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云


晋侯墓地第一组的M9、M13中出土有晋侯所作之器，但没有晋侯名；M9出的一件小圆鼎铭文最后有晋侯作“晋公口室尊彝”，第三字残，李伯谦老师根据金文通例补定为“宗”字，并指出“晋公宗室”就是“晋公宗庙”1，这个意见是很对的。西周金文中出现“宗”或“宗室”的有以下例子：



《 簋》： 余 士献民， 先王宗室。



《沈子簋》：乃 （驩）作 于周公宗



《 伯簋》：用作宗室宝尊彝策



《静卣》：用作宗彝



《善鼎》：用作宗室宝尊彝



《豆闭簋》：万年永宝用于宗室驩



《召伯虎簋》、《师 簋》等：用享于宗



《 伯簋》：用作朕皇考武 几王尊彝，用 （孝）宗朝（庙）



······子孙 其万季日用享于宗室



《井人 钟》： 宗室， （用）作 大 钟钟



《尹姞鼎》：穆公作尹姞宗室于 林
西周金文中还有“大（太）室”，如《君夫簋》“王在康宫太室”；《扬簋》“王在周康宫，旦，格太室”；《休盘》“王在周康宫，旦，王格太室”；《伊簋》“王在周康宫，王格穆太室”等。但这些都在铭文开头，说明铸器缘起之事发生的地点；而上举“宗室”诸例一般在铭文结尾，说明所铸之器将被使用的地方，意义不同。迄今还未发现一例“用作太室宝尊彝”之类的例子。因此，“晋公口室”所残之字，只能是“宗”，不会是“太”。《说文》“宗，尊祖庙也，从 从示”，“示”即庙主。“宗”字的本义是宗庙。甲骨文中先王先妣宗庙都称为“宗”，如“司母辛宗”。“室”和“宗”有区别也有联系，《尔雅·释宫》：“室有东西厢曰厢，无东西厢有室曰寝”，它是封闭空间，是宗庙的一部分。“宗室”则为宗庙，《诗经·召南·采苹》“于以奠之，宗室牖下”，《传》：“宗室，大宗之庙也‘；与“宗”意义相同；上举诸例不作此解，根本无法读通。
那么“晋公宗室”该如何解读？李伯谦老师只说是“晋国宗庙”，尚未深究。《沈子簋》有“周公宗”，郭沫若认为“沈本姬姓之国，为鲁之附庸”，沈子于幽公时克蔑受封，故告于周公的宗庙及其祢庙。“周公宗”应特指“周公的宗庙”1。《令彝》“令矢告于周公宫”，唐兰先生也认为是“周公的宗庙”（“宫”、“庙”相通）2；这个意见很正确，因为铭文中的明公是周公的后代，再度受册命，世袭官爵，有必要派令矢告于周公的宗庙。然而，“晋公宗室”若也作此解则明显不通，因为历史上并无一位象周公一样的“晋公”；更重要的是，按《史记·晋世家》，西周晋国国君称“侯”不称“公”，目前除M9这一例外，晋侯墓地出土铜器铭文均称晋侯；晋称“公”始于曲沃武公，是春秋初年的事，而M9的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早，晋君没有理由称“公”。西周晋国爵位为“侯”是很清楚的，晋侯墓地所出列鼎均为5鼎，与虢国墓地相差甚大，到不了公的级别。古越阁藏品中有“晋公戈”，李学勤先生推定为西周之物，认为西周晋君也可称“公”3；孙华先生加以驳正，认为无论从器型还是铭文看都应晚至春秋时期4。“公”在古代有时是对成年男子的美称，“晋公宗室”中的“公”是否懿美之称呢？也不可能，在文献和金文中后代对先祖的懿美之称为“文考”、“烈考”、“皇考”、“帝考”、“显考”、“昭考”、“穆考”等，不见“公”；晋侯墓地M92出“晋侯喜父作朕文考刺侯宝盘”，可资为证。传世晋公 “晋公曰：‘我皇祖唐公受大命，左右武王······’”，唐公就是唐叔虞，唐兰先生和郭沫若先生都认为晋公 是晋定公所作。无论从辈分还是爵位唐叔都不能称“公”，晋公 称“唐公”是因为春秋晋国爵位已经升至“公”，故追谥先祖唐叔为公，就好象秦国自襄公始享国，襄公之父庄公称“公”，属于后世追称；同理，周文、武始称王，但也追称古公亶父为“太王”，季历为“王季”。 《晋世家》“唐叔子燮，是为晋侯”，明言晋侯之称始于燮父，我们不能因为晋公 有“唐公”，就推测唐改国号为晋后，西周时就称唐叔为“晋公”了。总之，若把“晋公宗室”理解为“晋公的宗庙”，矛盾重重；我们认为，应当理解为“晋国的公室宗庙”，属于泛指晋国先君的宗庙，而非特指哪一位晋君的宗庙。“公宗室”可以简化为“公宗”或“公庙”。《礼记·郊特牲》“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而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也，自三桓始也”，这里的“公庙”相对于“私庙”，如同公室相对于私家；按宗法制度，卿大夫只能祭祀始封君，不能祭祀更远的先祖，这是私庙和公庙的差别；鲁三桓祭祀鲁先君乃至周公，是对礼制的僭越。同理，西周晋国曲沃一支是小宗，只能祭祀桓叔，而不能祭祀穆公以上晋侯，其所设宗庙为“私庙”；翼城一支为大宗，其宗庙为“公庙”。“公宗室”与爵位无关。《卯簋》“ 伯乎（呼）令卯曰：‘ （载）乃先祖考死 公室······今余 令女（汝） 宫 人，女毋敢不 （善）”。这里的“公室”即 伯的“公庙”，由臣属卯世代管理。
既然是泛指，可以是唐叔虞的庙，也可以是燮父的庙，或者包括二者在内。M9所出陶
