对家人一再强调，下次不用再让老人来了，家里人代办一下就行了。舅姥姥说：“咱得让乡里干部看看自己还好好地活着。”她更想让人们记起那段历史，记得她丈夫为打日本牺牲，让人们记住她是曾经有一个英雄丈夫的女人。

舅姥姥战争年代是抗战支前模范，在新时期舅姥姥也同样是一位拥军模范。有一年，太姥爷在村东的公路上不幸被车撞伤，心急火燎的舅姥姥赶到现场，一看是解放军的军车，二话不说就用自家的平板车把公公拖回家，她说：“咱不给部队添麻烦！”部队的同志找到村里，上门要让太姥爷住进部队医院，还要给家里一些医药补助，舅姥姥坚辞不受。她对部队的同志反复说的一句话是：“咱是一家人。”

舅姥姥守寡60年，半个多世纪如一日，她含辛茹苦抚养烈士的后代，她宽容乐观赡养烈士的父母。直到1988年，75岁的她才告别儿媳的身份，送走了90多岁的公公、婆婆，也就是我的太姥爷、太姥姥。

舅姥姥唯一的心愿就是想看天安门

舅姥姥没出过远门，离家最远到过河北定州赵村乡，一生连河北定州的县城也没有去过，但心里一直惦记着首都北京，惦记着天安门，惦记着飘扬在北京天安门上空那面红红的国旗。她常唠叨一句话：“咱啥时候能去北京，看看天安门，看看升国旗就好了。”舅姥姥最喜欢爸爸，因为爸爸一回老家就和舅姥姥聊天。一次，老人委婉地道出了她唯一的心愿就是想去趟北京，看看天安门，看看升国旗。

当时爸爸在光明日报社当记者，就此事写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发表在1996年4月16日的《光明日报》内参上，报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中央领导同志看到内参后还作了批示。

舅姥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年7月2日，总政治部会同河北省民政厅、河北省军区派专车把舅姥姥接到石家庄，第二天，在河北民政部门的陪同下把舅姥姥送到北京。

7月4日凌晨4时51分，当雄壮的国歌响起，国旗冉冉升起时，舅姥姥不禁老泪纵横，不住地用手绢擦泪。当红旗快要升到半旗时，舅姥姥突然回过头对爸爸说：“那东西带来了没有，也让他看看。”站在一旁的我赶紧掏出舅姥姥的那几件珍藏品：一双粗布袜子、一个搪瓷烈属门牌、一个粗布口袋和一张革命烈属证。舅姥姥合手托着这几件东西，目不转睛看着升起的五星红旗，当时一阵风吹过，飘扬起来的红旗猎猎有声。

那一刻，共和国的旗帜，在向这位伟大的女性，也就是在向我亲爱的舅姥姥微笑招手……

我和爸爸推着老人的轮椅离开天安门广场时，老人仍双手托着她的几件珍藏品，频频回首仰望国旗，双眼溢满了泪水。看得出她实在舍不得离开那面浸染着包括她亲人在内的无数革命先烈鲜血的旗帜。

那天，在离开天安门广场时，舅姥姥说：“守卫咱的国旗，刮风下雨的，多辛苦啊。”她提出要见见国旗班的战士。于是，我们推着轮椅向国旗班走去。到了国旗班，她从怀里掏出了500块钱，非要给国旗班的战士们，她说：“在严寒酷日里站岗，冬天冷，夏天热，多不容易啊！用这点钱给国旗班战士们买点儿吃的、买个茶缸子，表表我的心意。”舅姥姥平时省吃俭用，从不乱花一分钱，哪怕是最常用的头巾也洗了又洗，补了又补，从不舍得买新的，家里的旧物能用就用，从不买新的，解放前使用的纺车、织布机，直到她临死前还在用。当时国旗班的领导同志感动地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收过别人送来的钱和物，这是破例，只是为了满足老人的心愿。”当时，这件事还被新闻媒体拍成照片，登在了《光明日报》上（文章作者刘汉俊）。

当失去的时候才感到她的价值

1999年的一天下午，老家的舅舅突然打来电话说：“舅姥姥去世了！”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全家人措手不及，当天早上舅姥姥还和北京的姥姥通电话呢，怎么就突然去世了？原来舅姥姥患了感冒，村医给舅姥姥打了一针后不到一小时舅姥姥就去世了。

舅姥姥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舅姥姥走了。我再也见不到舅姥姥了。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当失去了的时候，才会感到她的价值。

舅姥姥的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伴随年龄的增长，在我心中，舅姥姥的形象越发变得高大。她的善良、她的忠诚、她对生活的热爱一直感动着我，让我震撼，给我力量。舅姥姥的故事也使我对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年来，我对红色题材的作品格外感兴趣，看电视时总是寻找战争年代的电视节目收看。

也就是这份感动和红色历史的力量，让我怀着敬仰的心情，开始收集革命文物资料，将散落在民间的红色书籍、红色历史史料和残存的实物等进行一一整理。

2021年，我在北京举办了《红色文物珍藏展》，把多年收集到的红色文物，包括舅姥姥生前的物品一并展出，以此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我的舅姥姥，这位普通又伟大的农村妇女——师冬梅。

（作者系光明日报《书摘》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