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学评论家鲁迅与巴蜀文化
- 中华敬氏网 2010年11月5日 摘自网络
我们都熟悉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以至于他将整个中国历史典籍概括为“吃人”说教!除了在《两地书》中对许广平再次强调这个观点外,又这样回答友人:“来书问童子诵习,仆实未能答。缘中国古书,叶叶害人……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但我辈以及孺子生当此时,须以若干精力牺牲于此,实为可惜。”
但是,鲁迅也同时提倡“读史”:“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读史,关键是要有彻底批判的态度,因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有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果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因为,“野史和杂说自然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装腔作势”。
那么,什么是鲁迅认为值得一读的“史”呢?他给我们提供了一本“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范本,这就是清代巴蜀“丹陵三彭”彭遵泗的《蜀碧》。
据材料记载:鲁迅在少年时代就读过《蜀碧》,并且被其中的史实深深吸引,以至于到中年、晚年,他每次谈到农民起义时都要以张献忠为例,其描述的方式和内容,与《蜀碧》基本一致,甚至大量引用原文,《病后杂谈》(1934)就明确指出:这本书“不但是四川人,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
鲁迅引述《蜀碧》关于张献忠“屠戮川民”的记载,从张献忠“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张献忠的凶残,其实正是软弱的表现,从个例推及族群,进而剖析民族劣根性 鲁迅进行过这样的比较:日本武士是“先蔑视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也蔑视他人的生命的,与自己贪生而杀人的人们,的确有一些区别。而我们的杀人者,如张献忠随便杀人,一遭满人一箭,却钻进刺柴里去了”,“狮子式的凶心、狐狸式的狡猾、兔子式的怯弱”,这应该就是鲁迅通过《蜀碧》而形成的对中国历代封建帝王和强权者的认知概括。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暂时做稳了奴隶”等中国国民性归纳,我们也可以于此找到最好注释。“张献忠的举动,一看虽然有些古怪,其实是极平常的(即“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古怪的倒是那些被杀的人们,怎么会总是束手伸颈的等他杀,一定要清朝的肃王来射死他,这才作为奴隶被救,而还说这是前定,就是‘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我们也许还不能说这就是鲁迅关于“国民性”思考的文化前提,但我们不难从鲁迅的众多小说关于“杀人”场面的描绘,尤其是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奴隶劣根性的痛责,找到其间的联系。鲁迅的悲愤在于:“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再造国民人格,这是中国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途和现实基础,而历史已不会为中国的犹豫和徘徊留下太多时间。鲁迅性格中的焦躁和彻底的虚无,实际上就有着这样的深层原因。
这就说,在对中国封建文化进行解构的过程中,鲁迅注意发掘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优秀及合理部分,以重构新型的中国现代文化。一方面他努力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毁弃一切,另一方面也清醒地认识到“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既定的文化传统仍然在发生着影响。除了在“报仇雪耻之乡”的古吴越文化中寻找批判武器外,他注意到了位处“西僻”、常以“异端”面貌呈现、与封建正统文化相悖离的巴蜀文化。
