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次叛乱的共同特点 　　

纵观明末西南的两次土司叛乱，具有如下的共同特点：

首先，两次土司叛乱都是在明末内忧外患、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化与尖锐化的基础上爆发的。

明代自万历中叶以来，全国已形成“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40]的局面，整个明朝社会极为动荡不安。天启、崇祯年间，更是多事之秋，东北辽、沈一带处于后金的积极进攻且不断遭受失败的情形之下；中原地带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攻城掠地，直接威胁到明王朝的腹心地区，明政府内外交困，兵穷饷竭。在“奢安之乱”爆发前，贵阳城中，“兵不及三千，仓库空虚”，贵州巡抚李枟“累疏请增兵益饷，中朝方急辽事，置不问”。在安邦彦围攻贵阳时，“正广宁新破之日，举朝皇皇，已置（贵阳）不问”[41]。在云南爆发“沙普之乱”时，全国也是“征兵索饷殆无虚日，嗟此穷黎髓骨俱干”[42]，各地已是“饷匮兵骄，民穷盗起”[43]，此时，也正值后金困围大凌河，明廷上下，惶惶不可终日，竭其精力对付后金势力。而云南财政也入不敷出，“至钱粮，匮咄到十分极处，目今库无分文”[44]，而“岁又告凶年，斗米三钱，市无籴处，总计司帑不过十万余金”[45]，已是“三空四尽”[46]。普名声叛乱后，云南巡抚王伉不断向朝廷请兵请饷，但户部政策一则是“东征西讨之际，议兵则必不可去，值四尽三空之日，议饷则必不可多”[47]；其二则是不能“饥近师而饱远兵，置腹心而疗手足”[48]，足见此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奢、安和普名声正是借此非常时期，恃兵逞勇，进行积极攻伐。 　明朝末年，统治者与西南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奢安之乱”爆发前，当时贵州提学道刘锡玄曾言：“官兵渔肉黔人，既极残酷。有过苗仲寨者，苗仲具鸡黍，称主人甚谨，临行，辄破算器，加楚折焉。……流官之脧削土司，真可痛恨。然土司之孱弱忠顺者尤被困。……纵衙隶脧土司者十人而九，弱怒色，强怒言久矣”[49]，足见当时不仅夷民受到汉族官员的剥削，甚至土司也备受流官“脧削”。而政府的腐败和官员的贪婪也是有目共睹，特别是在土司承袭时，往往倍受剥削和压榨。当时贵州巡抚下属司道，有向申报袭职者索取黄金的陋规，“闻司道陋规，有黄金百两之说”[50]。如天启初年，贵州分守兵备副使邵应祯，利用水西土司安位继承祖父职位的时机，“索该酋金银常例，不下两、三千金”，“以致本酋逼急生心”，“发难一朝”[51]。而在云南，情况也类似，“土官子孙承袭有积至二三十年不得职者。土官复慢令玩法，无所忌惮。……致军民日困，地方日坏”[52]。万历年间，云南巡按刘维也题称在土司袭替时，“有司驳查延缓，吏胥乘机横索，遂有甘心不袭者”[53]。普名声之袭职，不但因战功卓著，而且还“辇金魏阉”[54]，才能承袭。巡抚王伉上任后，也向普名声索贿，但普名声出于种种原因“不应”，所以王伉“诬以叛将，讨之”[55]。这充分说明了明朝统治者与各族人民之间矛盾已十分尖锐，成为了叛乱爆发的导火线。

其次，两次土司叛乱，都是以彝族土司为叛乱的主力，辅以其它少数民族，且土司之间的联合，都以婚姻关系为纽带联系在一起。

“奢安之乱”时，贵州民族情况异常复杂，居住着苗、仲、龙、蔡等人，因此，在安邦彦起兵之时，贵州各族人民大都被迫参战。如安邦彦在进攻贵阳时，贵州提学道刘锡玄曾记：“正月二十七日，罗鬼、苗、仲合十余万……伪称罗甸国王，传檄招摇入城。而二月初七日果从城楼见尘飞蚁集，数万儸兵，数万苗仲，铁骑金戈，环五门外山头。”[56]每次攻城，彝族统治者必以“苗、仲、龙、蔡先之”[57]。足见此次叛乱是以彝族为主力，胁迫其他少数民族参加的。而云南的“沙普之乱”，也是以彝族土司为主力，联合其它少数民族进行的叛乱。如，普名声之乱时，主要是以普名声辖区内的彝族土司势力为主，但也联合了其它少数民族。此外，普名声还利用地处边境的优势，与境外民族势力进行勾结。“交岗之地，与迤南诸土司错环而处，其酋曰武公懿，素杰黠嗜利，普名声常以金帛喢之，彼乃时出应援”》[58]。普名声乃“伪受交官，阴购交铳”，将妻子、子女“远置不毛”[59]，和交趾进行积极联系，借以牵制朝廷的力量，使朝廷投鼠忌器。而此后的沙定洲叛乱时，也是以彝族为主力，纠合了沙人共同叛乱的。普名声死后，其妻万氏为维护普氏利益，迫切需要寻找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最终实现沙、普合流。因此，沙定洲之乱也是以彝族为主力，联合壮族土司势力发动的叛乱。

