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城遗址考辨
李建廷
按语：原城是夏代都城，史书有载。清《济源县志·古迹》记其方位“在县西北四里，今呼为原村……济庙（济渎庙）西龙潭东北有遗址存焉。”1959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曾对庙街村（今济源市北海办事处庙街居委会）西的文化遗址进行试掘，出土大量石器和陶器。1963年，河南省政府公布庙街文化遗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和1994年，省、市文物工作队又相继对此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确认出土文物为商周时期和龙山文化时期。但是，在2001年王屋山古文化研究会上，克井镇原昌村学校教师李建廷根据自己多年的考证考察，提出了原城遗址在原昌的观点，颇有参考价值。原城遗址在原昌还是在庙街西，或者两处均为原城遗址，或者原昌是更为古老的都城遗址，还有待考古工作者再作研究。
我的家乡克井镇原昌村位于太行山脚下，孩提时就常听老人们讲村的由来。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①原昌古代称原城；②原昌商代是有苏氏国的都城，美女苏妲己的故里；③原昌是东周原伯贯的采邑地；④原昌是原国大夫赵衰的封地，村周围原来有八座大冢，葬的是赵衰及其后裔。由于有这些传说，我开始留意观察村外的地形地貌，并订阅文物杂志，从中学到了一些考古学知识。在此基础上，多次对村四周显现的文化层进行考察，发现古代遗存物极多，而且多数应属龙山文化。根据相关资料和原昌村文化层分布情况，我认为原昌遗址应为古代原城，并草成拙文，给研究夏、商、周文化和原城遗址的同志提供一点资料。
有关原城的历史，史书中有多处记载，并且有至今传为美谈的故事。目前能见到的主要有以下几处：
一、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帝宁居原，自迁于老丘。”这里的帝宁即夏代第七代帝王予。《史记·夏本纪》记作“帝宁”或“帝予”。《世本》记作“帝杼”。《左传》记作“后杼”。《辞海》记作“予”。帝予约公元前18世纪前后在位，距今约3800年。
二、清《济源县志·沿革》载：周武王封弟原叔于原，为原国。
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鲁釐公（即鲁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晋文公辅佐周王室平定内乱后，迎接周天子复位。这年的四月初四，周天子以酒相待，并将阳樊（今承留镇曲阳）、温（今温县西）、原（今原城遗址）、攒茅四个诸侯小国封赐给晋文公。春秋时期，封赐是一种奖励方式，受封赐者对那些不愿降服的封地军民，多采用武力，但是晋文公对原国却没有采取强行攻打的办法，而是命士兵各带三天的粮食，先把原城包围起来，如果到了三天原国还不投降，就下令撤离军队。三天过后，原并未投降。这时，派出的谍报人员从城里出来报告说，城内被围的军民已经快没有粮食吃了，很快就会投降。晋文公属下的军吏也建议说，还是再等一等吧。晋文公说，守信是立国之宝，也是取得民心受到拥戴的根本。如果再围下去，虽然夺得了原，却失去了“信”，怎么能得到原国百姓的拥戴呢？于是下令撤离了围城军队。原国军民见晋文公如此大度守信，终于请降于晋。这一颇具戏剧性的历史故事，被后世称为“伐原示信”。
四、《史记·晋世家》载：晋国卿赵衰（即赵成子，亦称成季、孟子余）追随公子重耳（即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并助重耳回国即位。回国后，晋文公四年（前633年）任原大夫，亦称原季。
五、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夏代遗址》载：少康灭寒浞，建都禹旧都阳翟。少康子帝杼北渡黄河，都原（河南济源县），又南渡，都老丘（河南陈留县附近）。又载：春秋中叶，周襄王奖封有功诸侯，封原于晋文公。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原城在历史上从夏后杼建都到晋文公伐原，经历夏、商、西周、春秋，前后约1400年。
关于原城的地望，文献记载不尽一致，总括起来有如下几处：
一、南朝刘宋时代的史学家裴骃《史记集解》载：杜预曰：“河内沁水县西北有原城。”
二、唐司马贞《史记索引》系本云：“成季徙原。”宋忠云：“今雁门原平县也。”