二
任何一个文化伟人的出现,都有一个思想前提和时代思潮的氛围。除了古吴越区域文化积淀和巴蜀文化的影响外,20世纪初的社会新思想浪潮的澎湃,是造就一代伟人的关键。用鲁迅所推崇的勃兰兑斯的话来说,只有在时代的同声齐唱中,作为领唱歌手的精英人物才显得伟大。
对鲁迅的思想形成影响最为直接的,是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屏蔽宣言》”——中国第一部明确而系统的民主共和建国纲领的《革命军》,因为,“此书逆乱,从古所无,竟敢谤及列祖列宗,且敢直书庙讳,劝动天下造反”。即,鲁迅在大张“蜀人邹容”(乃师太炎先生《邹容画像赞》:“华阳黑水,祖气惟汉。桐生蔚丹,爰初发难”等言,亦是从巴蜀区域文化精神的角度评论邹容的)名号的《革命军》中,找到了最锐利的批判武器。对此,鲁迅说得很清楚,在中国迈进现代化的时代浪潮初期,在众多的革命宣传品中,“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接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邹容,是一个具有巴蜀区域文化典型性格的新文化斗士。
中国文化以儒家、道家为两大主干。前者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大力提倡,成为居统治地位且在显表层面运行流布的文化形态;后者因为张扬人的自由生命、注重人的个性精神,而一直在潜隐层面作用着大多数中国文化人的价值心理,尤其是在中国文学历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庄子说过“世皆混浊,未可与庄语”,那么“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就是汉代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巴蜀文化人对庄子学说最典型的演绎,并且逐渐积淀为一种区域文化精神,李白、陈子昂、苏轼、杨慎等历代巴蜀作家的创作特征和生命形态,既是这种区域文化精神积淀的充分显现,又以其生命存在方式和艺术创造成就,加强了这种积淀,衍化为巴蜀区域文化和人文精神,影响制约着巴蜀地区的后继者。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在巴蜀盆地是统一的。“巴蜀半道,尤重老庄之术”的文化形态,正是基于一种价值观的选择和认同。“西僻之国”地理的偏僻、大盆地交通的阻隔,致使“蜀地鄙陋,有蛮夷风”,未受北方中原儒家理性文化规范的原初文化形态,体现为一种坦率真诚的自由人生和“活泼泼”的生命存在方式。正是这种区域文化精神,致使漫长的中国历史很少有巴蜀籍贤臣良相,却涌现出大量的著名文学家。
“蜀中斗绝,易动难安”的区域人文精神,形成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社会形态,巴蜀人则不无自豪地自谓:“世浊则逆,世清则顺”,并引以为荣。巴蜀大盆地历来的地方势力割据称霸,近现代巴蜀民间帮会袍哥势力在社会政治活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都是这种区域人文性格在起作用。远离中原正统“中心”的“西僻之国”,地理的“边缘”带来了对封建统治文化的悖离意识,“天府”物产的优裕形成着“戎狄之长”的骄狂,巴蜀区域文化精神由此形成。《山海经》记载的“西南有巴国”、“有都广之野”、“巴蛇吞象,三岁而出其骨”;神话和民间传说留存的“蜀犬吠日”的狂妄骄狂,“碧血化珠”的顽强执著等,都是巴蜀文化那种浮躁凌厉、骄顽难驯、大胆搏击的人文精神之鲜明体现。在蜀中的少年邹容,就受巴蜀区域文化天然反叛性格的影响,“与人言,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攻击程朱及清儒学说,尤体无完肤”。对封建正统文化,他是深恶痛绝的:“近国家多难,而必欲縻费千百万之国币,以于百千万帖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中,而拣其一二尤者,于天下国家,何所裨益?”他劝告人们“切勿奔走于词章帖括中,以效忠于前人”这种“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的思想,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构成彻底断裂的显著特点。鲁迅将之表述为:我们要保存国粹,但国粹首先必须保证我们的生存!
