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氏一族，自汉代晁错之后至宋初一千余年间，家声不振，逮真宗、仁宗时，晁迥、晁宗悫父子相继登朝，始名声显赫，周必大《文忠集》卷七十五《迪功郎致仕晁子与墓志铭》云：“晁氏自汉御史大夫错以身殉国，阅千余年，宋兴而翰林文元公讳迥、参政文庄公讳宗(悫)父子以文章德业被遇真宗、仁宗，继掌内外制，赐第京师昭德坊，子孙蕃衍，分东西眷，散处汴、郑、澶、济间，皆以昭德为称，盖宗生仲，仲生端，端生之，之生公，公生子，子生伯，伯生世，奕叶联名，文献相承，奉天下无它，呜呼盛哉!”实际上，在晁氏三眷中，只有中眷晁迥一支世居昭德坊，东眷晁迪一支与西眷晁遘一支至“宗”宇辈已不在昭德坊居住，北宋时散处汴、郑、澶、济间，南渡后寓居江、浙、蜀道之晁氏，三眷皆有，因三眷晁氏子孙以文元、文庄为荣，故“皆以昭德为称”，在晁氏三眷中，以中眷晁迥一支最为显赫，影响亦大。
中眷一世晁迥，字明远，行二，生于五代末后周广顺元年(951年)，据王偁《东都事略》卷四十六《晁迥传》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晁迥“少从学于王禹僻”，王禹偶生于954年，济州巨野人，晁迥长王禹僻三岁，王偶《东都事略》卷三九《王禹僻传》云：“王禹偶，字元之，济州巨野人，世为农，九岁能为歌诗，毕士安见而异之，勉以勤业。”王禹偁《小畜集》卷十八《答晁礼丞书》云：“某始识足下时，年未冠，身未婚。”据清康熙《清丰县志》卷五记载，晁迥于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而王禹僻则晚于晁迥进土，于太宗太
平兴国八年(983年)举进士，故其《酬太常晁丞见寄》诗云：“当年布素定交情，恨不同为出谷莺。”
关于晁迥的仕履，元脱脱《宋史》卷三百五《列传》第六十四记载颇详：“迥举进士，为大理评事，历知岳州录事参军，改将作监丞，稍迁殿中丞。坐失人囚死罪，夺二官。复将作丞，监徐、婺二州税，迁太常丞。真宗即位，用宰相吕端、参知政事李沆荐，擢右正言、直史馆。献《咸平新书》五十篇，又献《理枢》一篇。召试，除右司谏、知制诰，判尚书刑部。帝北征，雍王元份留守京师，加右谏议大夫，为判官，进翰林学士。未几，知审官院，为明德、章穆二园陵礼仪 使，同修国史。知大中祥符元年贡举。封泰山，祀汾阴，同太常详定仪注，累迁尚书工部侍郎。使契丹，还，奏《北庭记》，加史馆修撰，知通进银台司。献《玉清昭应宫颂》，其子宗操继上《景灵宫庆成歌》。帝曰：‘迥父子同献歌颂，揞绅间美事也。’史成，擢刑部侍郎，进承旨。时朝廷方修礼文之事，诏令多出迥手。……迁兵部侍郎，请分司西京，特拜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赐一子宫河南，以就养。仁宗即位，迁礼部尚书。居台六年，累章请老，以太子少保致仕，给全奉，岁时赐赉学士。天圣中，迥年八十一，召宴太清楼，免舞蹈。子宗悫为知制诰，侍从同预宴。迥坐御史中丞之南，与宰臣同赐御飞白大宇。既罢，所以宠赉者甚厚，进太子少傅。”
晁迥“陆乐易宽简，服道履正，虽贵势无所屈，历官临事，未尝挟情害物。真宗数称其好学长者”。在当时的朝野有很高的声望，刘随《请询访晁李》一文云：“太子少保致仕晁迥，端庄植性，冲澹自居，历仕三朝垂五十载，徊翔两制逾二十年。先帝宠遇便蕃，讲求典礼，议论详正，无不参预，加以继司文柄，时谓得人。今之台阁清流，州郡循吏，迥之论辨所得居多。近者引年致政，斯为达礼。五常百行，盖无缺焉。文苑指为宗师，朝野推为君子。”
晁迥一生名声显赫，备极宠荣，其“赋诗”、“赐字”、“拔烛”、“簪花”及父子“继掌书命”故事，多为时人所称道，其子孙更是引以为荣。晁冲之《别饰道二十弟贲之》诗云：“少傅三朝老，文章壮九州。赋诗资政殿，赐字太清楼。拔烛辞轩陛，簪花近冕旒。”所谓“赋诗”，是指晁迥知贡举，真宗赋诗以赐，其一是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真宗赐诗云：“礼闱选士古称难，都为升沉咫尺间。较艺清时公道在，抡材应得惠人寰。”其二是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真宗赐诗云：“盛时选土贡闱开，殿宇闻风献艺来。心似权衡求实效，勿教蓬荜有遗才。”所谓“赐字”一事，是指天圣中，仁宗皇帝召宴太清楼，“迥坐御史中丞之南，与宰臣同赐御飞白大宇。”