三、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转引《括地志》记载有二：其一，“原平故城，汉原平县也，在代州崞县南三十五里。按宋忠说非也。”其二，“原城在怀州济源县西北二里。”
四、清乾隆十六年《济源县志》载：“原城在济源县西北四里，今呼为原村，居济渎庙西。”
以上所引第三、第四条虽不尽一致，但均应指1959年考古发掘的庙街村西之原城遗址。第二条显然不能成立，因先于《史记》的《左传》中有详细记载：太行山之南，黄河以北，史称南阳，有温、原、攒茅、阳樊四邑，“原本周畿内邑也”。四条中惟第一条杜预所言值得研究。杜预（222～284年）是西晋学者，最喜读《左传》，时人谓之“左传癖”。从年代看，杜说也早于其他说，比《括地志》作者隋人魏王泰之说早300余年，比《史记索引》作者唐司马贞之说和《史记正义》作者唐张守节之说早近400年，比清《济源县志》之说早1500年。杜预说“河内沁水县西北有原城”中的“河内”是郡名，辖黄河北数县，沁水县在今济源境内，汉明帝时置，辖济源北部一带，治所在今五龙口镇王寨村。若以今王寨为坐标，庙街村西的原城，杜预应记为“沁水县西南”，而不应记为“沁水县西北”。在王寨西北方向上的几十个村庄中，有大面积古代文化遗存且村名中与“原”有关的只有一个原昌村。据村中老年人讲，原昌过去称为原村，因严重缺水，元朝时县令梁贞帮助打井取水，并改为原昌，以表达希望昌盛之意。
考证原昌村名还可以从“原”字的本意说起。“原”字是“源”字的古字，有多种写法，《康熙字典》中收录有多个“原”的异体字，其中一个写作“（广字下三个泉）”，《说文解字》释“（广字下三个泉）”义为：泉水本也，以三泉在“厂”下以示并流出山崖。这一解释与原昌村的地形地貌十分相合：原昌村北是太行山，山崖高悬；有三条溪水自村北流向村南，在村南相汇，流入盘溪河；山崖、溪流相映成趣，准确诠释了“原”字的本义。
考证订正历史，一靠文献，二靠考古发现。两者相比，后者往往比前者更具说服力。本人多次对原昌村内外进行考察，发现古代城址布局如下：
城址位于孔山西麓盘溪河拐弯处的平原上，平面略呈长方形，古代遗址四周城壕依稀可辨。北城壕深约2米，宽6米，长500米；南城壕深2米，宽7米，长100米；西城壕在马市街西，已夷为平地，从局部截面看，深2米多，宽6米；东城壕为天然的盘溪河床。东西城壕相距1500米，南北城壕相距600米。南城壕北侧残存夯筑城墙一段，夯土为平夯，每层厚约12厘米左右。东门道宽约3米，上面还留有20厘米厚的路土。城内面积约90万平方米。
古城遗址文化层大部分压在村民的住宅底下，现已查明的有四处：
关槐树遗址　位于村南。此处曾有一棵古槐树，村民称“关槐树”，20世纪20年代被采伐。在树旁沟壑壁上，留有房舍遗址。从剖面看，属长方形的单间房舍，半地穴式，房舍宽处达4米，窄处仅1米。地坪为夯实的烧土。地穴内积满黄土、石块和瓦砾，其中有鬲、盂、豆、罐等陶片，大多为灰胎，饰绳纹较多，素面较少。
崇起寺遗址　崇起寺位于村西北部。建于北宋仁宗嘉佑七年（据寺院遗留经幢记载），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焚毁，仅残留2米多高平台。1989年学校建房挖土，发现土台下有一米左右的夏前文化层和半地穴房舍遗址。地穴截面宽2～4米不等，地面和四壁为铲平磨光的砂质岩石，有的地方还抹上了石灰。从地穴堆积的砂石块和瓦砾中，能明显看出房舍是土墙或石块砌墙。地穴的土层内含有罕见的画像砾石、浅腹素面平底陶盆片和石犁等器具。
石胡同遗址　位于村东北角。文化层中含有大量的鬲、盆、罐、盂、豆等陶器残片。陶片以泥质灰陶为主，其次为外灰内褐的夹砂陶、磨光黑陶和红陶，文饰为绳纹，附加堆纹等。此文化层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疑为奴隶主贵族居住的地方。
鸿沟遗址　位于村东约二里许，沟两壁显露出一些房舍建筑遗址，均为半地穴式。地穴长1～4米，地坪为夯实的细土。地穴土层中含有瓦片、石刀、石斧等石器碎片，陶片显绳纹、指甲纹为多，素面较少。
另外，村东北也有文化层堆积，多显半地穴式房屋遗址和陶窑遗址。地面遗物丰富，陶片俯拾皆是。当地群众曾在这里捡到过石秤砣、贝壳和玉器等。文化层可分为三层：第一层黄褐色，内含豆、壶、罐、鬲等陶器碎片；第二层为灰褐色，内含黑衣陶片、石刀、石斧等器具碎片；第三层浅灰土，含红色土粒、红色陶片等。
根据文献记载和原昌地下文化层考察情况，笔者认为，原昌村地下古城遗址应属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晚期，与夏后杼居原的时代大体相符。根据村东北石胡同一带发现的龙山文化和商周文化遗物遗迹，这里应是原城遗址或“另一处”原城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