邹容《革命军》关于国民奴隶劣根性的批判,是坚决彻底的。其“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的愤激批判被鲁迅形象地化为“在黑沉沉的铁屋子昏睡”的艺术意像;《革命军》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彻底否定:“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成为鲁迅《狂人日记》中的“陈年流水账簿,皆为‘吃人’二字”;邹容关于中国民众愚昧保守的“固擅奴隶之所长,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谏夫,日日演其惯为奴隶之手段”等论述,就是鲁迅在各种文体中多次表达的、并且已经成为鲁迅整个创作所表达的一个基本思想。邹容提倡的“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正是鲁迅终身坚守的“立人”,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思想武库 。邹容所论述的“以故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殂豆,充韧儒林,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咤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之不若”,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陈士成等封建士子的性格根本表现,就是邹容思想的形象化、具体化。而“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等普通人的画像,正是鲁迅笔下那种“辛苦而恣睢”地生活的民众写真。“吾愿我同胞,万众一心,肢体努力,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等,实际上就是《狂人日记》结尾所大声疾呼的基本内容。
“扫除数千年种种专制之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奴隶性质”,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肇始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最根本内容,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程中的基本轨迹,所以李泽厚在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指出:邹容的《革命军》“是五四运动和鲁迅作品的先导”。对封建专制主义、封建专制下文人的畸形变态心理和国民奴性劣根的揭露和批判,这既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变革需要,也是邹容和鲁迅新文化建构中最大的思想特征。其根本主题是在于“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所以“辞多恣肆,无所回避”。其实,除了时代浪潮的激荡外,区域文化“蜀人”性格也直接哺育着邹容的思想,,如明清之际巴蜀进步思想家唐甑(1630-1740)在其《潜书》中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表现了鲜明的民主思想。他指出:“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公然提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杀人者众手,天子实为大手”。将一切罪恶的总根源归结于封建统治和君主专制制度。这可以被看作是18世纪中国“启蒙主义”的最强音。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前奏曲。正是由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愤怒批判,必然要引起进步思想家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根本支柱——孔孟儒家学说的深刻怀疑。邹容的偏激大胆、鲁迅的彻底虚无和绝望,原因亦在于此。
三
鲁迅对巴蜀山水是喜爱的。烟云缭绕、青山碧水、“天下之山水在蜀”的自然景物曾经深深地吸引着鲁迅。《鲁迅日记》曾三次记载着他与一位巴蜀画家的交往:
(1913年2月23日)季自求、刘笠青来,笠青为作山水画一幅,是蜀中山,烟云缭绕,历二时许始成,题云:十年不见起孟,作画一张寄之。晚同饭于广和居。
(1914年11月22日)午后刘笠青来,捉令作画。晚至广和居餐,同座有程伯高、许永康、季自求,而笠青为主。
(1916年7月16日)寄二弟信,附刘笠青画一枚。
刘笠青是周作人在日本留学的同学,经人介绍结识鲁迅,鲁迅一旦接触到刘笠青的蜀中山水画,就喜爱有加,是有“捉令作画”之举,并且珍藏终身,是为《天风海涛豫才大哥鉴 甲寅冬笠青写于燕京》
对巴蜀文学的历代辉煌,鲁迅是有所注意的,对蜀人著述的“《山海经》《三国志》诸书,未尝梦见,而亦能津津然识长股,奇肱之域”(《月界旅行•辨言》)的瑰奇幻丽,曾经发出由衷感叹。他极为推崇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贡献价值和独创性:“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为不同”;对其人格和文品也有极为精到的诠释:“常闲居,不慕官爵,亦往往托词讽谏,于游猎信谗之事,皆有微词”,以是“寥寂”,“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我们不难体味到鲁迅因自身境遇(1926年)而发自内心的共鸣。正是在这种心态中,鲁迅才对司马相如由衷地赞叹:“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1927年,即将离开厦门去广州的鲁迅应章川岛夫妇之请求,为之抄录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题赠,可见鲁迅对司马相如的喜爱程度。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还专门引述了苏轼关于“三国故事”的说法,以证明《三国演义》成书历程绝非一朝一夕;引用过宋代庄季裕《鸡肋篇》卷中“昔四川有异僧”(布袋和尚)的材料和后蜀花蕊夫人的诗句(即:君王城头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作为论据。
鲁迅论述问题引证过的巴蜀典籍还有:五代蜀杜光庭《神仙感遇传》卷三、唐代韦著,记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时所述古今异闻《戎幕闲谈》笔记集、段成式《酉阳杂俎》、五代前蜀人韦庄所编《才调集》、晚唐西蜀词人合集《花间集》、征引过“东坡《濠州涂山》诗”(即《濠州七绝•涂山》“川锁支祁水尚浑,地埋汪罔骨应存;樵苏已入黄能庙,乌鹊犹朝禹会村)、宋代临邛(今四川邛崃)人计有功所著《唐诗纪事》;抄校宋人《云谷杂记》时参考并引述过宋代蜀僧祖秀的《华阳宫记》、校录过清代蜀人邓云昭的《墨经正文》……这一切都说明,鲁迅对巴蜀文化和文学是极为了解的,是持喜爱态度的。当然,这也是由于巴蜀文化的“边缘”性质,特别是巴蜀历代文人“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的区域文化精神。而最根本的价值标准,还在于鲁迅对文化创新——尤其是国民性改造的基本立场:对首先获得“人之大觉”、敢于“别立新宗”的“精神界之战士”热切翘盼和认同!