所谓“拔烛”是指真宗甲夜召对、拔烛送行一事，“大中祥符、天禧之间，迥当宿直，方甲夜，奉召赴内东门，上御西东阁子坐。起居讫，升进次，宣索坐物，执事者叠青墩于御坐之东北隅，方命坐，而上语及，遽起侧立以听焉。示谕令草诏，恭受宸旨毕，命复坐，饮茶而退。却行才逾阈，上宣言曰：‘将蜡烛与学士照路。’俄有中使就御前拔故列置密炬之一，其围径甚大，中使执之前引，出内东门，付于本院引接人吏。”“簪花”则是指真宗御宴赐花之事，“大中祥符、天禧之间，暮春之月，阁门传宣布告，令赴池苑游宴之会。法从既集，俄而阴云兴，密雨降，有诏罢后苑之游。上赐宴饮，上御承明殿，面北而坐，预侍坐者翼列如仪。既而执事之臣，捧金盘进名花，有牡丹重沓干房者，并诸奇花，首置御座前，余皆散布诸臣雕俎之上。内臣先供奉至尊，戴御花，以及亲贤宰执亦如之，以次诸臣，皆自戴
焉。上忽乃眷西顾，宣言曰：‘与学士戴花。’俄有中使数人遽至，与迥及一二同僚戴之，观者无不竦动也。前代加宠词臣，有以宝装方丈赐食于前，则尝闻之矣。岂谓亲承日月之照，待以王公之礼，何幸会之深欤!”
晁迥晚年居昭德坊，辟养素园，研读佛书，勤于著述，《困学纪闻》卷二十记载：“宣德门前天街东第四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后，辟小园，号养素园，多阅佛书，起密严堂。”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卒，“年八十四，赠太子太保，谥文元”。据《晁氏宗谱》记载，晁迥有子四人，名宗悫、宗谅、宗操、宗干。

晁宗悫，宇世良，又作世长，《宋史》卷三百五《晁宗悫传》云：“宗悫宇世良”，《东都事略》卷四十六《晁宗悫传》则云：“宗悫字世长”。生于太宗雍熙二年(985年)，以父荫为秘书省校书郎，屡献歌颂，召试，赐进士及第。又除馆阁校勘，三迁大理寺丞、集贤校理兼注释御集检阅官。仁宗即位，迁殿中丞、同修起居注。天圣中，晁宗悫请减上供，垦闲田，择狱官，令监司举县令。累迁尚书祠部员外郎、知制诰，晁宗悫父子相继掌书命，颇为时人所称道，宋绶尝谓：“自唐以来，唯杨于陵身见其子嗣复继掌书命，今始有晁氏焉。”景佑元年(1034年)父晁迥卒，夺丧，管勾会灵观。景佑三年(1036年)人翰林为学士，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识》卷九“西阁久次”条载：“祖宗时，西阁久次者……盛文肃、钱希白、丁文简、晁文庄皆六年。”在翰林时，曾一夕草将相五制，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七《文林启秀序》云：“其为学士也，一夕行王章惠、陈文思、张邓公、章郇公、盛文肃公五将相制，不废麻卷三教之恨。”《宋史》称其“褒扬训戒，人得所宜”。兼龙图阁学士、权发遣开封府事，被称为“辨雪疑狱有能名”。元吴反，晁宗悫安抚陕西，“折夏英公、韩魏公、范文正公、尹师鲁、田宣简公之谋，遂参知政事。上专以西事委之，公尽瘁匪躬，知无不言，罢夏英公、陈恭公经略招讨使，分秦凤泾原环庆鄘延为四路，迄今不可改。公陈边策于吴贼未叛之前，而卒如公策。”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晁宗悫以疾罢参知政事，除资政殿学士、给事中，数日而卒，年五十八。赠工部尚书，谥文庄。“宗悫性敦厚，事父母孝，笃于故旧，凡任子恩皆先其族人。”“公以家族保范文正公，擅遗吴贼书，无它，明刘平石元孙战殁，非降贼，获褒赠。辩宋莒公、郑文肃、叶道卿、龙图阁直学士吴安道非朋党，不以罪贬。则公之姿度闳远，早擅庙廊之望。”
晁宗悫为晁迥长子，据《晁氏宗谱》记载，晁迥另外三子为宗谅、宗操、宗干。晁宗谅与晁宗干史籍无载，晁宗操尝为秘书省正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三记载：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十一月，“辛卯，翰林学士晁迥上《玉清昭应宫颂》，其子秘书省正字宗操继上《景灵宫庆成歌》，上曰：‘迥高年勤于著述，而善训子弟，亦揞绅佳事也。”’
