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3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位于河南省会郑州市南郊的新郑还是郑国的国都。公元前375年，韩国军队把新郑团团包围，新郑城下，旌旗招展，号角齐鸣，在韩国大军的强大攻势下，郑国很快就灭亡了。之后，过了140多年，到了公元前230年，韩国又被强大的秦国消灭，新郑这个都城废弃，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直至1923年，新郑市李家楼的绅李锐家的菜园里，由于干旱，蔬菜已经打蔫了，李锐决定在菜园里打一口井。他也没有想到，菜园的下面就是当年郑国的大墓，大墓里曾安睡的是郑国国君。李锐竟挖出了不少青铜器，他挑选了几件比较完整的铜鼎去卖，发了一笔财。

恰逢此时，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来新郑巡访，听说了李锐挖宝的消息，马上出面阻止，收缴了挖出的国宝，追回了被卖的文物，又派工兵继续挖掘，共出土青铜器100多件。靳云鹗派人把挖出的古物统统装上车，武装押运到省城开封，交给河南古物保存所收藏。河南古物保存所就是现在河南博物院的前身，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郑公大墓出土文物，也成为河南博物院的首批收藏。

藏品之一名莲鹤方壶。1949年国共内战，河南古物保存所一部分文物被装上飞机运到了台湾，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另一部分文物却来不及运走，被留在了重庆。

莲鹤方壶来自郑公大墓，在郑公大墓所有的出土器物中，只有一件青铜炉上铸有七个字的铭文，据考证为「王子婴次之囗炉」。这七个字的铭文为考证大墓的年代提供了惟一的文字资料。早在1924年，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就指出：铭文中的「婴次」应是文献记载中的「婴齐」，也就是楚庄王之弟、楚国的令尹子重，《春秋》等文献称之「公子婴齐」，而楚人自称则为「王子婴齐」。那么楚国令尹子重的器物何以会出在新郑呢？王国维认为，这是由于晋楚鄢陵之战时，楚军战败逃遁，所以才会将此器遗留在郑地。如果照此推测，那么新郑大墓就应当葬于鲁成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575年鄢陵战役之后。当时郑国的国君是郑成公，所以新郑大墓的墓主有可能是郑成公或者是郑成公以后的某一代郑公。针对王国维的观点，郭沫若先生于1932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郭沫若主张「王子婴齐」应是郑公子婴次，新郑之墓当成于鲁庄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80年后之三五年间。墓中殉葬器物至迟亦当作于公元前675年。这一推测比王国维的观点早了约100年。

莲鹤方壶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造型宏伟气派，装饰典雅华美。壶颈两侧用回首之龙形怪兽为耳，腹部四角各攀附一立体飞龙，圈足下有两个侧首吐舌的卷尾兽，似乎在倾其全力承托重器。壶上物像众多，杂而不乱。神龙怪虎，神态各具。方壶装饰最为精彩的乃是盖顶仰起盛开的双层莲瓣，以及伫立莲瓣中央一只立鹤。莲鹤方壶被专家们誉为「青铜时代的绝唱」，它说明郑国的工业科技水平特别是青铜器铸造工艺，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

以莲鹤方壶为代表的新郑彝器，还向我们展现了郑国青铜器的特征。读过《春秋》经传的人都知道，当时的郑国居于晋、楚两大国之间，朝晋暮楚，在夹缝中求生存，形势十分艰难。春秋中期以后，中原之晋，南方之楚，在文化上也各自形成中心，这也明显影响在青铜器上。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既有接近于以晋墓出土器物为代表的中原色调，又有接近楚墓器物的楚文化因素。可以说，它是中原文化南传和楚文化北传的第一驿站。

1999年钟鼎青铜器复仿制的莲鹤方壶被国务院指定为外交礼品，赠送给国家领导人和国外总统、首相。其中有南韩前总统金泳三、新家批前总统王鼎昌、坦桑尼亚总理弗雷德里克•苏马也、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台湾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夫妇等。