对蜀籍文史专家谢无量,鲁迅是极为推崇的,在其《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大量引用谢无量的文学史观点和史料,这不仅仅由于谢无量写出了中国第一本文学史,更由于谢在治史的方法、立论的观点以及大量的史料使用上,都是一个“别立新宗”的开拓:“中国文学概论还是日本盐谷温作的《中国文学讲话》清楚些,中国有译本。至于史,则我以为可看(一)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在《鲁迅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与蜀籍词人、金石专家乔大壮交往的多次记载。这不仅是二人在教育部同室办公四年的交谊,更主要的是他极为欣赏乔的金石篆刻和书法。鲁迅书房悬挂的集《离骚》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鹈觖之先鸣”,就是请乔书写的,在鲁迅博物馆我们还可以看到乔大壮给鲁迅的众多信件和所治印章。通过《鲁迅日记》、书信集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开列出鲁迅所交往和关注的蜀人名单:傅憎享、任白戈(笔名“宇文宙”)、李秉中(鲁迅曾亲自奔贺其婚礼,见《两地书•118》;收到其来信使他“出于意表之外”地喜欢——共计信件21;)、赵景深(信件3)、赵其文(信件2)、王志之(信件18)、为王余杞(信件1)刊发所译俄国契诃夫短篇小说《爱》(载《奔流》1929年第二卷第五期)。
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他对“五四”青年巴蜀作家群给予了充分地评说,并且大量编选巴蜀青年作家的作品。进入鲁迅关注视野的有:浅草——沉钟的蜀籍青年作家群、黄鹏基、李劼人、敬隐渔、林如稷、陈翔鹤、陈炜谟——这个区域群体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个人入选篇目,都是最多的。聚集在“浅草——沉钟”社的蜀籍青年作家群,用鲁迅的话说,“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他们“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着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由于巴蜀大盆地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苦难,以及西方文化“世纪末的苦汁”涵蕴,使这批青年“玄发朱颜,低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因此,鲁迅从他们的创作中自然地看到“蜀中受难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见了”。对于他们的作品,鲁迅曾经饱含诗情地说:“我照作品的年月看下去,这些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们的灵魂便依次屹立在我眼前。他们是卓约的,是纯真的,阿,然而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们”。尔后,为周文的小说被“腰斩”之事,鲁迅毅然站出来打抱不平;对巴金遭受误解,鲁迅热情地肯定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我们当然记得鲁迅《关于小说创作题材的通讯》,它对蜀中作家沙汀、艾芜克服缺点,走上正确的创作之路,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可以说,艾芜《南行记》的成功、沙汀后来成为中国20世纪“农民诗人”、中国“现代乡镇人生”的真实表现者、一个用巴蜀区域文化视角描绘现代中国社会状貌的杰出作家,都是与鲁迅的导向分不开的。而郭沫若与鲁迅的碰撞交锋和互相称许,更是大家谈论甚多的话题。鲁迅在为美国作家伊罗生编选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作序时,还专门推荐蜀中青年作家刘涟清的《我们在地狱》:“这一篇是写四川最近军阀混战时两个敌对的军阀争一城市而在城内奋战的写真,作者大概是四川人,而本篇所叙是他亲身的体验,所以非常动人”。
四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新建构内容之一,“鲁学”由于涉及思想、文化、美学、文学及其创作手法技巧等诸多领域,因而成为世纪“显学”。现代巴蜀文化在自身建构中,必然要对“鲁迅学”的建构作出自己的应答。