器流行于西周中期早段，也可早到西周早期晚段，结合晋侯墓地其他几组大墓的排定1，M9的墓主人不出燮父、武侯的范围；无论是燮父还是武侯，与圆鼎铭文均不矛盾。这件鼎，可能是燮父，也有可能是武侯铸造的。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即便是武侯所铸造的鼎，也有可能埋在燮父的墓里。朱凤瀚先生在研究晋侯墓地排序时提出一个原则：下一代晋侯可以继承上一代晋侯的礼器，但下一代晋侯的礼器一般不会出现在上一代晋侯的墓里。“因为礼器不是明器，主要用于宗庙祭祀与其他礼典，祭祀先人之器需要在祭祀时使用，无由放于先人墓中，即使非祭器也是平时礼典中所实用者，亦不会随葬于先人墓中。通常情况下，墓中所出实用礼器，应是墓主人生前自己使用的器物。”2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完全排除下一代晋侯所作礼器埋入上一代晋侯墓的可能性。礼器即祭器，也叫“人器”，相对于专为随葬而制作的明器或“鬼器”，周人墓葬既随葬明器，也随葬祭器，《礼记·檀弓上》“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孔子就曾强烈反对把祭器埋入墓里，“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檀弓下》）。反而说明了当时用祭器下葬的事实。晋侯墓地很多铜器有“晋侯作”字样，如果是下一代晋侯所作，得有一个前提：新君在先父下葬前就已即位，可称晋侯，否则绝不可能。《尚书·顾命》“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唯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越翼日乙丑王崩······越七日癸酉······御王册命”。王国维考证是召公代成王摄政对康王行册命之礼，由此新王即位。可见新君在先君死后第八日即位，远在先君下葬之前。天子与诸侯葬制有差别，但也不会相差太远。《礼记·杂记下》“诸侯五月而葬”，刘绪老师曾论证确为事实3。因此不能排除在先君下葬前新君制作祭祀他的礼器的可能。按《仪礼》的《士丧礼》、《既夕礼》记载，下葬前有一系列祭祀活动，称为“奠”，如始死奠、小敛奠、大敛奠、朝夕奠、月半荐新奠、朔奠、迁庙祖奠等，都要用到鼎、簋、壶之类的礼器。虽然《既夕礼》讲下葬那一天，“厥明，陈鼎五于门外，如初······，彻巾，苞牲，取下体”，似乎没有用奠器随葬；但考古发掘的大量周代墓葬中出有列鼎，中有牛、羊、豕之类的牲骨，很难说不包括奠器。《仪礼》成书年代偏晚，且多儒家理想化成分，不能完全反映周代实情。具体到“晋公宗室”这件鼎，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不是用作“奠”之类的凶礼，若说它是武侯所作，被埋入燮父的墓中，还得有个前提，即上一代国君下葬前就已经有了他的宗庙。《礼记·问丧》“祭之宗庙，以鬼飨之、徼幸复反也。成圹而归，不敢入处室，居于倚庐”，说明在“成圹”（下葬）前就有了死者的宗庙，并对其祭祀。文献和金文中有“新宫（庙）”，《诗经·鲁颂· 宫》“路寝孔硕，新庙奕奕”；《礼记·檀弓下》“新宫火，亦三日哭”；《春秋经·成公三年》“甲子，新宫灾，三日哭”，《公羊传》“新宫者何？宣公之宫也，宣宫者曷为谓之新宫？不忍言也”，《谷梁传》“新宫者，祢宫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礼也，迫近不敢称谥，恭也”。可见“新宫”是对死去不久的先父的宗庙的恭称。《望簋》说“王在周康宫新宫”，唐兰先生定为共王时器，“当时穆王刚死，所以称为‘新宫’，实际就是‘穆宫’”。《 鼎》“唯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太室”，这个“周穆王太室”也就是“新宫”，说明至迟新王元年就有上一代国君的宗庙。那么“新宫”究竟能不能早到上一代国君下葬前？西周金文中尚无材料可以说明，但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编钟铭文说“惟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 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李学勤先生认为铭文的意思是“楚惠王五十六年，从西阳得到曾侯乙去世的讣告，惠王制作了曾侯乙宗庙所用的的礼器，在西阳对他进行祭奠，并永远用以享祀”1，由此可见在曾侯乙下葬前就已经有了他的宗庙，楚王还在其宗庙中祭奠他，但后来这套宗庙礼器被随葬。童书业、郭德维等都认为曾（或随）已沦为楚国附庸，楚王不会亲自吊丧，“西阳”是楚国故都，不是曾国都城2；但这样等于说在楚都中设有曾侯的宗庙，更加有悖常理。曾侯乙下葬前已有宗庙当无疑问，除非我们否定这座墓的主人是曾侯乙。虽然年代相差较远，但曾、晋同为姬姓，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值得考虑。总之，单就圆鼎铭文，不能确认铸器者以及M9主人是燮父还是武侯，今年在M9之南又发现了一组晋侯墓（M113、M114），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早，M9墓主的最终确定，要靠两组墓铜、陶器物的年代对比，尤其是新发现晋侯墓铜器铭文的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