此外，无论是“奢安之乱”还是“沙普之乱”，土司势力的联合，都是以婚姻为纽带结合在一起的。如“奢安之乱”所爆发的滇、川、黔交界地是彝族土司势力比较集中的地区，政治局势错综复杂，诸土司“往往出为边害”[60]。贵州的水西与四川的永宁、乌撒、乌蒙、东川和云南的沾益等毗邻，这一带的土司均为彝族且有血缘或姻亲关系，《明史》卷三一三《四川土司列传》就云：“乌撒与永宁、乌蒙、沾益、水西诸土官，境土相连，世戚亲厚，既而以各私所亲，彼此构祸，奏讦纷纭”。如贵州水西宣慰使安氏和永宁宣抚使奢氏之间就有着密切的姻亲关系。嘉靖、隆庆年间，永宁宣抚使奢效忠的妻子是贵州宣慰使安万全的女儿，而万历年间贵州宣抚使安尧臣的妻子奢社辉又是奢效忠的女儿，且奢社辉是当时宣慰使安位的母亲，即所谓之“安、奢世为婚姻，同谋已久，奢寅寇蜀，邦彦即寇黔”[61]。而奢、安又与乌撒、东川、沾益、武定、寻甸等彝族上层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乌撒安效良与水西安邦彦之间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四川土酋安效良者，水西肺腑之亲也，其顺与逆，惟水西为视”[62]；乌撒、东川、寻甸之间也有联系，“东川者，乌撒之一气也，寻甸马火头与东川酋目世为婚姻，又东川之一气也”[63]；“东川仰乌撒之鼻息，而乌撒又占水、蔺之风候”[64]。云南沾益、武定与乌撒和水西又有联系，“（武定）张世臣最号凶悍，与东川、乌撒有婚姻之好”，沾益之设科乃“安邦彦之妹，安效良与之通”[65]，“乌撒、沾益虽滇、蜀异辖，而宗派一源，故彼绝此继，通为一家”[66]，如沾益、乌撒的始祖都是元时曲靖宣慰使安举宗，“其后有禄哲，明初平南，哲妻实卜与夫弟阿哥归顺，卜授乌撒土知府，阿哥授沾益土知州”，沾益土知州传至十一世安九鼎后世绝，以乌撒安绍庆继承，“绍庆死，次子安效良袭兼属乌撒府事”[67]。总之，参与“奢安之乱”的众多彝族土司上层之间，都有密切的姻亲关系，他们正是利用这种联系，同气连枝，报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思想，相互声援，不为边界所限，在具有共同阶级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反叛，此消彼长。正如当时的云南巡抚沈儆炌所言：“水、蔺相通，谋结连同叛，计谓奢贼攻蜀、安贼攻黔，而东川、乌撒及沾益叛酋，纠合寻、武悍夷攻滇，一时蜂起。”[68]

而“沙普之乱”，也是通过婚姻关系实现了沙、普合流。普名声之乱时，普名声也正是利用了婚姻关系和交趾进行勾结，“（临安）大营之溃，（交兵）明明助逆，盖歆于金银之贿赂而又有普女以为之婚媾也”[69]，足可窥见普名声以重金、婚姻等手段与境外土司势力结成了联盟。普名声之乱被平息后，沙、普土司之间具有了共同的利益。因沙、普都是在明末利用朝廷以夷攻夷政策，依靠军功起家的土司，在征战中，他们都彼此都相互了解，如沙源之子定海、定洲就和万氏十分熟悉[70]。他们都有同一的意图，即为了维护土司的特权和利益，维护已趋向没落的旧势力不至于崩溃，只有增强自身实力，才能和官府对抗。沙源死后，在沙氏集团内部也存在矛盾，如“（沙）清（沙源之弟）子如玉与其弟定洲不相能，会阿迷普名声死，定洲遂赘于万氏，假其力逐兄而立”[71]，沙、普最终以婚姻为纽带，实现了合流。

