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余后氏先人，自唐以迄於兹，武职数十辈，文职只后公乘龙一员，护印番僧纲司。自明至今，世世相继。”从这一段《后氏家谱》中的引文可知，后氏族人自唐至今，武职数十辈，是相当不容易的。我们从如上引用的资料及论证可以看出，其祖上自唐至明武职人员辈辈层出不穷，不仅镇守迭部、岷州一带，而且多次参加宋元明在全国各地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对于洮岷一带的平叛功勋卓著。这种贡献一直延续到清朝。如吴三桂流窜至岷州一带，后只即丹子就纠集地方军民奋力抵抗，取得胜利，维护了一方群众的安全和利益，为此，康熙皇帝特赐诰：
　　制曰：教宗清净，严法律以持躬，学本浮屠，怀丹诚而报国。惟恭忠之克励，斯宠命之宜新。尔护印番僧纲司后只即丹子，夙通释典，化衍遐方。当逆贼煽乱之时，矢心守正，纠边徼士兵之众，为国宣劳，克著功勋，洵可嘉尚。兹特封尔为：“宏济光教大国师，赐之诰命。”尔其永怀忠荩，益勉修持，膺兹纶 之荣,用 清净之化。钦哉！
　　（二）、扩大和深化了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的影响力。藏传佛教的核心地带，在卫藏区域，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班丹扎释家族的特殊的作用下，岷州地区却成了整个安多藏区藏传佛教最为兴盛的地区，甚至可以说成是整个藏传佛教的影响中心。但这种情况持续时间不太长久，也可以说是仅仅几十年的时间，最多超不过上百年。尽管如此，岷州对于整个安多地区藏传佛教的影响，确是极其深远的。这有如下五个依据为证：
　　1、班丹扎释家族，早在其太爷、爷、父辈，就在岷州等安多地区建设寺院“足有一百八区”， 在班丹扎释手上，又兴建了更多的寺院。属辖寺院有100多座，而且在北京的近40年期间，还发动集资兴建了众多寺院，其影响力渗透到岷州卫所辖的最为偏远的地区，如现在的临夏市康乐县鸣鹿乡西蜂窝寺就是大崇教寺的附属寺院，对于北京地区的藏传佛教的传播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据有关资料显示，班丹扎释在北京期间，不论是皇家给班丹扎释建设藏传佛教寺院，还是班丹扎释化缘发动更多信众兴建藏传佛教寺院，在京城就有藏传佛教寺院10多座。
　　“西番朝东寺，一目处心。”这句歇后语至今响彻整个番属地区。《安多政教史》提到“哈立麻德银协巴前来多麦时，曾有披袈裟的十万人迎接，这个地点似为岷州（今岷县境内）云。” 这个数字似有夸大之嫌，但至少能说明岷州当时藏传佛教的发展盛况。而且这一记载，只有在岷州地区才具有如此庞大数量的人口基础，其他周围各地是不具有如此庞大数量的人口基础的。明朝的史料对这种情况也能确证一二。成化八年（1472年）六月，礼部上书言道：“今年陕西岷、洮等卫所奏送各簇番人共四千二百有奇。除给予马直不计、凡赏彩段八千五百四十二表里，生捐八千五百二十余匹、钞二十九万八千三百余锭，滥费无已。” 岷州卫和洮州卫在一年中就有四千多僧人去进贡。《西番馆来文》中有岷州卫永安寺僧人沙加俄紫儿奏请大藏经的表文一道：“陕西岷州卫永安寺僧人沙加俄紫儿奏。为乞请经典事。臣本寺有千余僧众，每日率领祝延圣寿。所有原赏藏经，年久破坏，不堪念诵。有都纲也舍，是一个有德高僧。差他赴京，奏请藏经一部。望朝廷可怜见给与便宜。” 在明朝名不见经传的永安寺有僧人千余，以此类推，那些著名大寺中的僧众数也就可想而知了。
　　2、撰写、翻译和印刷藏传佛教经卷，请求皇帝给全国僧人赐发度牒。
　　如“奉皇上的圣旨著《喜金刚修法·甘露海》及大轮、大威德十三尊、普明、阿弥陀佛九尊等曼荼罗的仪轨，《多闻子修法》，《中有解说》等，并将这些经典、仪轨等，连同藏文《喜金刚续第二品释》都译为汉文。”
　　据说现在青海瞿昙寺就存有班丹札释校勘的一部佛经，由于不知道具体情况，介绍只好存缺。
　　如“木虎年（公元一四三四年，明宣德九年，甲寅），度汉族地方官郭惠、袁绮、男印度人班第喇嘛约格沙拉等为僧，授比丘戒，用汉文传讲《五十上师颂》和《别解脱戒》。宣德十年木兔岁（乙卯）藏历正月，正统皇帝即位，为了追荐宣宗逝世，升彼师的名号，赐玉印，为了祈祷皇上长寿，建立内藏为泥印佛像十万尊的宝塔。铁鸡年（公元一四四一年，明正统六年，辛酉），政府兴修金汁《甘珠尔》大藏经，彼师撰述总序。水狗年（公元一四四二年，明正统七年，壬戌），请求皇帝给全国僧人赐发度牒，于是有三万七千名僧人，被赐予了度牒。”
　　这些史料足以说明后氏家族对于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在北京地区的传播所做出的辉煌贡献。
　　3、大崇教寺是整个安多地区唯一的一座皇家寺院，也是整个安多地区唯一获得最高封号“法王”的寺院，卫藏区授予过三个法王，之后的法王都是其派系的沿袭。明代整个安多地区规模最大、声名最显赫的的寺院是大崇教寺，仅此一脉前后共封授过三位高僧“法王”的称号。它成为整个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发展的一个象征，且声名远播整个安多地区之外，被称为“第二个卫地”。
　　综合如上引用的所有资料及其论证，我们就会发现有两个特别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一是地方军政首领后能，一是僧政首领班丹札释，他们两个在各自领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两相比较如上事实，我们就不难发现班丹札释那么年轻进入西藏，就能够产生那么巨大影响力的个中原因了，同时也清楚了明王朝为什么在那么大的藏传佛教区域，唯独看中了岷州的后氏家族的根源所在。这与其祖上自唐代以来在这一庞大的区域的军事影响力和至明以来其家族富可敌国的经济实力是分不开的。
　　岷州成为明代藏传佛教最为繁盛的中心圣地或圣地中心，还与另外两个客观因素的相佐是分不开的：一个是此地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南通巴蜀、西控青海，东去三秦”区域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文化中心，行政建置高，管辖范围大，经济交流活跃，是著名的商贸旱码头，这一“旱码头”的位置至今依然保持着，繁盛又强大的经济基础有能力养育繁盛又庞大的宗教活动；一个是此地在上一世纪大炼钢铁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之前，一直是到处都森林茂密，植被丰厚，就地取材就能兴建寺院庙宇，建筑材料随意随手可取可用，能充分保证繁盛又庞大的寺院建筑所需。
　　总之，天时、地利、人和，综合因素成就了岷州后氏家族与明王朝以及整个西北边疆非常独特的军政、僧政的亲密关系，明朝对于岷州后氏家族寺院大崇教寺超出寻常的支持以及对待其高僧超出寻常的礼遇，充分说明或者彰显了明王朝当时对于西部治理的一些核心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