晁宗悫有三子，名仲衍、仲蔚、仲熙。晁仲衍，字子长，《宋元学案补遗》卷三《朝散晁先生仲衍》条云：“晁仲衍，宇子长，文庄之子。”王珪《华阳集》卷五十《提点京东诸路州军刑狱公事兼诸路劝农事朝散大夫行尚书祠部员外郎充秘阁校理上轻车都尉借紫晁君墓志铭》记载：“君字子长，其先澶之清丰人，后徙彭城，今家开封之昭德坊，曾王父母，赠太师中书令讳佺，康资永三国太夫人耿氏，继孙氏、傅氏；王父母，太子少傅致仕赠太师中书令谥文元讳迥，庆国太夫人张氏；烈考妣，资政殿学士给事中赠吏部尚书谥文庄讳宗悫，安康郡太夫人王氏。安康，余之先姑也。”

晁补之的族弟晁载之亦擅长诗文，有《封丘集》二十卷，他在创作上也得到过苏轼的指导。晁载之早年作《闵吾庐赋》一文，黄庭坚荐之于苏轼，曰：“晁伯宇谨厚，守文元家法，从游多长者，其文已能如此，年盖未二十也，愿子瞻一语戒之。”苏轼答云：“晁伯宇诗骚，细看甚奇丽，信乎其家之多异材也。虽然，凡文至足之余，溢为奇伟，今晁君文涉奇似太早，可作朋友切磋之语以告之，非谓其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耳。”此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亦有记载。晁公武所引苏轼的一段话，是苏轼在给黄庭坚的信中所说，其原文是：“晁君骚词，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当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怪奇，盖出于不得已也。晁文奇丽似差早，然不可直云尔。非谓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乃宜。不知以为然否?”晁载之作《闵吾庐赋》时，年尚未满二十，苏轼的指导非常中肯；也很讲究方式，可谓用心良苦，体现了一位长者对后辈的关心和爱护。
在晁氏家族中，晁补之与苏轼交谊最深，名列“苏门四学士”，同时他也是“苏门四学士”中在文学创作上受苏轼的影响最大的一位。
关于晁补之始谒苏轼的时间与地点，在国内的研究中有四种不同的观点。
其一是说晁补之十七岁时，在杭州袖文谒见苏轼，这种观点是以《宋史》为代表。《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晁补之传》记载：“十七岁从父官杭州，粹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这一观点影响尤大，《宋诗纪事》、《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宋诗钞》、《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周义敢著《苏门四学士》及多种有影响的文学史教材等，均沿袭此说。《宋史》称晁补之十七岁于杭州谒见苏轼，是本于晁补之《七述》一文的题注。《鸡肋集》卷二十八《七述》题注云：“时年十七”，而文中又称“予尝获侍于苏公”，于是便论定晁补之是十七岁于杭州始谒苏轼。晁补之生于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年)，十七岁为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于这一年的春天服除还朝，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通判杭州是在熙宁四年(1071年)，于十一月到任。很显然，说晁补之十七岁于杭州谒见苏轼是错误的，《七述》一文的题注当为后人妄加。
第二种观点是说晁补之十九岁时，往谒苏轼于杭州。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通判杭州，十一月到任，晁补之时侍父居杭州新城，为求拜于苏轼门下，他曾先后两次上书，第一次《上苏公书》云：“某济北之鄙人，生二十年矣，其才力学术不足以自致于阁下之前，独幸阁下官于吴，而某亦侍亲从宦于吴也，故愿随吴人拜堂庑而望精光焉。”第一次上书未获苏轼接纳，于是晁补之又《再见苏公书》云：“昔者尝有言于左右，而未获奉教，不敢进亦不敢退，辄复俯心下首，因门下人以求毕其区区之说而稍试其遇，阁下容察之。”在第一次上书中晁补之明言“生二十年”，第二次上书又云“未获奉教”，由此可见，说晁补之十九岁谒见苏轼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