再次，在征剿两次土司叛乱时，朝廷都是饬令多省联合，征调众省土司兵进行剿灭。

在西南的两次土司叛乱中，朝廷都竭西南众省之军力、物力，并且征调大量土司兵，企图一举平定叛乱。“奢安之乱”爆发后，贵州巡抚王三善就上疏云：“黔兵之饷，一切仰给川、湖，今川既有事，湖亦震邻，钱粮征解未必如期，军需紧急卒不能待……严敕川、湖、贵三省将额饷七万两，新增湖广折银以万四千余两，云、贵盐课银三万五千五百两及四川乌撒、乌蒙、东川、镇雄四土府每年应解米折银共三千七百两，本色米共一万二千三百二十四石，依期征解，无得后时”[72]，要求临近省份接济饷银粮米。此外，朝廷为集中力量征剿奢、安之乱，于天启二年十一月，起用朱燮元总督四川，加兵部侍郎衔；以杨述中取代张我续，总督贵州军务，并节制云南及湖广辰、常、衡等十一府，这样，就扩大了二省统帅的职权范围，便于集中了军力。由于杨述中征讨不力，又于天启四年令蔡复一取代杨述中，“命广西、云、川诸郡邻贵州者，听复一节制”[73]。其后，又任朱燮元为五省总督，数省官兵密切配合，最终扑灭了叛乱。同时，朝廷也调用了大量的土司兵。奢崇明叛乱之后，朝廷就敕谕“川、湖、云、贵巡抚督厉土司冉曜龙、奢社辉等举义灭贼”[74]。对于重兵在握、顺服朝廷的石柱土司秦良玉，则给“夫人诰命”[75]，令其督兵灭贼。而云南的安南长官司沙源及其侄沙如玉、阿迷州普名声、石屏龙在田、嶍峨王显祖、宁州禄洪、元谋吾必奎、景东陶明卿等，他们在剿灭此次叛乱时立下了汗马功劳。如吾必奎坚守炎方，牵制大量的兵力，稳定了云南的局势；普名声每战皆冲锋陷阵，斩杀甚多，沙源屡战屡捷，“滇之会城免为成都之续也”[76]。可以说，没有土司兵的积极参与，“奢安之乱”是很难被平定的。 　而在征剿普名声时，朝廷征调的是滇、黔、蜀、楚等省军队、粮饷，黔军以副总兵商士杰率领、川军以秦良玉之侄秦拱明统帅，援助云南。同时，在整个剿普过程中，朝廷三番五次要求朱燮元援助云南，如“分兵助剿，正督臣节制之权，可以便宜策应者……相应咨会”[77]、“滇黔关切一体，黔督朱燮元可调度接应，早奏荡平”[78]；在剿普出现危机时，朝廷仍令“燮元仍须协迁剿不得引咎推委”[79]；在普名声攻陷临安后，云南出现“危疆岌岌”的局面，黔国公沐天波“交章急呼请调蜀将秦良玉兵自救”，朝廷也认为：“夫良玉故堪任缨寇之使，而裹粮饱士，势不能无望于黔，楚”，因此，经过商商，令楚省转运白银十四万两给滇，责令“蜀督亦宜相机调遣，以纾滇急”，同时“秦良玉即与调发，其所需行粮，急为措给，报部销算，前议所分楚饷，并着严催解济”。在临安大营被攻破后，朝廷又频谕贵州总督朱燮元“设法济剿”，简讨闵仲严等也请求蜀、楚、黔等四省协济粮饷，“或仍将楚中原派黔饷暂留滇一年，庶几可救燃眉也”[80]。而此时朝廷征调的主要是云南土司兵。王伉在剿普之初就认为，剿灭普名声，“所恃以制之者，惟是诸土司中或有与世仇或累被其凌铄或旁观而扼腕无不思灭此而后即安”的滇南众土司。如在进围阿迷之前，云南巡抚王伉就“令土官游击龙在田以兵四千进，邓耳王显祖以兵三千进，布韶土官禄洪兵头普化霖以兵四千进，拐甸应袭沙定海以兵四千进，大庄沙如圻以兵二千进，架衣土官侬绍周以兵五千进。矣堵土舍沈明通以兵二千同侬绍周兵三千守鲁白诸处，土舍沙汉、土官沙如玉各以所部守八寨、三枢桥、安经皆以遮遏交通交岗之路。其交交岗、牛羊董乍臣亦移文谕之以利害，诱之以重赏”，以此阻断交趾兵入援的路径。广西、弥勒等冲突要路则“檄土官守备禄培兵一千，弥勒贡生杨琯斗庄兵四百名，昂万祥、龙耿兵共二百名”。同时，王伉还上书朝廷，要求把崇祯三年入京勤王，后被派驻蓟门墙子路防守后金的宁州土司禄洪调回，因其与普名声有世仇，希望“放之西归，责以协力图普，共绥滇服”[81]。而在沙定洲叛乱时，征调的主要也是云南土司兵，如宁州之禄永命、石屏龙在田、元谋土司吾必奎等。

从以上对两次土司叛乱的联系性和相似性的比较可以看出，明末，统治者与西南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土司上层之间通过相互联姻，结成了地方势力集团，在“洎乎末造，中原多故”[82]背景下，发动叛乱，使西南民族地区陷入一片混乱，形成了“无夷不动，无地不扰，大者屠城杀官，小者焚村打寨”[83]的局面。中央王朝在“内外交困”之际，已经不能集中全力对付西南少数民族叛乱，只有采取的“以夷制夷”的方式，利用土司兵进行征战。而部分土司在通过镇压其他土司叛乱后，实力激增，暗中积蓄力量，遂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纷纷起事，极大地牵制了抵御后金进攻和镇压中原地区农民起义的军力和物力，致使明朝陷入了三线作战的境地，在三者的交迫之下最终走向了灭亡，西南的两次土司叛乱是促成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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