这首先要说吴虞。1906年,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吴虞在日本东京写下《中夜寐偶成八首》,其中就有:“孔尼空好礼”、“圣贤误人深”等“非儒、反孔”之作(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就收录其在日本所作之诗)。1910年10月问世的《辩孟子辟杨朱之非》,是吴虞正式开始对中国正统文化进行抨击的信号,他指出:“君主之专制,衿束人的言论,教主之专制,禁锢人的思想”,“吾愿抠衣执鞭,以从其后,而鼓舞言论自由之风潮也”,因其大胆批判和彻底的叛逆精神,被封建王朝视为“非圣无法,非孝无亲,淆乱国宪”的名教罪人。其后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等系列文章,把反对宗法制度、家族制度、专制制度,与批判封建宗法思想、礼教、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奠定了他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地位(南社诗人柳亚子称吴虞与龚自珍、马君武为“诗界革命军之三人”、胡适称之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陈独秀称之为“瞻仰弗及”的“蜀中名宿”)。正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才对鲁迅的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欣喜若狂,《读〔狂人日记〕书后》指出:“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原载于成都《星期日》周刊),又以《礼教吃人》一文与鲁迅遥相呼应:“我们如今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其《中国史纲要》中论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将鲁迅和吴虞作为“向封建礼教进行最激烈的挑战”的先驱者并称。这些文章以系统的方法、深刻的见解和逻辑性极强的论说,成为鲁迅研究早期最重要的成果而被人称道。
需要说明的是,吴虞是一个自觉皈依巴蜀区域文化精神的反封建斗士。他在《三君咏并自述》中说:“孔教日沉沦,陋儒日标榜。苦心探坠绪,微言炳天壤。南北感深芜,章康传逸响。蜀学寄何人,斯文实心仰。”在“自述”中说自己所仰慕的是:“马迁先黄老,扬云好辞赋”。并多次在诗文中提到故乡先贤、清代思想家费密:“私喜同乡得君在,山川仿佛灵之游”!1934年,吴虞为出版的《蜀词人评传》写序时,就大书“略举所知蜀人之于词开宗立派,笼罩后来,实无多让”,其“蜀人”意识之强烈,于此可见。其非儒反孔之区域文化背景和思想渊源,亦可以从之得到解释。
林如稷留法期间,建议同乡敬隐渔将鲁迅的《阿Ｑ正传》翻译为法文,发表在罗曼罗兰主编的《欧罗巴》月刊1925年第四十一、四十二期。一九二九年他又译成《孔乙己》和《故乡》,与《阿Ｑ正传》同收入他编译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作家作品选》,由巴黎理埃德尔书局出版。罗曼罗兰正是于此而了解鲁迅,鲁迅被介绍给世界,蜀人可谓首功。“五四”时期主持新文化运动“四大刊物”之一《晨报》的蜀人蒲殿俊,为鲁迅作品的刊发和催产更多的创作,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正式倡导“鲁迅学”的,是郭沫若。在鲁迅逝世不久,郭沫若就在《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提出:“中国的新文学由先生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中国的近代文艺是以先生为真实意义的开山”,“先生的健斗精神与年俱增,至死不衰,且这尤其是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敏锐地抓住鲁迅的人格特征:“始终上为解放人类而战斗一生的不屈斗士,民族精英”。对“鲁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的特点,他进行了全面地论述,甚至具体到史料学、诠释学。40年代他在《庄子与鲁迅》中指出:“要通晓鲁迅作品中许多新旧故实和若干语汇,恐怕要有精确的注释才行”,在文中他还示范性地对鲁迅作品进行过一些诠释。新中国建立后的《鲁迅全集》的出版,也凝聚着郭沫若的心血以及学科建设的努力,这是人所共知,此不赘述。这就使“鲁学”超越了一般的思想、屏蔽回忆和作品赏析等浅度研究,而逐渐形成一门学科体系。
现代巴蜀作家沾泽于鲁迅甚多,他们对“鲁学”的建立,也贡献颇大。巴金、沙汀、艾芜在众多文章中对鲁迅研究所作的贡献,20世纪巴蜀文坛关于纪念鲁迅的多次活动,80年代川、渝学者合作的《鲁迅作品手册》以及稍后的《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等,都是中国“鲁学”的可贵成果。“四川鲁迅研究会”在2001年举行的“纪念鲁迅”活动,显示着其作为坚持最久的省级学会之一,在“鲁研”领域的坚韧努力。
>>使民国青年倾倒的《约瀚?克利斯朵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